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21-08-02 16: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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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关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分歧。许多人认为,《孙子兵法》一书,系孙武自作,它反映的是春秋社会现象。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孙子兵法》的真正成书当于战国时期,《孙子兵法》自身有着浓厚的战国色彩。北宋梅尧臣曾评论《孙子》说:“此战国相倾之书也”(《欧阳文忠全集》卷四十二《孙子后序》)。南宋叶适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他怀疑《孙子》其书及孙武其人,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认为,《左传》中关于当时吴、楚战争的记载,没有一次提到孙武的名字。孙武其人并非真实,《孙子》十三篇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清代姚鼐也认为《孙子》为战国兵家典籍,主要理由是:“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为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读孙子》)。自宋至清,持类似意见者,实不胜枚举。

   近代以来,《孙子》多战国色彩的观点,在论证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一种意见,是将《吴孙子》与《齐孙子》混为一谈,认为《孙子》一书的真正作者当为孙膑,此说已随着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部竹简而获得纠正。另一种主流性意见则以齐思和、李零等先生为代表,分别以其书所见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军事制度以及著述体例等方面,将《孙子》的基本成书确定在战国时期。对这一观点,虽然有不少人进行了商榷和辨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无一定道理的。本人不揣谫陋,试图通过对《孙子》战国色彩说提供一些补充性的论证。希望能对《孙子》书的成书时代问题的解决有所补苴。

   综观《孙子》全书,其受战国百家之学的影响,是明显可见的。要而言之,战国时期泛滥起来的五行学说与它有涉;它关于军事活动的强烈功利倾向,与墨家与法家似有纠葛;它的朴素辩证法与方法论,不仅精神实质与道家老子学说如出一辙,而且两者遣词用句都颇有相合处;它的愚兵观念以及手段,与法家并无差异;而它的主导思想倾向,又是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学派军事思想基本特征相左的。《孙子》书中这些复杂的思想倾向,正是战国时期诸子学术思想既对峙又融合的基本现实,在具体学科领域——军事学中的渗透与体现。我认为,通过对《孙子》中复杂思想倾向与当时社会思潮特征之间相互关系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解决《孙子》的成书年代问题。这里仅对《孙子》的“五行”思想谈些笔者个人的看法。

   一、《孙子》“五行”与《左传》等书“五行”之异同

   《孙子》书中,明显涉及到五行的文字,共有三处:(1)《势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2)《虚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3)《行军》:“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究竟是春秋时的思想特色,还是战国五行观流行下的某种表现。这里就牵涉到五行说的起源与影响问题了。

   关于“五行”起源的时间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梁启超、顾颉刚等认为它的系统形成,当以战国中晚期人邹衍为代表。而栾调甫、吕思勉等人认为五行学早于邹衍而存在。我们认为,原始五行说的确渊源甚早,但是五行说的真正流行当在战国时期,至于系统的形成并发生政治上的影响,恐怕仍是以邹衍为代表稍妥当一些。

   有些同志将《尚书·洪范》、《左传》、《国语》中的“五行”记载,与《孙子》上述“五行”言辞对照,先肯定了《左传》等书的“五行”记载为春秋时期的内容,进而来推断《孙子》的“五行”观为春秋时期的产物,这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的。

   《洪范》的成书年代,当年刘节作《洪范疏证》时考定为战国晚期,此说一出,学术界大多赞同,但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时代断限太保守靠后了,然而一般人都肯定它至少为战国初期的作品(参见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载《古史辨》第五册)。《洪范》既成书于战国时期,那么就不能断言其中的“五行”表述,一定就是春秋时的五行含义,这正如不能肯定《洪范》的“五行”表述一定就是战国思想的体现一样。

   《左传》一书成书时代,说法也多种多样,我认为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序》的说法比较合符实际,即其成书在公元前四零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前386年)以前,相当于战国初期阶段。因此,《左传》中虽有较多的“五行”内容记载,如《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等等。但是这究竟是春秋思想的如实流露,抑或是战国思想的借古人之口的阐述?实际上也已经说不清楚了。至于《国语》的情况大致与《左传》类似。《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等,更是早就为学术界所认定为战国的作品(参阅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也不能用来印证《孙子》“五行”思想的春秋特性。

   其实,《左传》由于成书较早,它的“五行”说,尚是很不完备和准确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金、木、水、火、土”既为“五行”,但在《左传》那里,却可以随便加上“”,使“五行”转化为“六府”(《左传·文公七年》)。这便生动地表明了当时“五行”的不固定性质,这正是“五行”说处于原始状态的特点之体现。

