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恨水小说所写“爱情”，主要指向“言情”和“婚姻”，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恋”与“爱”。作为从旧式文人中脱胎出来的小说家，张恨水依然沉浸于古典文学的“情”之体验，而不是“爱”上具体的情爱对象——拥有独特灵魂的个人。受困于传统情境，偏执于“情”的被动感受和想象，缺少“爱”的主动认知和践行，很难走出个人的自恋，对他人形成真正的依恋和共情。《春明外史》中男女主人公的交往，从暧昧的试探，到求婚不成的分手、死别，空缺的恰恰是惺惺相惜的恋爱互动。这种传统的言情叙事，对于爱情、恋爱、自由、平等、人格等现代理念，停留于简单的语词置换和对这些名词的表面曲解，小说主人公并没有通过生命体认将其转化为个体走向心灵成熟的智慧支撑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张恨水；言情叙事；传统困境；《春明外史》

张恨水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登上文坛，此时正值新文学诞生之际，蓬勃的新思潮引发了恋爱小说潮。在创作态势上，他与新文学家们并驾齐驱，却一直被目为旧派文人。他的小说也被称作“言情小说”，而非“恋爱小说”。在古典文学中，“言情”之“情”，即男女之情。“男女情爱以肉体的结合为最终目标，超越了肉欲的感情不在文学的视界之内。”“爱情”，作为翻译滋生的新词，由“情”扩展而成现代双音词，隐含超乎肉体之上的精神之爱。晚清民初的言情小说，延续了明清才子佳人中“乐而不淫”的写情传统，笔墨不涉色情，多为纯情、痴情，张恨水也不例外。从这一意义上，“情”置换成“爱情”，貌似并不扞格。

“恋爱”之“爱”，在古代小说里鲜见，偶或在性爱描写的场景中现身，带有强烈的色情意味。“恋爱”（love）一词转借自日文，在最初使用时，因易联想到“奸淫”，遭到误解。“‘love’这一个字，在中国不但向来没有这概念，而且也没有这名词。近来虽然勉强把他译成恋爱，但概念还是没有，所以许多人只是把他和奸淫作同一解释；这便是一般人反对谈恋爱的最大的原因。……在中国人的脑筋中盘踞着的，只有‘奸淫’，所以说到‘恋爱’，便和‘奸淫’的概念混杂了。”由于担心会阻挠“恋爱学说”的传播，有读者甚至建议改译。然而，时代思潮滚滚而来，“恋爱”最终成为新文化的关键词。从民国初期婚姻以爱情为先导，追求灵魂伴侣；到五四时期的恋爱神圣，寻找灵与肉合一的恋人，爱情至上、恋爱自由先后成为时尚的热门话题。

五四时期，从现代性中诞生的浪漫爱情，是在人的觉醒中发现的。李大钊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爱情是神圣、优美的，这一发现得到了新文学家的热烈呼应和充分表达。如冯沅君“爱情是高尚、纯洁的”（《隔绝》）、丁玲寻找“真的爱情”的失望、痛苦与挣扎（《莎菲女士的日记》），杨没累坚持独身主义，又追求无性的纯洁爱情（《荷心》），郁达夫“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沉沦》）在他们那儿，恋爱神圣，包含了对人的自由权利、独特灵魂——独一无二的人格和个性的尊重。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观念，爱情包含自由、平等、个性、人格等现代理念，并非建立在一时的好感、迷恋或欲望之上，理想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统一。对于新青年来说，他们相信爱情的魔力，渴望冲出旧家庭的藩篱之后，能停泊在爱情这个甜蜜、永恒的港湾里，“一方面是个人对缺乏自由和充满理性算计的日常生活的超越，一方面是知识青年群体对一个异质的理想化现代社会的渴望”。

