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自毁长城:伍子胥之死的寒蝉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3 次 更新时间:2023-05-05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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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艾陵之战的大胜,使得吴王夫差更加自信心爆棚,睥睨一切,与伍子胥等人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更加无法调和。伍子胥眼见越王勾践的阴谋诡计得逞在即,吴国的社稷危在旦夕,自己的处境日趋不利,万般无奈之下,开始为自己寻觅后路,分散风险。为此,他乘艾陵之战前夕出使齐国的机会,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权臣鲍氏,“狡兔三窟”,希望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个投奔的处所。夫差伐齐获胜归国后,侦知这一消息,不禁勃然大怒,多年来一直嫉妒伍子胥的佞臣伯嚭,此时便乘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诬陷伍子胥居心险恶,与敌方暗通款曲,要扮演“带路党”的角色,图谋不轨。夫差听了这番谗言,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决定对伍子胥痛下杀手。这场君臣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夫差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赐伍子胥以“属镂”之剑,迫令其自尽的悲惨方式而结束。

伍子胥之死,当然是一出悲剧,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责任无疑该由吴王夫差来负,然而,一只巴掌拍不响,伍子胥在这中间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的才华、他的处事,尤其是他的性格,至少在他与夫差的矛盾激化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伍子胥自然极有才干,聪明睿智,深富韬略。当年伍氏遭遇灭门之祸时,伍子胥识破了楚平王传令召见的险恶用心,没有像兄长那样犯傻回郢都自投罗网,而是选择了辗转出逃,使楚平王的斩草除根计划未能完全得逞。这种在生死关头的沉着、冷静,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战胜挑战的本钱,可见伍子胥在政治舞台亮相伊始,便是一个极有主见、极有远略的非寻常人物。

春秋时期大臣出奔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对出奔目的地的选择,却能反映该人的政治智慧与斗争韬略的高下。伍子胥没有逗留齐、晋等大国,也不曾漂泊于郑、宋等中小诸侯国,而是选择了南方地区的吴国,实在是高明之至。因为他懂得齐、晋等大国有的是各类人才,物以稀为贵,多了便不值钱,“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能人扎堆成窝的地方,自己想要立马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可是老大不容易,常言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去齐、晋实在不是上策;宋、郑等中小国家倒是会热情欢迎自己去投靠,稍做努力,谋个一官半职也大有机会,可是这些国家都小了一些,根本不能成为楚国的对手,其主观上也丝毫没有向楚国叫板的胆量,自己去了那里等于是白白忙活一场,自己父兄被杀之仇猴年马月可以得报!所以,郑、宋等小国不可能成为自己考虑投奔的选项,而强大起来的吴国必然会与近邻的楚国发生利益的冲突,双方对江淮流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己要报父兄被杀之仇,必须借助于吴国之手。而吴国要实现削弱楚国实力,取代楚国成为南方霸主,也必然离不开自己的帮助,必须借助于自己的智谋。双方之间合则双赢,这个注,值得下。

战略的核心是高明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经过反复比较与权衡,选定最合理的方案,这正如流行歌曲《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歌词所唱的“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有谁来为我参谋”。战略就是决定向“左”或向“右”的“参谋”。伍子胥做出了向“左”向“右”的正确选择,证明他无愧为不世出的谋略大师、战略学家。

至于破楚入郢之后吴国新的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伍子胥的识见和判断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南服越人”或“北威齐、晋”两个方向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区别主次轻重,循序渐进,以避免两线作战,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很显然,伍子胥是最坚定的“南进”派。他认为,吴国只有首先彻底打败越国,才能国基永固,霸业有成。总算苍天保佑,吴军在夫椒之战中大获全胜,此时灭越,有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伍子胥自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所以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求夫差当断则断,把灭越大业进行到底。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越王勾践不是等闲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种更不是省油的灯,眼下越国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不能不一鼓作气,乘势一举灭亡它,绝不能养虎遗患。另外,他认为灭亡越国还可以确保他日吴国北进时没有后顾之忧,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从战略角度考虑,灭越也是当务之急。

伍子胥的意见没有错,他对吴国的忠诚也无可置疑,可是为什么他的好心不能得到好报,正确的主张未被采纳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酿成最终的悲剧呢,这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性格弱点和处事方式了。

常言说,“性格即命运”。这一点在伍子胥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是刚强有余,圆通不足,他疾恶如仇,秉直而行,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过于执着,过于计较,有时不免不识时务,僵硬固执,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或做法异化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容易引起旁人的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正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一点在攻入郢都后他的许多做法上有鲜明的反映。在双足踏上郢都大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得了失心疯似的实施最坚决的复仇。孔子说“以直报怨”,伍子胥不是不该复仇,问题是复仇的方式应该按常理出牌,能合乎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认可。最高的原则,便是一切要适可而止,见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这个原则来对照伍子胥的复仇举动,我们会觉得伍子胥这方面显然做过头了:统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亲自鞭尸三百,并且“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大骂平王以泄愤恨,这的确是不顾社会舆论与影响、只图一时痛快的行为,是典型的仇恨与怨忿蒙蔽理智的结果,这当然是很难为他人所谅解和接受的。当时就有人对伍子胥的鞭尸事件提出批评和质疑,可正在兴头上的伍子胥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用“日暮途穷”,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无疑是强词夺理,错上加错。

以伍子胥这样果决刚毅的个性,与同样是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凑合在一起,双方的隔阂与冲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一根桩上拴不得两只叫驴”,伍子胥如何能与夫差和谐相处?

