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从思想上调解中美“战略竞争”

——评马凯硕《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1-10-21 1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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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思想性写作离不开个人丰富的成长经验和持之以恒的道德责任感。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作为新加坡资深外交官与外交哲学家的长期思考与写作,展现了一种真正的、跨文化的、介乎中西之间的、理解与调解并存的思想气质与道德抱负。他出生于新加坡的印度裔贫民家庭,早期生活于华人及马来人的冲突语境之中,在新加坡威权政府体制的保护性教育体系下成长并与西方精英群体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他以独特的“新加坡视角”来理解和调解中美关系,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引向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向。他已有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哲学著作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和连贯的终极关怀,立足于“亚洲性”与“亚洲价值观”的证立及对西方“和平衰落”的冷峻诊断与建议。他出版了《亚洲人会思考吗?》、《西方失败了吗?》《新亚洲半球》、《大融合》、《走出纯真年代》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在中西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力和想象力,不仅得到基辛格、亨廷顿等美国战略思想大师的青睐与肯定,更是在中国的决策层与民间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中美关系无可避免地走向具有“新冷战”因素的“战略竞争”阶段,马凯硕的阅读、视角、理解与调解框架,值得中美双方认真对待。

   从思想上调解中美关系是一个超级的学术难题,更是一个超级的国际政治难题。中美关系,就其体量、性质、斗争强度与全球性影响而言,已经不是简单的冷战框架可以分析和容纳,更不是“文明冲突论”的机械套用可以奏效,也不能泛泛地以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以定位,而是具有文明总体竞争性质的全球化秩序之争。是的,坦率一点,中美争的就是“天下/世界”。中国关心的是“天下如何”,而美国仅仅关心“谁之天下”。比如,美国根本不关心“一带一路”带来的人类和平发展的长期福利,仅仅关心的是“谁”在推动和领导“一带一路”。美国在战略惊慌和仓促反应中,最终以2021年的《战略竞争法案》给出了总体的框架性思考,基本思维仍然是冷战性质的,这是马凯硕最为担心的。

   马凯硕当然理解到承担这一思想性调解任务的巨大难度,但他亦受到长期的个人经验与道德使命的驱动,不避艰险,在特朗普主义肆虐和中美新冷战阴云密布的挑战下,集中思考和推出了最新的战略分析力作《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马凯硕的战略思考受到美国冷战大师乔治?凯南的极大影响,但又具有立足亚洲立场和人类利益的调和取向,并认为特朗普主义的“仓促应对战略”偏离了凯南的稳健战略框架,导致美国国内治理的混乱与全球软实力的急剧下降。马凯硕以其敏锐和直率,对中美的最大战略失误分别进行诊断:中国的最大战略失误是保护主义政策挫伤和疏远了美国商界及友华的美国建制力量;美国的最大战略失误是始终缺乏应对中国的全面战略框架。比较而言,马凯硕认为尽管中国也存在需要检讨的战略失误,但总体上有着明智的发展战略和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有着民族复兴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巨大潜力,而美国则囿于“山巅闪光之城”的例外论和神圣使命论,无法诚实地检讨现实的战略处境和道德缺失,从而无法进行合理的战略调适和最佳利益配置。中国坚定而智慧,美国迷思而冲动,导致即便按照冷战历史代入,中国更像彼时的美国,而美国更像曾经的苏联。

   马凯硕脑洞大开,其直截了当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对美国的刺激比中国更大。也许他认为只有当头棒喝怯除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和魔咒,美国才能有真正的战略新思维和转机,而中美和解及全球和平才有希望。因此,尽管书名是“中国的选择”,但全书过半篇幅是在批评和劝导美国进行一种史无前例的战略假设即美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第二”,然后以此为合理的起点重构美国的国家理想与全球战略。当然,马凯硕对中国体制刚性与发展风险的提示也是直率的,在肯定中国体制的“哲学王”转型的正当性的同时,也提示了继任机制与权力交接真正制度化的要害和风险性。在马凯硕看来,美国的真正危机在于战略陈旧,缺乏自我反思和调整的意愿和能力,利益集团捆绑和精英自负阻碍了美国的变通与机动性,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体制与文化的优越性似乎僵化和“内卷了”。因此,马凯硕给美国的建议主要不是制度性的,而是观念性的,即美国需要摆脱“例外论”的迷思,回到战略的大地上现实、专业而清醒地思考。马凯硕相信,一旦美国在战略上真正清醒和现实起来,其调整能力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问题是,美国愿意以“世界第二”为战略起点重新布局吗?如果美国摆脱不了例外论的迷思,如果“美国必胜”的集体无意识阻碍了美国政治家和人民说真话,思考有用和有益的战略措施,那么以美国的自负、霸道与面对现实威胁的机械式反应,中美关系的“新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就很可能成为约瑟夫?奈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比较而言,中国似乎更易于听取马凯硕的某些关键性的战略建议,原意与美国就共同利益展开积极协商和机制安排,中国在战略上也确实这样去做了。但中美仍然是战略错位与极不合拍的,拜登成了“特朗普+”,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及文化战争,《战略竞争法案》试图整体性表达和锁定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恐惧和冷战思维。《战略竞争法案》预设的不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二”的任何可能性以及对中国文化与发展利益的任何理解与尊重,而是固执地以“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为前提进行一场全体系的“霸权保卫战”。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战略反应,看到了阿拉斯加的“平视交锋”,中国的高级外交代表对美国的“战略竞争”的预设、逻辑和行为模式表达乐强烈的不满甚至蔑视。