张恨水自言：“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18岁时，父亲的遽然离世，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他不但难以继续求学，还要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五四运动发生后，张恨水到了北京，做“新闻苦力”，靠文字赚钱养家。身为报人的张恨水，意外因“言情小说”而闻名。《春明外史》（1924—1929）抒写的正是他漂泊京城五年的经历和见闻。小说虽用第三人称口吻，却倾吐了“我”的个人情绪感受。在爱情信念上，痴迷才子佳人梦的张恨水，带着包办婚姻的隐痛，在北京有过两次夭折的恋爱，都艺术化在了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的情感经历中，带有浓烈的自传色彩。这部小说不但是张恨水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恰是因其留下了曾经的他对爱情的强烈渴求和彻底绝望，是难以磨灭的心灵印迹。他倾情投入，创作演绎了一个旧式文人才子佳人梦的幻灭人生，尽情宣泄了迷惘、伤感的个人与时代情绪。头顶上的辫子易剪去，头脑里的辫子却不易除。杨杏园“似新实旧”,代表的绝不只是个人，而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诸多号称新文学家的作家。基于情爱表象、囿于惯性牵绊，迷失于新“爱”与旧“情”，他们的思想情感，即使对于一百年后的我们亦不陌生。张恨水在小说中对“爱情”“恋爱”“婚姻”等问题，生发了不少议论。本文试以《春明外史》为主要线索，结合张恨水的其他重要作品，进一步探讨其小说中言情叙事的实质

和困境。

一 相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如前文所言，因“情”与“爱”二词在古典文学中带有不同语用色彩，“民初文学出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以恋爱为题材的言情小说蔚为大观，却很少使用正在流行的新词‘恋爱’，而仍以传统的‘情’为核心概念”。这段话已不适用于张恨水。在他的小说里，最不缺少的就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新鲜名词、时髦说法。“恋爱”“自由”“人格”“玩物”等语词，比比皆是，成了小说人物的口头禅。据笔者统计，《春明外史》中出现“爱情”45次、“恋爱”72次。言及“恋爱神圣、恋爱主义、恋爱自由、谈恋爱、自由恋爱、两性恋爱、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形式上的恋爱、精神上的恋爱”之类摩登论调，数见不鲜，甚至连“独身主义”“同性恋爱”都未缺席。可见，张恨水确是想跟上时代的。然而，“我非忘情之人，亦非矫情之人，乃多情之人也。惟其多情，则无往而不受情感之支配”。小说结尾，李冬青的这段独白，流露了作者的心声。尽管张恨水小说的人物满口都是新名词，貌似新，实则旧，其叙事仍离不开“情”。在这一意义上，他与主流的新文学确是隔膜的。

对张恨水来说，“恋爱”等于“爱情”，“爱情”等于男女之情。“你以为青楼中的人，当真没有讲爱情的吗？我们不用说李香君、关盼盼，就以眼前而论，那些外面胡闹的姑娘，打倒贴姘戏子，你看她们的行为很下贱，若用新学说什么‘恋爱自由’四个字说起来，不能不承认她们是爱情作用”。这里的“爱情作用”，即动情、发情，仍是以外在吸引、本能冲动为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表征个人独立存在、作为精神追求的爱情。无疑地，张恨水仍将狎妓、纳妾等视为“恋爱”。老友张友鸾批评说：“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 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 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 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 作者缺乏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把“男女相爱”等同于“妓院调情”，对新人新事抱有成见，这就是张恨水。《似水流年》（1932）里的黄惜时，先是追求同乡美女白行素，后见异思迁，追逐校花米锦华，失恋后转而迷恋妓女羞花。对于男子来说，嫖妓比恋爱更自在，“男子不过是图着肉欲，女子于肉欲之外，还图着一层金钱”。同是金钱的付出，前者买来的是女性的伺候、顺从，后者却需要百般地讨好女性。男人对女人动情，无非先是外貌，发情的动因还是集体的类属，决不是个体——独特的灵魂。新文学中的浪漫爱情，是他们无法抵达的精神境界。在张恨水看来，“恋爱自由”不过就是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只是在公开社交的新环境里，美其名曰“自由”。所以，他笔下的新人物，行为轻浮、放荡，与其说是追求恋爱自由，倒不如说是为了性的追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离开了婚姻，就无法谈爱情。“婚姻是爱情的代名词，或更正确地说，婚姻吞没了爱情。……儒家学说的字典中只有‘好色’‘男女相悦’这类字眼而没有爱情的概念。”相较而言，在西方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爱情至上的时代；在中国，“爱情从来没有被视为独立的价值，只有相爱者命中注定要成为夫妻时，即结成社会所接受的爱情关系时，爱情才具有合法的地位”。杨杏园的恋爱，无非是为了“终成眷属”，享受家带来的稳定和安全感。他要的其实是内人，并非情人、恋人。