   那么,《孙子》的“五行”观究竟表述了什么内容呢?我认为,它虽然有与《左传》、《国语》、《洪范》相关内容的类似处,主要表现为它们之间,都是从五类基本物质的角度来理解“五行”,很少有哲学或术数的意味。但是《孙子》中的“五行”已较《左传》等书中“五行”,有了长足的进步,体现为更高的层次了。第一,它虽然同《左传》等书一样讲“五色”、“五声”、“五味”,但是又进而明确指出“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五味之变,不可胜尝”,这是《左传》等书记载的“五行”属性所不曾有过的。可见,虽然《孙子》“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都视“五行”为物质世界万事万物最基本属性,但是《孙子》却更进了一步,即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与变化完全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第二,在《左传》等书那里,“五”的抽象尊贵性质,并未十分突出。这恰恰是“五行”说不曾占思想界统治地位的曲折反映。例如,《左传》言“声音”之要义是这样的:“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这里,“五声”仅仅是与“六律”、“七音”等相并列的“九大范畴”之一。但到了《孙子》,则有所不同了,即“五声”统辖了一切,其他范畴则于无形中消失了:“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这种以“五声”统辖一切的特点,只能是“五行”说比较成熟而且风行之后的产物,很显然,《孙子》的“五行”要较《左传》等书的“五行”为成熟,其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也当大大晚于《左传》等书的同类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据“五声”、“五色”、“五味”之变的普遍属性,在军事领域中推演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样的命题,并进而论断:“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篇》)。而“循环无端”之语,恰恰正是战国五行思想家们关于把握事物变化规律的基本准则之一。其极端发展的结果,便是阴阳五行家们循环无端观念强加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即为典型的例子。这一思想观念在战国中期影响是很小的。如孟子爱言“五百为纪”,说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尽心》)。正是孟子受当时“五行”循环终始思想影响的结果。《孙子》的情况也完全相似。由此可见,当《孙子》对奇正问题据“五声”等五行原则作具体阐述时,既然用了“循环无端”这么一个富有战国时代色彩的词语,那么,对其“五行”说的本质特征,就显然不能够着眼于春秋时代了。

   二、《孙子》“五行无常胜”与墨家后学

   《孙子》“五行无常胜”之语,在先秦众多典籍中,除了《墨子·经下》以外,未有类似的材料。《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发挥道:“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据此可见,这里的“五行毋常胜”,并未有特殊的神秘色彩,而属于客观的物质运动形态之一。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然不免相胜,但却不是一定不移的,因着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不是一定不变的常胜。

   墨子是活动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反映他学说基本内容的《墨子》一书,是由其弟子整理完成的。墨子身后,“墨分为三”,墨学三派学者由于师承传授不同的原因,造成了《墨子》一书许多篇章有“上、中、下”三篇并存的情况。这一点,俞樾早已指出来:“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有三乎!”(见《墨子间诂序》)墨子的学生已是战国时人,而从三篇分别流传到合为同书中的三篇,又应该经过很长时间。至于《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更是墨子后学所增附,因为从内容上看,这六篇所讨论的有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有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墨子时代所有的。在这六篇中,还有对于先秦其它各学派的批评,这些批评只能在各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墨子相信上帝和鬼神,可这六篇中只有一句话提到“天之爱人”(《大取》)。从形式看,冯友兰先生指出“这六篇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体裁。”(《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由此可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经上》等六篇系墨子后学的作品,反映的至少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思想。既然如此,出于其中的“五行毋常胜”观点,也当然是战国中期的东西了。

   《孙子》“五行无常胜”之语,语句与《墨子·经下》一致,而与下面“四时无常位”等语联系起来看,《孙子》所言“五行”,与《墨子》“五行”一样,也是具体物质属性的东西,既然《墨子》那些话反映的是战国中晚期的思想特色,那么《孙子》“五行无常胜”的说法也同样属于战国中期以后“五行”说思潮较普遍风行条件下的产物。《孙子》一书就其所混糅的“五行”思想痕迹看,至少可以一个侧面分析其真正成书不可能早于战国中期。

   三、五帝问题与《孙子》“黄帝之所以胜四帝”

   关于“五帝”之传说,学术界普遍认为起源于战国中晚期,顾颉刚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期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黄帝是战国晚期人们心目中的古代杰出人物的代表,因为《孟子》书中尚将尧、舜视为古代社会最早最杰出的领袖人物,而没有关于黄帝片言只字的记载。当然,黄帝等五帝有一个从神观念的建立并人格化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早于战国中期。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认为,五帝传说的历史递嬗经过了以下的阶段:(1)五方神的雏型,这在反映战国早期思想面貌的《墨子·贵义篇》中开始出现:“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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