武建奇: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的新境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1-12-06 11: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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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奇  

   摘 要: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它重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但更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非公有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要求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壮大共同富裕根基;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不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求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特色;发展型共同富裕;多成分共同富裕;市场式共同富裕;分阶段共同富裕

  

  

   (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能“选择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逐步形成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的重要制度,不能动摇;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性经济制度,共同富裕建设不能脱离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基本经济制度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始终,不是临时政策,不能随意取舍。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全面、完整、准确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可对完整内容中一个片断进行“选择性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问题上包括公有主体、国有主导和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要“整体坚持”“完整坚持”而不能按照个人偏好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进行肢解隔裂,断章取义,然后“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要同时坚持两个基本方面而不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既要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又要坚持在公有主体、国有主导下的非公有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主体、国有主导和多成分并存是个整体,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能片面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更不能片面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有了它们的合力才能更好更快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公有主体、国有主导是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保证”。把公有制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一再阐明了私有制社会不可能出现劳动者和剥削者的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可以生产出超过以往所有社会总和的财富,但这些巨额财富不会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因而不会因为财富的丰裕而走向资产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的共同富裕;相反,劳动者创造的这些巨额财富又会通过资本积累被资本家用作进一步剥削劳动者的手段,成为进一步扩大劳资贫富差距的工具。真正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社会才能实现。那时候,“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6],“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因此,今天我们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是减缓两极分化、促进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8]“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 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 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 ”[9]

  

   非公有制经济不应该成为共同富裕进程的旁观者。非公有经济具有“私”的性质,尤其私营企业的行为服从剩余价值规律的增殖要求,存在剥削、具有逐利性,表面来看,似乎与共同富裕格格不入。但是,非公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构成,非公有经济的私有性质虽然不能根本改变,然而不同社会的制度环境却可以改变它的“色彩”,影响它的行为,使之服务于不同的任务对象。社会主义下的非公有经济完全应该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普照的光”②,它支配着当今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着的每一种经济形式的地位和影响,使非公有经济的私有和逐利色彩也隐没其中,决定了它显露出来的私有和公益、剥削和慈善、个体逐利和社会责任等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非公有经济可以成为共同富裕建设的能动力量,那种一说搞共同富裕就想到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剥夺剥夺者”,就想到《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消灭私有制”,这在现阶段是脱离国情的;一讲共同富裕就想要进行“新土改”和第二次“三大改造”以改变现行所有制结构、对民营经济进行公有化改造,这也是不切实际和不可取的。

  

   (二)发挥民营经济在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当前推进共同富裕的大前提。在公有主体、多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基础上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各方面向善力量,政府和市场、国家和个人、公有和私有,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化”,就没有理由拒绝任何正能量。推进共同富裕企图只靠公有单干,把民营经济拒之门外是不理性的。

  

   浙江“共同富裕之谜”值得研究。中央为什么把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浙江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把民营企业高度积聚的城市深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而没有把示范区定在公有占比更大的其他省份?在现阶段,其中必有道理。浙江是百姓感受最安全、最具幸福感的省份之一;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降至1.96∶1,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11]而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则高达2.56∶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3 834元,农村居民仅为17 131元)[12]。浙江这个“共同富裕之谜”值得学界从不同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做出科學解释。

  

   民营经济也有“革命传统”薪火相传。革命战争年代不乏民营经济、民族资本支持革命根据地建设、支持抗日活动、支持推翻“三座大山”革命斗争的案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红色资本家”支持配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新时期更有像华为这样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民族复兴、中华崛起大业中大显身手。中国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光彩事业促进会”,就是由民营人士发起的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非公组织[13],中央统战部直接领导并发文对其活动进行指导,光彩事业组织民营企业以捐资助学、医疗救助、扶老助残、赈灾济困等形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相当于一种民间的“转移支付”,以民间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显示了非公有经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特殊作用。[12]全国工商联组织的民营企业“万企兴万村”活动启动会议之后, 各省都在启动当地的“万企兴万村”行动,对农村振兴也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另外,还有民营企业自发成立的“共同富裕基金”更是直接服务于国家共同富裕建设。民营经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资本的逐利性不应成为民营经济对共同富裕建设袖手旁观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拒绝非公有经济参与共同富裕建設的理由。

  

   三、 市场式共同富裕

  

   市场式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市场竞争本身可以通向共同富裕,相反,市场竞争、价值规律是催生两极分化的因素。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一个原则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求“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壮大共同富裕根基。”①

  

   (一)贫富差距是利用市场机制的一种代价

  

   市场性两极分化和制度性两极分化。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个别生产者的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为他人所承认从而实现为货币,取决于他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高于还是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高效率企业以较少劳动换取低效率企业较多劳动,效率越高盈利越多,效率越低越无盈利甚至亏损,久而久之,有人赚钱越来越多、发家致富,有人则亏损越来越多、破产倒闭,两极分化由此产生。这种分化趋势在市场上由竞争所引起而与经济制度无关。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是市场性两极分化和制度性两极分化两种力量的叠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所有制根源,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14],不断再生产出更大的资本家和更多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不可能由于政府的作用而消除,因为,资本主义调控市场旨在保护大资本利益、提高资本效率而不可能是消除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宏观上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对外收支平衡,微观上调控目标则是反垄断和保护竞争,而不以调节个人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为目标。何况,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性质就是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维护私有制特别是大资本的利益是它的天职,其作用只会加剧和巩固而不是缓解和消除两极分化。

  

   不能指望通过克服市场失灵消除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市场机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各种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配置比例,通过竞争刺激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调整社会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分散性、事后性和市场主体信息的不充分,调节资源配置会造成比例失调和资源浪费的误配,刺激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会出于私利考虑而保守技术秘密,从而阻止技术扩散推广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特别是竞争导致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具有市场性两极分化倾向。市场性两极分化是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正常”发挥作用时的消极后果,是一种“常态”,并非市场失灵的特例,因此,不能指望通过克服市场失灵来消除市场性两极分化。比如一般讲的市场失灵是指在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充分时的市场机制作用状态,这些所谓的“失灵”都是妨害竞争的,消除这些失灵只是对正常竞争的恢复和保障,其结果还是回到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正常状态,而市场性两极分化正是在这个“正常状态”下发生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共同富裕具有市场色彩

  

共同富裕进程无法与市场机制脱钩。传统共同富裕理论是“非市场的”,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设想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同富裕理论都是与市场经济绝缘的,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共同富裕思想虽然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但从来没有主动地有意识地把共同富裕与市场机制挂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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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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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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