在《春明外史》中，喜结连理，令人羡慕。杨杏园最渴望的就是结婚，连做梦都想。只要面对成双结对的男女，单身男女的内心就会掀起波澜，瞬间失衡。杨杏园参加朋友的订婚仪式，满席都是一对对的翩翩少年和红粉佳人。他顿感黯淡凄凉，以至于神思恍惚，难以自持，提早离席。在杏园葬礼之后，冬青因悲伤晕倒住院，看护她的，一对未婚的，一对已婚的，各有风情，她觉得太难堪了。在作者看来，除了婚姻，女性的人生似别无幸福可言。多情如杨杏园的男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传统婚姻中，情投意合只是意外之喜，并不是结婚的主要目的。在礼的防范下，夫妻之间提倡“相敬如宾”，像张敞画眉式的亲密，反会遭奏劾。婚姻之外，“狎妓”填补了男人的色欲和情感诉求。“狎”有亲昵、亲近之义，态度不庄重。这种关系并不平等，缺乏对女性的尊重。男人沉迷其中，不间断地造访爱恋对象，有时只为了单纯的调情。

杨杏园初见梨云，就觉得其人如名，洁白无瑕，玲珑可爱。梨云虽是妓女，却还是清倌人。她十五六岁，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与其身份截然相反，贞洁是杨杏园对她一见钟情的诱因。一个是不与世同流合污的文人，一个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少女。此外，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客居京城，举目无亲，漂泊无依。当杏园孤零零地卧病在床时，少茶缺水，心生恐惧，梨云瞒着姆妈，跑来探望，如同雪中送炭，未免使他倍加感念。在他动摇之际，她会穷追不舍，打电话、寄送手绢和照片，还会写信，使他感觉“脸红耳热”，挑逗起“又是烦恼，又是痛快”的复杂情绪。概而言之，她像一个小妹妹，可宠溺、掌控，让他生发强烈的呵护之心；患病之际，她又有母亲般的温柔、体贴；她的美貌和身份，使她既有情人的性感，又很会调情。这种来自异性的柔情、牵挂、照顾，足以平衡身心。正如张爱玲一语道破的，对男人而言，“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红玫瑰和白玫瑰》）。然而，无论作家将这段情爱故事写得多么缠绵悱恻、哀艳动人，梨云之于杏园，只是一个玩赏对象，一个具备使他动情的女性符号。

杨杏园对梨云的幻觉，偏重的是情欲满足；李冬青之于杨杏园，则能够抚慰他的灵魂。在他心目中，她是个少见的人物，幽娴贞静，蔼然可亲。她时常若有所思，面带微笑。不像林黛玉（《红楼梦》）、刘秋痕（《花月痕》），终日哭哭啼啼，以泪洗面。书中多次写到她的微笑：“淡淡含着笑容”“微微笑了一笑”“吟吟地微笑”。冬青出身于没落书香门第，擅长诗赋，精通书画，是个偏爱旧文学的“女学生”。杏园口里说着她“太不解放了”，并自嘲为“落伍的青年”，内心则“深喜”她的同情同调。最可贵的是，她与他心心相印，是个知音，其应和之精准，如同他自身的回响。尤其“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的浩叹，原是杜甫思念李白而发。在小说里移作杨杏园的自况，是其清高自许，自恋自怜的内心写照。此语在书中出现三次，一唱三叹，回环复现，营造了一种感伤的氛围和情调，非得由此解人道出不可。第一次是冬青对着杏园的背影，暗自叹赏；第二次两人不期而遇，同在北海赏荷。她借评点杨诗，当面说出。虽轻描淡写，在杨听来却如同电闪雷鸣，一下被击中，令他默然良久，心悦诚服；第三次杏园独自玩味，喟然长叹而自吟。小说中杨、李二人默契得如同一人。他们的邂逅有很多巧合，在中央公园、西直门动物园，冬青总会适时出现在杏园孑孓独行，顾影自怜，对花自叹之际。两人之惺惺相惜，心有灵犀，如同水仙花及其倒影。这只能是自恋幻觉，难以在现实中存在。冬青就是杏园的影子。至于她的才华，也恰像他的翻版。她简直是他天生的佳偶，正是他想要的那个“红袖”，能以“添香”陪伴，慰藉他的精神和生活。

