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兼报人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于1930年3月到11月在上海《新闻报》连载，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从30年代起，《啼笑因缘》不断地被改编成各种电影及电视剧。如果说1906年的《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则可以称之为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经典。在专家评审的《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啼笑因缘》排第27名，《玉梨魂》排第59名。
《玉梨魂》与《啼笑因缘》的区别，除了骈体文言与旧白话以外，还在于《玉梨魂》当时是打正旗号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对“鸳鸯蝴蝶”这个标签则有些犹豫。《啼笑因缘》的序文是用新文艺白话写的，写完以后张恨水还拿给他的邻居老舍看，老舍说写得很好。后来有一些评论者，包括张恨水的家人，更愿意把张恨水称为“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小说很出名，可是他并不把自己的小说拿给母亲看，他买来送给母亲看的就是张恨水的小说。张爱玲后来也很喜欢张恨水的小说，说“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1] 。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出生于江西广信府，本名叫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南唐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共50多年的写作生涯，张恨水创作了100多部小说，总字数达两千万，比较出名的还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八十一梦》等。除了写作以外，张恨水还做了安徽、北京、天津各地的报纸编辑和记者，1927年当了北京《世界日报》总编辑，他是一个作家兼报人。
写作之外，大多数“五四”主流作家都在大学兼课教书，张恨水比较像李伯元、吴趼人等晚清小说家（后来还有金庸等报人/作家）。同样写小说，报人比较重视读者的反馈和销量，教授比较关心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简单来说，民国文学就靠这两个轮子联系社会，一个是报纸传媒，一个是学校教育。用什么方式连接地气，也会决定文学的倾向。
但报人也有两种：为报纸工作，或为自己办报。张恨水从19岁到汉口投靠在报馆工作的本家叔伯张犀草起，前后媒体生涯40年，基本上还是“高级打工”。他当过天津《益世报》和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兼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并为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写稿。一度担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笔。1936年在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及重庆版经理直到退休。除了短暂的《南京人报》，张恨水作为“报人”，主要是写手而非老板，作家身份比报人工作更重要。
民国时期，中国最出名的两份报纸《申报》和《新闻报》都在上海。1929年5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到北京向张恨水约稿。“言情”当然是必须的，还附带一个要求——上海市民要看武侠，要看噱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具体的文化产品订货单。于是，小说里后来就有了一男三女模式。其中有个女的，关秀姑，就会武功。噱头是另外两个女的，卖唱少女凤喜，和都市富家女何丽娜，相貌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就引出了男主人公跟读者的不少困惑和白日梦。
二 一个男子三个女人
男主角樊家树，江南书生到北京。“五四”新文学或鸳鸯蝴蝶派，男主角都是书生，在作家是文人自恋，可为什么那么多读者也相信？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樊家树在天桥看到十几岁卖唱少女凤喜，美丽可怜，楚楚动人，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书生与风尘女的经典桥段，在文化工业流行文学里也不过时。刚要读书识字的少女凤喜，很快又被军阀刘将军看中。先是找她打牌，故意让她赢钱。凤喜家里太穷了，看到钱又诱人又烫手，白天很喜欢，晚上睡觉时，想起了樊家树对自己很好，就感到内疚、惶恐。后来刘将军索性派兵把少女带入府里，说是唱大鼓书，其实要逼其为妾。凤喜吓昏了，又醒过来，见到了刘将军跪着求爱……
小说里的另一条叙事线索，讲一个美貌善良且习武功的女人关秀姑，也喜欢书生男主角，但知道樊家树喜欢卖唱女，就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还尽量来维护樊家树（侠女兼圣母）。凤喜被抢进刘府时，小说中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情节设计——关秀姑的父亲关寿峰和他的习武朋友在屋外观察，如果刘将军强行施暴，众人可以立刻相救……可他们看到屋内什么情况呢？
刘将军笑道：“这两本账簿，还有账簿上摆着的银行折子和图章，是我送你小小的一份人情，请你亲手收下。”凤喜向后退了一退，用手推着道：“我没有这大的福气。”
刘将军向下一跪，将账簿高举起来道：“你若今天不接过去，我就跪一宿不起来。”凤喜靠了沙发的围靠，倒愣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话你只管起来说，你一个将军，这成什么样子？”
刘将军道：“你不接过去，我是不起来的。”凤喜道：“唉！真是腻死我了。我就接过来。”说着，不觉嫣然一笑。 [2]
张恨水的这个情节设计太厉害、太阴险，他给女主人公一条她不知道的活路，也给了女主人公一个严肃的道德审判。纯真女子被都市、被权贵、被财富所毁了，用沈从文的话说——“毁了的故事”，现代小说有很多。张恨水在这里，偏偏就是不给这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别无选择完全被迫的理由。就因为这个女人，在“No,no,no……”以后“Yes”，还“嫣然一笑”。小说后半部再写她在将军府里挨骂、被打、受虐，甚至羞愧、成疾、发疯，人们始终不会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就是说社会固然害了她，她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
我们今天重读《啼笑因缘》，不仅因为张恨水的名字不能在文学史上遗漏，还因为这部小说，可以用来分析现代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通俗小说的一个基本格局，就是先让读者满足白日梦，突然遇上了一个富人、才子、大官，但后来总要惩罚金钱虚荣冒险当中的失足者，这种惩罚就让读者安心：亏的我没碰到这样的事情，或者亏的我不会这样做。
