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下午，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二讲《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开讲，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主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对话，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今刊发崔立如主讲。

　　 “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文汇讲堂承办。

习特会对未来中美关系演变有重要预示性

　　 全世界都关注这次习特会，原因在于这次会晤的重头戏是谈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各方专家之前的预测不外乎三种：A是好的结果，双方谈判取得突破，互征关税结束。绝大部分人对此基本不抱希望。B是坏的结果，会谈失败，互征关税升级。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因为会谈前基本没有可以感到很乐观的重要信息。C是不好不坏的结果，就是互征关税暂缓，双方坐下来再继续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不够好也不太坏的结果。尽管中美双方官方说法有所不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大家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再看事情如何发展。

　　 事态发展的前景，还是ABC三种可能。我倾向于C的可能，就是说很难回到以往的状态，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或脱钩，而是在竞争合作摩擦中曲折发展。这是因为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建立在极大的互补性基础上，以合作为主导的相对纯粹的经贸关系，战略竞争的维度已成为中美双方经营经贸关系经贸关系的重要考虑。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中美经贸摩擦、关税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的发展趋势。同样，两国首脑这次会晤的结果，对于我们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预示性。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整个中美关系已经转向一种新的关系格局。

历史转变中，中美进入新关系格局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格局演变向度来考察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大脉络，从而有助于更为深刻认识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主要变化与挑战。

　　 这里对所谓“关系格局”的定义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时空）下，中美两国之间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构成和基本战略态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结构相近，但区别在于他们讲的主要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结构，而关系格局的说法还重视关系形态的作用。

　　 中美关系格局，包括三方面的含义：权力结构、关系形态和各自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战略。它又是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发展与演变的合成。基辛格最近讲话提到新范式问题，但没有说其的具体含义。而新的关系格局已经显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发展。我用三个字来谈谈对这一重大发展的看法。

一个“大”字了得，中国地位的历史回归

　　 中美关系是“大关系”。超过一般叫大，包括体积、数量、力量、规模、程度等；超过很多我们叫超大。就国家而言，如占据的地理空间，比如说领土大，资源多，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GDP大。当然中国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放在大里面，还可以作软硬实力的区分。上述的这些大，就会产生超过一般的力量或能量。也就是英语所用的power。能量大，你的包容力就会大，这就关系到民族心态。还有就是它的潜力，它的承受力，它的地缘战略回旋空间。承受力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在很穷很弱的时候还有很强的承受力，抗日战争我们可以打持久战就是体现了大国的承受力。所以GDP总量大的重要性与人均GDP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国家之间真正要进入较量的时候，特别是对抗、战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的总量。

　　 中美关系除了大，还有不同。“大而不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基础及主要特征。中美之间的不同包含了两个字的内容，“差”与“异”。前者指的是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或者讲现代化程度的差距；后者指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

　　 处在这一大关系当中，中美双方始终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处理两大国之间的不同。近2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前者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而后者的差别则是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大而不同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状态。

　　 当今，中美两国GDP的总量，占到世界的1/3，今后可能进一步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外溢效应，也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就是今天中美关系这个大关系的分量和意义。

一个“变”字了得，中美关系今非昔比

　　 中美关系回归大关系更加完整的内涵和外延，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带来了中美关系结构与关系形态的重大变化。这是历史的发展，也是历史在更高的层面的回归。

　　 首先是关系结构的变化，由简单关系结构发展到复杂的关系结构，由战略关系到全面关系。其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关系成为两国间最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这是新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基础。

　　 然后是新的关系形态。两国关联度的变化，由疏离的关联度到密切的关联度，从隔离到交往，到利益捆绑，到相互嵌入。中美已相互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2007年双方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致出现了”中美国”（chinamerica）一词。这就是新的关系形态。众所周知的说法就是中美已成为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形态发生的最基础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

　　 第三是，上述变化带来了战略互动态势的转变，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发展转向两大国进入同一个等级的战略竞争，包括双边、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形成新的战略态势。

一个“竞”字了得，向新关系格局转变的头号关键词

　　 当前中美新关系格局最具动态性的发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无疑是日益凸显的战略竞争。与此相关，中美关系的主导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贸战就是突出例子。

　　 中国说合作共赢，是强调我们的理念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对现实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才行。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国家安全报告等三个文件，以及后来的印太战略。这个过程也包括中国外交的进取与塑造也在发展。中国崛起是必然的趋势，美国是一定要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这种竞争主导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关系格局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对这一问题的说法大不相同。对此，美国人的说法十分明确，就是争夺主导权，所谓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而中国方面并不接受美国的说法，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问题在于美国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对中国存有偏见，同时对自身的衰落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中国也同意双方应该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方面从正面提出倡议，双方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两家不同说法，不同的思路和观念，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发展面临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矛盾，美国霸权是个强大的现实存在，中国崛起是不可逆转的。为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中国崛起对应（VS）美国霸权。破解这个结构性矛盾，也是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外交上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面对各自新角色的适应期，加大有效“管理风险”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推导出中美两国必然会走向对抗。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新的关系格局既有结构上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性，也有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如何演变，取决于双方战略上如何互动。旧关系格局向新关系格局转换，其实质含义就是重建平衡。美国和中国在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平衡上迄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这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

　　 我们正处转折期的挑战就是，对于新的变化双方一时都难以适应。各自都有自己的惯性。我们讲美国不适应，那是显而易见的，用传统的思维对待所谓中国的挑战。中国的不适应，是我们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地位，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知识观念和竞争能力都需要大大的提升。在双方都没有适应的情况下，风险和不确定性都会大大上升。所以在转折时期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叫“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就是承认风险、认识风险，然后想办法把它管控在不失控的程度。这也包括危机管理，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分不同的层次和领域。

　　 在形成有效管理风险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尤其具有紧迫性，这包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打硬仗的实战能力，以及善于学习的能力。我们对美国要进行再认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特殊，从业余到专业。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改变了发展动力学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的基调反映美国战略界和华盛顿圈子的主流看法。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现今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大国竞争，主要的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是在欧洲地区，一个是在亚太地区。来自中俄的挑战主要是要改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报告又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帽子。美国认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之，而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综合国力意义上全面的竞争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随之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但将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置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上列为头号挑战，同时把对华经贸关系列为国家安全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