杨杏园才华出众又孤高独清，他的怀才不遇之感，是自古以来失意文人的共同惆怅。他要逃避社会，退回私人情感世界寻求安慰，就需要一个女人。现代时期，妓女已不再是文人追捧的对象，她不足以证明一个男人的价值。此时众人趋之若鹜的，是女学生。若说小家碧玉式的梨云是风尘知己，聊可慰怀；大家闺秀式的冬青才是那个佳人知音，足以婚配。只不过，无论哪个女人，她必须是无我的，只要迎合他的喜好，扮演既定角色即可。在关系中，她只是躯壳，有外貌、身份、性格等表象，内在精神还是他的，或说他的需要，并不是真实的她。她仅是一个虚幻的他者，牵线的木偶。对他，她是无欲无求的，只有无条件的关爱。作家在意的是呈现男人的内心，并不关注作为配角的女人的感受。梨云的意愿似乎只需他接纳她，把她娶回家。至于冬青，张恨水所写杨、李的“爱情”，也没有给人留下现代意义上“恋爱”的印象。“李冬青是位词家，杨杏园先读其诗文，后见其人，所谓爱情也者，也不过是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淡淡影子，在《春明外史》正史中，自廿四回李女士露面，至四十三回正史终，不过间续地出现了八次。”为了泊于融洽、美好的幻象，使情意细水长流，绵绵不绝，只能选择淡如水、无碰撞的交往方式。两人偶然相遇，杏园并未显山露水地展开追求，两人的情感尚在若有似无之间，冬青即以“暗疾”为由，拒绝了他以并蒂花、鸳鸯鸟求婚配的暗示。顷刻，恋情尚在萌芽之中就已枯萎了。

爱情源自相见时怦然心动的那一刻。触发情感的或许只是一个眼神，一抹微笑，一条手帕，一封信，一首诗，当然也可能是名利、金钱、权力等世俗因素。汉语中，“情”与“伪”相对，被认为是内心的真实流露。情感源自个体的感官体验，这是一个想象的情境，看不到真切的对方。在中国文化中，爱情含蓄、内敛，甚至无需身体接触，也无须言语交流。“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随。”似在追问，实未深思。用“缱绻”“缠绵”“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等言辞来应答这种沉迷的感觉，很是贴切。究其实质，无穷无尽的春梦和幻象，无限想象的空间和浸淫的时间，无非是自我心灵的对话。

