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大国崛起理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5 次 更新时间:2007-01-20 1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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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平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有一些关于大国和大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大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中都有涉及大国崛起的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均势,从而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在2002年,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关于大国崛起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代西方最享有盛名的研究大国崛起理论的历史著作是保罗·肯尼迪1987年发表的《大国的兴衰》。该书系统总结出一些关于大国崛起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该批判借鉴中国古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和西方现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必须根据时代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产生新的理念。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和平崛起 国际战略理念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也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形式。系统地研究这些理论,并加以批判地吸收,有助于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体系,并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中国古代关于大国和大国崛起的理论

  

  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大国和大国崛起的理论。特别是出现在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而在汉、唐、宋、元、明、清等有统一中央政权的时期,则有关于大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在春秋时期,“霸道”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淮南子》认为“五霸任力”。这里的“力”指的是国力,即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吕氏春秋》强调“先事而后兵”。这里的“事”指为着强兵之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富国的措施或事功。各国争霸,首先是国力的较量。“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都十分重视生产和商业。越王勾践实行“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的方针,恢复和发展国力和军力,从而一举打败曾征服过越国的吴王夫差。为争夺霸权,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改革成功的往往成为强国。而且,争霸是在周天子一统天下(虽然周天子的名分已名存实亡)里进行的。齐桓公和晋文公为了争取各国对他们争霸行动最大程度的支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从表面上并不根本改变当时天下的格局。

  第二,在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理论起主导作用。当时,七雄并起,争夺天下。赵、韩、燕、楚、齐、魏等国为对付秦国,实行联合阵线形式的“合纵”战略。而秦国则采用“连横”战略,分化瓦解“合纵”阵线,各个击破,实现了统一中国。

  第三,在三国时期,一方在三角关系中如何寻求最大利益的理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诸葛亮出山前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的《隆中对》。诸葛亮认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曹操一方地广人多,兵强马壮,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应避其锋芒”;实力次之的孙权一方“占据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因此只能结为友盟,同样不可与其正面争夺。 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是先夺取并“以荆、益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时机成熟时,可分两路北伐,夹击曹操,则统一大业可成。

  第四,明朝和清朝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发展到鼎盛状态,体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有助于中国与邻国和睦相处。但这种体系自身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它使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自以为是优于其他一切国家的“中央大国”,盲目乐观,甚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挨打,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

  

  二、关于西方现代大国崛起理论的评述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学和世界历史研究中都涉及大国崛起理论。随着这些领域研究的深入,关于大国崛起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

  1、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大国崛起理论

  (1)现实主义学派与大国崛起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 新现实主义进一步认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利。肯尼思·华尔兹提出,对一国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危险。权力太小,就会遭受别国的攻击;权力太大,则会刺激一国冒险扩张,也会刺激别国增加军备并与其他国家结盟抵制强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传统的均势判断标准是领土,一国只有通过征服别国才能获得支配地位,因此,只要领土扩张被制止,均势局面就可维系。如今情况不一样了。实力的增长、支配地位的获得完全可以通过一国内部发展来实现。一国通过掌握核武器拥有的军事实力比通过征服别国领土所获得的还要大。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多极世界上,美国应该以实力和均势作为外交决策的依据,在均势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结构,以均势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现实主义学派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均势,从而可能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也有人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可以在美国霸权下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自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只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hegemony),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伺机改变权力分配。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它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有进犯的预谋。” 从这一理论出发,米尔斯海默得出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的论点,提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2)自由主义学派与大国崛起理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新自由主义学派与新现实主义学派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新自由主义支持国际合作,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正常的,也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同传统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坚信制度能使人与人在一起工作,也能使国与国成功地合作。新自由主义批评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为其他概念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认为,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无政府的混乱秩序中,国际规则与制度等能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由于多渠道联系的存在,国际组织可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迥然不同的重要作用。……如果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完善,跨国、跨政府之间形成了各种联盟,在这样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在政治谈判中的潜在作用将大为增强。特别是,它们协助制定国际议程,并是促成联盟建立的触媒和弱国提出政治倡议、推行联系战略的场所。”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模式。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相互依赖的模式。政府通过创制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institutions)来调节和控制跨国关系、国家间关系。” 他们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彼此之间的依赖”,并认为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境。他们认为,要理解权力在相互依存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之间的关系。敏感性相互依存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另一国的敏感程度。脆弱性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双方为应对变化而采取的替代性选择所需付出的相对成本。

  关于国家的崛起,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随着霸权国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权力的衰落,二流国家的政策将会发生改变。……二流国家重新强调其政治地位和自主权,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二流国家地位的提高意味着主导国家地位的下降,弱国自主权的上升必然导致体系领导者积极影响力的相应下降。”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指出:“1971年的中美关系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两国关系之间极少经济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在2002年,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现实主义理论仍然重要,因为中美都是大国,它们继续为可能发生在彼此之间的战争未雨绸缪;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战略冲突……然而其他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方面讲,中美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中美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在中美之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3)建构主义学派与大国崛起理论。

  建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国际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

  建构主义学派从几个方面看待大国崛起。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 新崛起的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存国际结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不愿接受先前传统的欧洲诸国家体系所确立的组织规则并打破了它们。当时的美国严重违反传统的民族主权观念,也打破和改变约定的规范,造成以后长期进行的冷战。

  而最足以显示一个大国实力和能力的,是这个国家塑造和改造国际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能力。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建立了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重要国际组织,构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并在冷战结束后将这种国际体系扩大到世界范围。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家的需要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则、理解和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现实同样重要、同样有影响。”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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