张恨水后来解释：“至于凤喜，自以把她写死了干净；然而她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意志薄弱的女子，何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要把她写得和樊家树坠欢重拾，我作书的，又未免‘教人以偷’了。总之，她有了这样的打击，疯魔是免不了的。” [3]
这段话典型体现了通俗文学的严肃原则，作家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同时，又要兼顾世俗道德。通俗文学必须有一个道德包装，但核心还是满足人的欲望。就像香烟外壳警告危害健康，烟还是有人买的。
凤喜这条故事线，其实来自当时一个社会新闻。地方戏演员高翠兰，被一个军阀旅长抢去了，当时舆论纷纷谴责旅长。张恨水在家里吃饭时说：“如果高翠兰一点都看不上旅长，旅长何以用动念抢她。” [4] 果然，不久人们就看到两个人愉快的结婚照。张恨水利用且改造了这个“逼良为娼”模式，《啼笑因缘》既不同于传统小说“贞女不屈，维系世风”，又有别于左翼作家的“弱者无辜，社会有罪”。
小说中的第三条线索，写财政总长的女儿何丽娜，长得和凤喜一样美貌，她也痴情樊家树。何丽娜常常跳舞、买花用去两千块。为了爱情，倒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到西山学佛念经。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樊家树最后选择谁呢？一个是卖唱的，有点小堕落，现在军阀府上发疯了；第二个是会武功的关秀姑，默默地爱着他，还要救他及他的情人；第三个女人，美丽，有钱，痴心，还为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不能一直在三个女人之间左右逢源的——当然，这种左右逢源也是作家和出版商在拉长篇幅延长市民读者的白日梦。
三 作家与读者共创的市民白日梦
1930年秋，张恨水的小说还在写作过程中，他到上海和三友书社及明星电影公司签约，后来就有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因为小说在《新闻报》连载，每天有人排队买报，目的是看小说。作家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压力（接下去怎么写，才最符合市民的阅读期待乃至潜意识愿望呢？）也有些得意：“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5] 近现代中国小说有很多作品，最初都在报刊上连载。但是连载方式不同，文学生产机制不一样，都会影响作品的内容。第一种连载是根据作品内容发展，连载方式也转变，比如《阿Q正传》，开始是“开心话”，后来就转到文艺版，先喜剧后悲剧。第二种是作家已经全部写好，连载就是多一个出版方式。比方巴金的《家》，后来报社被炸，没法付连载稿费，巴金说免费连载。当时其实连载的效果并不明显，巴金的《家》真正引起轰动，还是出书以后。第三种情况是作品内容决定报刊销量。被陈伯海、袁进称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小说家韩邦庆”，在1892年独立创办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就是为了连载他的《海上花列传》和《太仙漫稿》 [6] ，当时并无严格稿费制度，作家就是期刊老板，既是“文艺生产力”（作家）又是“生产关系”。为文学而做生意？还是为生意而文学？如果文学第一，自己的期刊少卖一点也无妨。问题是第四种连载，报刊是人家想卖得多，文章自己怎么写才好？李伯元、吴趼人虽然也是连载，但只是连串故事，没有主干情节要和读者共创。而且文学期刊，市场利益也没主流报纸那么大。在《啼笑因缘》这个典型案例上，《新闻报》在上海发行，小市民的阅读要求比较倾向于有钱、漂亮、人又可爱的都市摩登女郎何丽娜。相比之下凤喜可怜、不幸，但是她堕落，自己有责任。秀姑真是传统美德，会武功，但是好像一个会武功的女人，不大像一个江南书生的“菜”吧？所以我一直怀疑，如果《啼笑因缘》当年是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让咱们北方的爷们来挑，还会找财政总长女儿吗？张恨水小说的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所以，就有学者认为这些通俗小说作品背后，可以见出民国早期中国市民的白日梦。 [7] 而大众世俗白日梦里，更包含集体无意识的想象。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如果说凤喜是一个需要拯救的苦难中国，秀姑体现传统道德但救世无力，何丽娜或者象征现代都市文明方案？
一男三女模式的《啼笑因缘》在30年代如此受欢迎，是否说明当时报纸受众其实以城市男性为主（相比之下，时代变迁，现在琼瑶、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说主要吸引都市女性读者）。但如果回到中国男人的心理，与何丽娜在一起，实际上多少有点靠女方财力；与关秀姑在一起，男人一直处在被关心、被帮助、被保护的地位；也许只有面对沈凤喜这个可怜动人的小女子，才最满足男人的救人爱欲？事实上，张恨水的第二个妻子就是妇女救济院里救出来的，本名招娣，后来改名叫秋霞。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包办婚姻，第三任是崇拜他的女学生。张恨水自己的私生活倒真是有点一男三女“小团圆”。
简而言之，在阅读《啼笑因缘》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第一，作者兼报人比作家兼教授，更注重读者需求和销量。
第二，小说在报纸期刊上的连载方式，会影响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借用本雅明的观点，这是文学的生产关系影响文学的生产力。 [8]
第三，一男三女模式，也可理解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对国家的三种想象：苦难现状、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最后，同时期描写女人堕落的左翼文学，如《日出》中的陈白露，比较强调女人无辜，社会有罪。而《啼笑因缘》中的女主角，她的堕落和报应，说明了通俗文学的基本使命，满足小市民的白日梦，同时又渗透了道德教训。以后我们再读张爱玲的作品，会发现同样女人在城里堕落的故事，却可以有另外一种不同写法。
[1] 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看》上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58页。
[2] 张恨水：《啼笑因缘》，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200页。
[3] 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啼笑因缘》，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209页。
[4] 见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9年，23页。
[5] 参见任动等：《回眸与重构》，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308—313页。
[6] 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41页。
[7] 参见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8] 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