二 分手：情不知所终，一往而殆

作为一种“情本体”的文化传统，“情”即“善”。相对于“无情”“薄情”“寡情”，“有情”“多情”“痴情”标识着人的美德善行。情是人类最本能、最强烈的欲望，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悦目的美色、悦耳的声音、悦鼻的香味等引发的快感。杨杏园的两段恋情，无论是与梨云的缠绵悱恻，还是与李冬青的情牵意惹，少不了的是“情”之丝丝缕缕，绵绵不绝。相见时，那微微一笑、轻轻点头，触发他的好感和梦境；生病时，偷偷探视，为他带来了安慰与情感波动；她的书信，激荡起他内心的涟漪；她给他系衣扣时，发丝和香味、肢体接触，撩拨得他意乱神迷；“斯人独憔悴”的评点，牵动他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她的不合潮流，带给他同道人的窃喜。杨杏园对她们，不可不谓“多情”。但不难发现，无论多“痴”、多“深”、多“专”，并未走向她，感知她的存在。无论是与梨云不能自拔的调情，还是与李冬青不即不离的暧昧，无论是因前者萌生的一时感动，还是被后者激发的瞬间震颤，无论是风尘知己还是灵魂伴侣，都停留在杨杏园心中，是其将对象理想化的幻觉。作为一位淡泊名利，孤芳自赏的文人，杨杏园喜欢独自漫步，品赏风景。品味，是对感受的感受，是为了更加细致入微地体验情绪。“情感所关注的对象是体验，而不是被体验的对象。”这种向内、封闭的个人感受，只能引发自恋、自怜，对于观赏对象则只有可怜、冷漠，生发不了同情、亲密。马丁·布伯说：“一个作为感受的世界，属于基本词‘我-它’。基本词‘我-你’，则缔造了一个联系的世界。”“爱在‘我’和‘你’之间。”爱是主动的情感发生，爱是我与你建立关系的一种伦理行为。在你、我之间，有内心真实的碰触和联结。在你中，我认知到了我，生命的活力得以激发、扩展。面对善意的你，我放下了控制和恐惧，向你敞开，把自己交付于你，这是依恋。“恋爱”之“恋”，是由“自恋”趋向“依恋”的成长过程。自恋沉迷于自身感受，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学的愁怨美学，“中国旧时的文人，反射在诗词里是一种感伤气分，新的小说家，反射在小说里仍是一种感伤的气分；所不同者，旧的感伤是‘高才不遇’‘穷愁落魄’，新的感伤是‘相思’‘失恋’‘厌世’‘孤独’，都是精神的不健康。”这是一种孩童式的情感模式，而非成年人的心理模式，在心智上确是不健全、不成熟的。因而，在这类爱情里，“我”始终未能走出“自恋”，向“你”奔赴。而且，这种虚幻、单向的情感并不坚固，一经触礁，就会土崩瓦解。当杏园耽于冶游之时，朋友剑尘的提醒，让他幡然省悟，狎妓只是一种娱乐，跟窑姐谈情说爱是危险的，他显然违反了游戏规则。换言之，梨云只是被玩赏而非结婚的对象。同样，当冬青以“暗疾”为由，婉拒杏园求婚的暗示时，杨、李之情，遂戛然而止。“情”是如此容易陷溺、浸淫，又是这般流动、善变，甚至飘忽易逝。何善之有？

“真正的善只有一个，就是认识真正的自我。”“知即爱，爱即知。” 说到底，杨杏园虽多情却不一定有爱。无爱，源于不自知、不自爱。“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杨杏园式的自恋不是自爱，“恋”的对象虽是自己，却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自我，而是水中镜像。虚假的自我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爱。所以，他选择弃己而逝。有情不等于有爱。爱情、恋爱的核心应是“爱”，或说由“情”的激发转化为理性、内在的认知，到成长为“爱”的承诺和行动。情是感性的感知，爱是理性的认知。爱，就是想要深入了解对方的欲望和冲动，其方式唯有交流。“真正的交流沟通，并不是简单肤浅的同感，而是需要交付自己甚至不惜生死的互动。”爱会生发认知的意愿，认知会加深爱的强度。知之深，爱之切。只有爱才能承诺，甚至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爱的愿望不等于爱的行动，真正的爱是行动，是基于灵魂的行动。”由此看来，杨杏园停留、耽于“情”，欠缺“爱”的冲动和行为。他的恋情，尚处在朦胧、隐约的好感及犹疑、小心的试探阶段。然而，建立亲密关系靠的却是心灵碰触，而不是心灵感应；靠的是勇往直前的行动，而不是止步于暧昧的退却。就杏园来说，对于梨云，他的爱应该是拯救；对于冬青，他的爱在于分担。可惜，他都因在爱之前却步而付之阙如。