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和阖闾同辈的人,在夫差当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了,对于夫差,他恐怕是会以子侄视之,扮演的是“亚父”的角色。而事实上,“亚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自己很有主见和才干的子侄跟前,若是真的把“亚父”当作一回事,喜欢端起架子倚老卖老,指指点点,那么,受后辈的冷落,甚至恚恨实在是迟早的事情,如项羽对待范增,这中间固然有陈平的离间计因素,可是如果双方没有芥蒂,这样的小儿科手法又何尝能够得逞?其他像韩遂与马超,高颎与杨广,杨宇霆与张学良,关系的破裂都可以归结于这种“亚父”陷阱!历史上能大致摆脱这个陷阱的,恐怕也就是诸葛亮与刘阿斗了。其实即便是他们,似乎也是恩怨交织,关系也多少有点微妙,这从诸葛亮逝世后,刘禅拒绝臣民的请求,不允许为诸葛亮立庙祭祀一事中可以看出端倪。

伍子胥与夫差的关系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伍子胥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夫差毕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战这样的特大型胜仗,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呢,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勋与资格,要对夫差的北上争霸计划说三道四,评长说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样听信顺从他的意见,这当然会让夫差感到很是没有面子,心中的恼怒与抵触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碍于情面,没有马上发作而已。如果说,伍子胥发表意见前,夫差还游离于南下或北上的两难选择的话,那么,经伍子胥一激,他此时恐怕反而真的下了决心:就不听你的唠叨多嘴,你越是主张南下灭越,那我就不信这个邪,偏偏要北上中原,与齐、晋等大国周旋一番,看看在吴国究竟是谁做主人,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二去,伍子胥自然被边缘化了,甚至连生命都处在了危殆的境地。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圆滑一些,让自己南下灭越的主张,借其他人之口说出来,自己不做出头椽子,或者干脆正话反说,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计划,搞不好,倒很有可能会使夫差临事而惧,变得犹豫疑惑起来,以至于最终放弃这种战略上明显存在漏洞的选择。可“亚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掺和了进来,便使得事情愈发复杂化,完全走向了他初衷的反面。

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抚养的行为,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地到来。“狡兔三窟”,自我保护,给自己找个退路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在君臣关系已十分微妙的情况下再这么做,等于是横生枝节,火上浇油,使夫差坐实了对伍子胥建议灭越、反对伐齐动机的怀疑。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么做,是“不忠”“怀有贰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况他的“窟”是营造在即将征伐的敌手地盘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谁知道伍子胥聪明一世,竟会如此懵懂一时,他死在属镂剑下,的确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伍子胥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强梁”是他的显著性格特征,可哲人老子早就说过,“木强则折,兵强则灭”,“强梁者不得其死”,伍子胥的性格早已埋下了“不得其死”的根子,所谓“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同时,伍子胥是元老,是“亚父”级人士,对这类人来说,在新的主子面前,最好的处世方式是遇上矛盾绕着走,碰上难题三缄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君子思不出其位”,伍子胥呢,以他特殊的背景,则应该更进一步,做到“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样,他才有可能与雄心勃勃、顾盼自雄、踌躇满志、刚愎自用的夫差相安无事。

然而,伍子胥毕竟不同于后世的长乐老冯道诸人,他不但要“谋其政”,而且有大包大揽、越俎代庖的嫌疑。这如何能让夫差容忍,如何能让夫差舒坦,双方的彻底决裂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秘密被揭露,这时候,伍子胥再聪明,再能干,也是百口莫辩,一败涂地了。

幻想用人力去主宰事物、操纵政治,只会使得一切变得混乱糟糕,走向反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事与愿违,种瓜得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如老子告诫孔子的那样:明察秋毫者容易自蹈死地,这是因为其议论他人;博学多闻者容易危及自身,因为其批评他人。还是糊涂一些,不要固执,“毋以有己”,忘了自己吧。伍子胥无法做到“毋以有己”,再加上顶着“亚父”这样不尴不尬的特殊身份,无怪乎是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子胥之死在某种程度上也多少要责怪他自己。此可谓“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但是,不管怎么说,伍子胥之死,实质上是夫差战略谋划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容臣下“妄议”,在用人上信谗疑忠、摈贤弃能的必然结果。作为两朝元老,伍子胥对阖闾与夫差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在吴国臣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含冤而死,使得吴国大臣们均滋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人人怵然自危,个个三缄其口,再也没有人敢对夫差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的妄议,甚至于连“腹诽”也没有胆子了。夫差所能听到的,都是伯嚭这些人的阿谀逢迎之词,所得到的消息,不是鲁国服软了,就是齐国认输了,要么就是楚国怂了,或者是陈国怕了,等等,总而言之,岁月静好,唯独“吴国厉害了”!这让夫差的感觉越来越好,真的以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总之,诛杀伍子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表明夫差已完全丧失了理智,蜕变为一名彻头彻尾的暴君,既“君视臣如草芥”,那么合乎逻辑的,就是“臣视君如寇雠”,因此,这也意味着吴国的前途惨淡无光,不断向下沉沦,已不可能出现什么转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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