   马凯硕当然理解,他的新书不可能给出中美关系和解的圆满答案,甚至搭建中美和解对话的基础性共识与平台都极为艰难。尽管新加坡有“小国大外交”的传统和优势,而且中美也非常看重新加坡的“斡旋者”角色,但中美关系深层次的文明与政治冲突,并非简单的利益分析和对话意愿就可以解决的。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可阻挡,美国的霸权保卫不可逆转,作为最聪明的“第三方”的新加坡自然是忧心如焚,既为自己,也为人类。马凯硕此书最根本的关怀,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而是“第三方”利益,他认为中美斗争不能无视庞大的第三方国家与地区的利益,而第三方在战略上的觉醒和稳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制衡与塑造中美关系的新秩序。马凯硕知其分寸,在第九章开头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既不可避免,也可以避免。”无论马凯硕多么睿智和富有经验,中美关系的冲突后果仍然是高度风险性和不确定的,是否可以避免的决定性力量不在任何“第三方”,而在当事方即中美的战略选择。从全书的对比性分析来看,马凯硕提示的风险性甚至绝望气氛远超理性回归与和解的期待。在绝望大于希望的条件下进行“绝地思考”,就是马凯硕所谓的“想象不可能之事”,这种思维品质是真正哲学的和战略性的。而作为“第三方”利益的最佳代表,马凯硕在全书结尾处提出了针对中美双方的严峻的战略性、灵魂性拷问:“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是的,中美斗争,全球波动,神仙打架,无处可免,但是人类怎么办呢?这是需要中美战略家和政治家始终思考的大问题。而且从真正的人类大历史和全球秩序斗争的经验来看,任何超级大国,如果不能给本国人民与人类利益以道德的、平衡的且可持续的文化答案与制度答案的话,就不可能建立合法且持久的文化领导权与制度权威。事实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给了中美两国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绝佳合作机遇,然而由于美国的战略“迷信”及道义责任的严重衰退,甚至对华“疫情遏制”的对抗诉求,导致美国自身疫情泛滥及对全球抗疫的极端不负责任。尽管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了力所能及的抗疫责任,对国民健康和人类健康做出积极贡献,但缺乏美国的合作与共同承担,抗疫的全球“公共品”就始终是残缺不全的。看看印度,看看非洲,凄惨状况触目惊心。因此,马凯硕的“第三方利益观”与“人类利益观”是正当合理的,可以得到中国实践的回应,但在美国既定的战略和文化上却遭到了冷遇。

   全书的论述逻辑就是围绕中美各自的最大战略失误及其文明与政治根源展开的。中美各自的战略失误导致双方在处理利益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时冲突频频,斗争大于合作。显然,中美都没有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来应对彼此及全球化之“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马凯硕在第一章开门见山,提及自己从新加坡外交工作经验得出的一个战略性的教诲: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实际上马凯硕此书的最大贡献正是集中于从“第三方”视角提出了中美关系的“正确的问题”,这些问题被归结为十个方面,构成中美战略关系的核心研究纲领:

   第一,经济实力(GDP),当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时,双方的战略如何调适?美国能够从“世界第二”这一惊世骇俗的残酷起点出发进行诚实的战略反思与重构吗?

   第二,帝国霸权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问题,到底是“美帝国优先”还是“美国优先”,这是独特的“特朗普问题”,但解法不对,可是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呢?

   第三,军备竞赛问题,美国在战略上应当更加迷恋军事实力还是回归外交路线?军事预算及其大规模对外扩张会像拖垮苏联一样掏空美国吗?

   第四,盟友体系问题,即美国如何处理与协调与盟友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关系?是压榨和疏远盟友,还是保护和支持盟友?以及如何界定盟友义务的边界和强度?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

   第五,美元霸权问题,即美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导致美国滥用美元武器制裁他国及破坏全球金融稳定,倒逼各国寻求美元替代方案,美国在战略上如何节制美元霸权以重建各国对美元体系的信任?美元武器化带来美元霸权的终结,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吗?

   第六,软实力问题,即美国如何重新营造一种国内成功形象及精神活力,以及对国际法的审慎尊重而不是肆意破坏,需要战略上的严格检讨。

   第七,意识形态问题,即自由民主与威权专制的二分法给了美国充分的道德优越感和国际话语权,但并不符合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实际,甚至遭到了严重的滥用,美国在战略与思想上能够进行必要的更新吗?

   第八,种族主义问题,即美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论”,不仅损害国内团结,也破坏了国际相互理解与合作,这种思维元素如何清理是重大的挑战。

   第九,对中国的文明认知问题,即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到底是“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还是“中国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美国一直没有搞清楚,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根植自身文明的程度与力量。

   第十,战略哲学问题,即美国的战略哲学基于类似“国际象棋”的思维,以“找到最快的途径来俘获国王”作为指导原则,寻求“卡脖子”与“极限施压”,而中国的战略哲学基于类似“围棋”的思维,“致力于慢慢地、耐心地积累资产,以打破游戏的平衡,使局势变动利于己方”。最后这一点最是要害,涉及到美国战略哲学对中国的最大盲点,而美国战略的功利化和短期化构成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严重短板。马凯硕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美国是否为长期竞争预备了足够的资源?美国社会是否有内在力量和耐力来应对与中国的长期博弈?”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从上述“十大问题”来看,马凯硕主要是对美国战略家和政治家提出“灵魂拷问”。但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令他沮丧的:美国例外论,美国必胜。马凯硕在书中提到,苏联最大的失败是从未在战略上设想过苏联会失败。今天的美国也遇到类似处境了,甚至更加“执迷不悟”。美国必胜的战略逻辑,马凯硕归纳为五点:其一,美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必胜,就像曾经战胜德国、日本和苏联一样;其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可持续,必然崩溃,因为共产主义必然失败;其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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