对于旧式的才子来说，与妓女发生爱情，不但无损名誉，反倒是风流韵事。浪漫之爱是携带灵魂的肉体，因占有欲造成激烈的排他性。传统文人对妓女的情爱，既不排他，也无需承担责任。表面看来，杨杏园对于梨云的万念俱灰，是个金钱的问题。他是穷措大，赎身重金，非其力所能及，如韦痴珠之于刘秋痕，“藏娇无计，偕老有约”。她唯有一病而逝，才能玉成杏园的痴情。故她的死显得突兀，带有戏剧性。杏园是唯一能救她的人，偏被亲戚骗去天津，脱不了身。在他归来之际，正值她夭殇之时。对她的埋葬、悼念，也是旧式文人的程式化做法，“为情造文”（《文心雕龙·情采》），“辞溢乎情”（朱光潜《情与辞》），其文辞的风致情韵带有“故自多情”的表演性。与其说是出自真切的感受，不如说更多的是固有的文人习性，受古典诗文情境牵引，渲染、夸大了自己的感伤情绪，浮泛得令人生厌。对梨云的人生来说，除了被伤害和遗弃，仅有被安葬、被追悼，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

杨杏园虽耽于与梨云的情愫，却不能十分信任她，不时怀疑她是真情实感，还是逢场作戏？他并不关心她的灵魂和未来，也没有将其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对于梨云的精神成长，比如识字，是她为改善自身处境，主动发起的一种自救行为，但杏园轻松地将之敷衍为一种调情，而不是解救的手段。接受教育，应是她认知自我，自主掌控命运的前提。比如董竹君，被革命党人夏之时爱上并愿为之赎身，在朋友的帮助下，她成功逃离青楼。两人结婚，同赴日留学，开启了她的传奇人生。

梨云作为男性的情欲符号，在新的爱情语境中，只能被牺牲。而作为精神符号的李冬青，命运又是如何呢？一个旧式女学生，完全满足新式才子“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精神需求。两人因文字结缘，灵魂契合无间。从惊鸿一瞥、正式见面到一次次偶遇、比邻而居，不断地接近和试探。可是，杏园的求婚暗示，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反遭婉拒。冬青写信以兄相称，并血书“我不负君”，自陈己有隐疾，拟终身不婚。因暗疾而无法结合，总让读者觉得欲言又止，另有隐情。作家百般辩解，仍说服不了自己和读者。原因在于，一个从小就有暗疾的女孩，难免会出现自卑、羞怯等情态，不可能像李冬青那样落落大方、独立自主。更合乎情理的是，她是个独身主义者，“今生没有谈恋爱和结婚的希望”，她的难言之隐，在于这种选择是内心冲突的结果，是新思想与旧观念碰撞制造的。一方面现代启蒙带来的个性觉醒，使她们要求自由、平等，渴望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一旦成立家庭，就无法摆脱贤妻良母的现实困境，使她们不得不拒绝婚姻。对于独身，张恨水显然是不解和怀疑的。他在小说中借花君议论说：

最奇怪的她有些地方，很不近人情。这种时代，大家总是愁着找不到相当的人物，不能有美满的婚姻，她是找到了相当人物，有美满的婚姻，又偏偏要抱独身主义，我觉得这事实在有些不对。

