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南冠楚音:春秋时期少见的“爱国”范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82 次 更新时间:2023-05-2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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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地区是反抗清兵血腥杀戮的坚强堡垒,那里的不少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秉持千百年来“华夷不两立”的文化观念,前仆后继、死不旋踵地投身于抗清事业,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勇篇章,虽然说他们的坚持和反抗,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并没有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这中间所澎湃的英勇气慨,所洋溢的壮烈精神,乃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所谓“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是也。

在众多为抗清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之中,天才少年夏完淳的义举尤为壮烈和伟岸。他是聪颖早熟的诗人,更是少年老成的英雄,在他父亲夏允彝和授业老师陈子龙的教育和熏陶之下,他14岁就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清义军的队伍,与肆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清军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形势比人强,整整三年下来,他和他的同伴并没有迎来翻盘的机会,孤勇的义军终于被强大的清军所击破,其父和其师均壮烈殉国,而他自己,也在17岁那年,不幸成了清军的俘虏,被俘后,他拒绝了清廷的劝降,从容赴死,慷慨就义!

夏完淳将自己在被俘到英勇就义期间所撰写的诗篇,勒为一编,冠名为“南冠草”,言“南冠”,是点明诗集的性质,即身为囚俘期间的诗歌创作。言“草”,乃是展示作者自己的谦逊心态,表明诗作是仓促写就,还比较粗糙,尚属于草稿性质,有待进一步打磨完善。这部诗集,共收录五律10首,七律3首,七古2首。虽然夏完淳谦虚地将这些诗称之为“诗草”,其实,夏完淳的这些诗作,在艺术上已臻于完善,思想格调上更是境界高迈,雄视千古,至今读来,犹凛凛富有生气!例如《五律·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迎,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悱恻,是怎样的激越,又是怎样的委婉,寄托着人间最柔和美好的生活情感,同时又洋溢着天下最坚毅刚强的爱国精神,无怪乎,会被入选国家教育部统编的义务教育九年级下的《课外古诗词诵读》系列之中。

很显然,夏完淳他是将“南冠”引以为自己矢志抗清,并且不惜以身殉国的具体意象的。换言之,“南冠”在他的笔下,乃是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伟大情操的重要喻体。而他之所以对“南冠”这意象“在兹念兹”,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典故,“楚囚南冠”故事的背后,所呈现的,是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操,夏完淳的选择与坚守,就是这种高尚情操的异代相传,一脉相承,自有渊源,代有发展。

“楚囚南冠”的历史典故,详见于《左传·成公九年》的记载。晋景公有一次视察军用仓库,见到了锺仪。便问看管的人说:戴着南方人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呀?“南冠而絷者,谁也?” 见国君发问,晋国的主管官员就回答说: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名叫锺仪。晋景公就让人将这个楚国俘虏开释,尔后又亲自召见了他,并对他表示了慰问,予以安抚。“使税之,召而吊之。”

两人见面后,晋景公询问锺仪的世系职业,锺仪回答说:我是乐官。晋景公接着又问:那么,你能够奏乐吗?锺仪答复,那当然。这是我先人所掌管的职务,我岂敢从事其他的工作?“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 晋景公让人拿琴给锺仪弹奏,他弹奏的是南方地区的乐调,“操南音”。晋景公意兴不减,向锺仪发问:你们的君王如何啊?锺仪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这可不是小人我所能知道的呀。晋景公不依不饶,一再问同一个问题,锺仪就勉强地做了如下的回答:他做太子之时,有师保侍奉他。他呢,每天早晨总是向婴齐请教,晚上总是向侧请教。至于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

晋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所信任的卿大夫范文子。范文子就此发表意见说:这个楚囚可是个君子。言辞中举出先人的职官,这是不忘根本;奏乐演奏家乡的乐调,这是不忘故旧;列举楚君(楚共王)做太子时的事情,这是没有私心;对二卿直呼其名,这是尊崇国君。不忘根本,是仁爱;不忘故旧,是守信;没有私心,是忠诚;尊崇国君,是敏达。用仁来办事,用信来坚持,用忠来完成,用敏来执行,哪怕再大的事情也能获取成功!君王您何不放他回楚国,让他成为搭建晋、楚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桥梁。“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

范文子这番话透彻精辟,切中肯綮,正中晋景公之下怀,故为晋景公所欣然采纳,“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个“南冠楚音”的历史插曲到此画上了最后一个音符。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楚国人士比较明显的短板,是对国家的忠诚度打有折扣,晋“粉”、吴“粉”太多,一些人动辄出走外国,投奔敌营,充当带路党。从申公巫臣、苗贲皇,到伍子胥、伯嚭、囊瓦,可谓是薪火相传,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锺仪这样的戴“南冠”、操“南音”事迹发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在这则故事中,锺仪的风范可谓是跃然纸上,他的高尚爱国情操也是正能量“爆棚”:能够奏乐,说明锺仪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乐操南音,表明他心里一直存有故国之思,矢志不忘,不妄议君王,意味着他始终恪守为君之道。锺仪这种不背本,不忘旧的真挚故国之情和拳拳赤子之心,在“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大背景下,称得上是十分稀罕的现象,属于“另类”,物以稀为贵,因此《左传》的作者要对此加以详尽的记载,予以浓墨重彩的渲染了。

如果从晋、楚争霸的大视野下深层次考察锺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着更深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晋、楚争霸在整个春秋历史上是主线,是一种常态,但是,这并不排斥在一定时间里双方谋求妥协,致力缓和。不论是晋国,还是楚国,都秉持“张弛有度”的战略方针,致力于该对抗时坚决对抗,该竞争时大胆竞争,该缓和时努力缓和。从这个意义上说,锺仪受晋国君臣的礼遇,得以被开释返回楚国,不过是当时晋、楚军事外交大棋局上的一枚棋子而已。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爆发,晋军遭受一场惨痛的失败,其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随之拱手让与了楚国,可谓是元气大伤,亟须有时间来疗伤。为此,晋国君臣都变得低调了,楚人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以“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为托词,予以婉拒,总之,就是不想在条件尚未成熟情况下,仓促草率地与楚国正面硬刚。晋国君臣都很清醒,楚国正锋头正健,晋国的正确对策应该是“避其锐气”,“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

锺仪获释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82年,那时,距离邲之战的战败,已是15年过去了,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也已逝世,楚共王继位成了楚国的新领袖。但是,晋国这时还没有做好翻盘的充分准备,还是需要用时间来换空间,逐渐实现晋、楚双方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而要做到这一步,最佳的途径,就是继续放低自己的身段,装出一种“无辜”的模样,在与楚国交涉过程中,尽量淡化对抗、斗争的色彩,而呈示缓和、友好、合作的姿态。所幸的是,天遂人愿,这个时候上天送来了锺仪这个大礼包,这岂能轻易放过,自然要好好把握,充分利用,于是乎,就有了厚待楚囚,“重为之礼,使归求成”的这一幕。

由此可见,楚囚锺仪被“礼遇”和开释的事件,乃是晋国君臣营造当时晋、楚新型战略竞关系时的一个“抓手”,一个环节而已,在统治者莫测高深的大棋局里,普通人总是身不由己地充当棋子,这应该说是锺仪本人的宿命,而其身上那种纯粹的爱国情操则是附加值,成为了晋、楚两国战略角逐过程中一种意外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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