冬青致信杏园说，“乃以形式之爱，移作精神之爱，以同居之爱，移作手足之爱，则庶几有生之年，犹不失为尘海之良伴也。人而至于终身爱好，彼此无间，则足亦愉快矣，又奚必限于婚姻之约哉？”这是她真实的想法。更深层的原因还有，贞女烈妇的血液，一直流淌在独身思潮里。固有的道德教化蛊惑，造成女性的身体禁锢和认知扭曲，导致她们对性本能的压抑、排斥以至厌恶。“性是肮脏的。对于男人，意味着好色；对于女人，意味着不纯洁；对于两性关系，意味着不高尚。性欲的消退，会使爱情不能持久，pure love 意味着爱的永恒。”杨没累的“纯洁之爱”，并非高蹈出世，空谷足音。从冯沅君的自传体小说《旅行》中可得印证。丁玲的反应，也是佐证。面对朱谦之透露的秘密——两人同居五年而无夫妇之实，以及他对于杨没累“反人性”的怨怪，丁玲既没感到惊讶，也不以为怪，反以为常。处女禁忌、处女情结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女人一旦进入性关系，就会形成高度的依赖和顺从——“性臣服”心理，即她就是他的人了，“内心深处就已经将自己交付给了这个男人，对他一心一意，不再对别的男人产生感情”。无性，意味着相对的自由、平等。丁玲谈及与胡也频的同居，“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由此可见，新女性们似乎很前卫，接受了自由恋爱的新观念，甚至勇于选择不婚同居。但骨子里，她们深受传统贞洁观念的钳制。正如庐隐的小说主人公所言：“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

面对正在觉醒的女性，无论是新人物朱谦之，还是旧文人张恨水，感到的却只有陌生、怪异和不解。尤其是张恨水对女学生的期待，是让“士”“才子”的精神气质渗透于女性人格。“他对现代知识结构与人格构成关系的了解与表现几乎是空白，只是将一己所好的意蕴注入李冬青身躯确立一个近乎女君子的行为准则。”他需要灵魂伴侣，寻找的却不是一个独立、自由、真实的女人，而是似新实旧的“佳人”。女性选择独身，意味着她要逃离男人，逃回自身，不再心甘情愿地扮演男人“梦想中的女人”，顺从地配合演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神话。对此，作者既无意探知亦无法接纳，爱情幻象终致破灭。如果杏园真爱冬青，难道不该是知悉她“暗疾”的由来，或与她共同承担不幸的命运，或积极疗愈，共创全新的未来？

三 殒命：月不长圆花易落

在1923年的爱情大论战中，“爱情是神秘的”一语不断被提及。张恨水的早期小说亦反复出现这句话，就像一个咏叹调。张恨水无疑是观察到了“love is blind”的现象，爱情有盲目性，有不可言宣之秘，故而在小说创作中，无论何种题材，他都会加入情爱元素，有一条婚恋的线索穿插其间，言情成为其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描写抗日战场如《虎贲万岁》《大江东去》等，也少不了男女之情。这是张恨水有意为之——为了吸引读者采取的叙事策略。但作为言情小说家，他却并不是多么看重爱情的价值，恋爱不过是食物中的作料而已，虽不像食材那么有营养，但是少了它，就会食之无味。小说里有了恋爱，才能吊起读者的胃口。在《满江红·自序》中，张恨水写到文人的精神安慰，“有寄托于山水者，有寄托于花月者，有寄托于诗酒者，有寄托于男女爱情者”，结果是或为侠客，或为高僧，或为风流情侣。“以言品级，侠士为上，高僧隐士次之，风流情侣，斯下矣。”爱情是文人的精神寄托之一，但与其醉心于谈情说爱（情侣），还不如做世外高人（侠客或高僧）。“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兜转。”唯有女流之辈，才传阅爱情小说。可见，在张恨水看来，食色性也，男女之情并不见得多么神圣、高尚。

作家无疑是重情的，但从未像周瘦鹃那样，信奉爱情至上。杨杏园苦苦寻找的是一个理想的妻子， 他的为情而死，与其说是看重爱情，莫如说是在意婚姻。张恨水所言爱情，既不带宗教色彩的神圣性，又无浪漫爱的崇高感，那么，他心心念念的“神秘”又是指什么呢？杏园两次情感经历纯属自由恋爱，既无专制父母作梗、阻拦，又无社会黑恶势力威胁、破坏，无须奋起反抗，却仍以失败告终，他也因此绝望而逝。他的悲剧，作家归之于“无婚姻之分”，即宿命。杏园悲叹的是，姻缘天定，强求不得。不是因为爱情需要双向奔赴，单靠一方的努力实现不了，而是他断定自己缘悭、命乖，是情场上的失意人。命中注定，缺少姻缘之分，才是他绝望的根源。杏园的灰心、失意乃至离世，恰是在社会上落落寡合，逃往家庭的心愿又落空的双重打击所致。杏园与梨云、冬青的爱情悲剧，实质在于冥冥中的“难成眷属”。细究起来，爱情神秘论是将爱情变成了一种符号、他者，隔绝于不可知的黑暗中。拒绝认知爱情，其实是一种逃避行为，个体退缩回自身，放弃或说拒绝承担相应的爱情责任。

杨杏园因肺病而逝，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自杀。“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身体和欲望对寂灭的渴念。杨杏园对隐逸的向往，参佛开悟，是对人世的弃绝。他的死，表面上看类似殉情，是对爱情“占有”没有实现，从而生发的虚无和幻灭。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为情而殉，或为追求爱的自由，如《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娇红记》等以及民初言情小说中的以死抗争，莫不如此；或为爱牺牲，成全恋人与情敌的幸福，如雨果《海上劳工》、盖斯凯尔夫人《情场侠骨》、哈代《噫，归矣》等。反观杨杏园，他其实连殉情都算不上。对梨云，似乎只为赎金之重；对冬青，只为对方的婉拒求婚。他并未积极、主动地去为爱抗争，不曾有过剧烈的痛苦。他把情场失意，归咎于宿命，以至于感觉人生虚无，心死殒没。这是对神秘力量的妥协，对无常的恐惧和逃避，而不是将生命当作存在的过程，与之对话交流，创建一种有生命活力的关系。他始终沉溺于自身的感受，浸淫于多情的幻境，不过是临水自照，很难走出自己，走进对方。最终，杨杏园之死成了一幕苦戏和仪式。他看透人生的虚空，自撰挽联，从容坐化，得到了及早解脱的快乐。恋人、朋友、学生环绕身旁，他被深情地埋葬并怀念。相较于他隆重、淡然的死，留下苟活的恋人李冬青，痛不欲生，只有生的枯寂。可是，他的死，只是为了解脱自己，与自由无关，于他人和社会又有何益呢？

张恨水借《春明外史》尽情地做了两个爱情白日梦，既有古代文人对情色之恋的遐想，亦有现代作家对灵魂之爱的追慕。杨杏园不可能把梨云、冬青当成独立的精神个体来看待和尊重。在他那儿，爱情是一种自恋和自我沉醉的感觉。女人仍离不开男人，失去或错爱了一个男人就要付出终身的代价。如失去杏园后，冬青余生只能过“惨淡无聊的日子”，冷清秋则变成豪门弃妇、怨妇，不如一死了之。她们的苟活，无非是为了践行养老抚幼的义务，毫无生之乐趣，活成了清心寡欲、生无可恋的道德僵尸。在张恨水看来，个别女性的自食其力，只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李冬青之供养慈母弱弟，冷清秋之养活老母幼子，仅是勉强糊口而已，日子都过得十分清苦和艰难。结婚始终是女人的谋生手段，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即使桃枝（《满江红》）、王玉莲（《傲霜花》）、杨艳华（《巴山夜雨》）等女性色艺俱佳，谋生能力超过男人，但其出路仍有赖婚配。即便如此，对桃枝来说，若跟随其夫出国求学，人生会迎来转机，不必完全痴迷于一个穷画家，葬身火海，共殉虚幻之情。这是张恨水意识不到的。他更想不到的是，令他无比艳羡，被他刻意美化、渲染的爱情佳话——余梦霞、黎昔凤之恋（第四十九回“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 书生吐气文字结姻缘”），却是现实中刘沅颖的人生恶梦。

“思想是实体，语文是投影。”思想上摆脱不了旧观念，徒具形式和口号上的“新”，是张恨水言情叙事难以走出的困境，这种境况同样适用于新文学家。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情爱方式，要么是匮乏认知的情感、耽溺于高蹈出世的浪漫绮想，要么是缺失情感的理性、坠入红尘的庸俗算计，都难以碰触彼此内心的真实，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迈向爱情、婚姻的幸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