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人生的方向

——石头记荷花社暨“周敦颐与湘学源头”主题读书会专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21-06-09 11: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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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读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学习的聚会,这种会值得提倡。《爱莲说》是讲做人的。怎么做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跟随我们一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人生的方向,这个人生方向,应该是一条正道,不要走歪门,不要走邪道。正道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正道,是从四书五经而来,是从孔孟那里来的。我们每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最终都会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妥协,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皈依,因为这些东西在已经融进我们的血液中去了。所以到现在我还在读古代圣贤的文章,包括屈原的《离骚》、《古文观止》等等。像周敦颐这样的人,像《爱莲说》这样的文章,我们坐到一起念一念,对陶冶我们的情操,对宽广我们的胸怀,对选定我们人生的方向,都有极大的好处。

   周敦颐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知行合一。他活着的时候,做事本身就受到大家肯定,他是个好官,是一个非常纯洁、廉洁的一个官员。《爱莲说》实际上是一个文学作品,但这里面包括了非常了不起的哲学思想。他的莲花品格,与他主张“静”、“诚”和“无极、太极”的思想相通。周敦颐破千年之暗,上接洙泗,下启程朱,是中间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把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用一个诚,用一个孔颜之乐,用宇宙论、人生论这样一些思想,培养出了二程,然后才有关洛学派,才有朱熹张栻。所以他的功劳,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而且对我们湖南人思想文化影响非常之大。

   曾国藩在罗汝怀编撰的《湖南文征》序里说,湖南这个地方本来没有文化,幸亏周之末来了屈原,宋之初又出了周敦颐。曾国藩一生他有很多争议,但是他在廉洁自律方面,是官员的典范。廉洁与真诚相通,孔颜之乐,圣人境界,莲花品质。儒家思想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屈子赤诚忠诚,为百代湘人所祖;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曾国藩以诚修身,“去伪崇拙”;毛泽东搞民主革命的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风格,结果大获全胜。我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人我合一的诚信境界,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

   曾国藩戎马倥偬,身体不好,吃那么多苦,六十二岁就死了。他成就了那么艰巨宏伟的大业,还写著、编了那么多的书,写了那么多的奏折和家书,这是多么刻苦的一辈子啊。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是信仰!他信仰的是内圣外王。他以理学立身,要做圣贤。作为湘军集团的精神领袖,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湘军悍将鲍超给他送了好多礼物,贺他五十岁生日,鲍超这个人脾气很暴躁,曾国藩为了给他点面子,留了一顶瓜皮小帽,其他的十六担礼物全部退回去了。曾国藩就是周敦颐的粉丝,他在《湖南文征序》讲,“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

   其实有一段时间,咸丰初期,他的地位不如胡林翼,后来有一段时间,地位连左宗棠都不如。为什么能够实际上形成他湘军统帅这么一个地位,因为只有他能够沟通所有的将领,这靠的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高尚才形成了他那么大的格局。他如果人格上稍微低下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格局,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影响。我写过几篇文章,讲曾国藩对晚清政权的影响,他是改变中国的人:有了他,才有湘军;有了湘军集团,以后才有洋务运动;有了洋务运动,才有戊戌变法;有了戊戌变法,才有辛亥革命;有了辛亥革命,才有五四运动,才有新文化运动,也才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湖湘文化有五次对中国文化返本开新。第一次是周敦颐,第二次是王船山,第三次是曾国藩。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经世理学。之前,有的讲理学,有的讲经世,是曾国藩把经世和理学合起来,既讲价值观,也讲方法论。第四次是谭嗣同。谭嗣同的思想,我们研究和阐发都不够,谭嗣同这个人是返本开新的人,他提的冲决网罗,影响了一大批人群,他开辟的其实是一个时代,他和严复、梁启超一起,是晚清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再往后就是毛泽东,到今天我们研究还不够,前面马克思主义这一面讲得比较多,优秀传统文化提得不够。

   周敦颐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他可以说是湘学的源头,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屈原,屈原给湖湘文化奠基,作为湖湘文化的一种系统的理论的阐述是从周敦颐开始,然后影响一直到现在。他对中国的影响,今天想所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他。

   明朝的时候,专制主义搞得理学已经变味了,湖南人还在搞宋学理学;清朝乾嘉学派流行,岳麓书院仍然把传统理学坚持下来,坚持经世致用的这个方法,有一批知识分子既有内圣的报国的情怀,又有外王的平天下的想法,还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湘人集体意识成为湘军集团崛起的准备。随着晚清形势巨变,一下子登上舞台,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湖湘人的精神从哪儿来?从屈原,从周敦颐,从二程、张栻,从胡安国、胡寅、胡宏,一直到近现代的黄兴、蔡锷、宋教仁,一直到毛泽东这一大批人。

   湖南有一种廉洁文化,它有一个廉洁的基础,屈原他是以有忧患意识闻名,但屈原这个人也是廉洁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可最后叫他洗头洗脚他都不干了,非要去跳河,就是不能同流合污。理学教湖南人追求内心的纯洁,既要做圣贤,又要做英雄。圣贤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英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事。

   圣贤和英雄是关系到知识分子如何做人的问题。上海有一位学者叫许纪霖,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写过一篇叫做《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徘徊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他写的近代还包括国民党那个时期,因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不存在徘徊的问题,官员基本都是考上来的,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又要做学问,又要做官,达时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做官的渠道多了,官场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有了大老粗官员和读书人官员,在现实中知识分子往往搞不赢大老粗和大老粗式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做圣贤的价值观不吃香了,把官位当作权柄的思想流行起来。我们今天读《爱莲说》,纪念周敦颐,就是要肯定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提倡知识分子的莲花品质和君子风采。知识分子做学问向真理负责,做官向后果负责。一个是讲政治,一个是讲学术,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个要有良心、有骨头、向真理负责,一个向真实负责、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既做好知识分子,也做个好官员。

   人这一辈子,实际上是在行路。人生是一次旅行。

   第一,人生是远行。从小走到大,走到老,岁月漫长,山高水远,很长一段路。

   第二,人生是苦行。现在你们年轻人也苦,但是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苦。我是挨过饿的人,60年没饭吃,家里很困难很穷,饿得腰都直不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长大。68年下乡插队,到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劳累,吃不饱,还要到老乡家里要吃的;后来我到西藏工作,从现在闹地震的雅安进去,雅安过去以后是汶川,一直坐车到昌都坐到拉萨,冰天雪地,冻得要死。做了官,繁重的工作不说,天大的责任,复杂的人事关系,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有,认真做官时很辛苦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第三,人生是独行。人一辈子就是一个人在走,哪怕你有爹娘、有爱人、有子女,这些人都没有跟你一起走,或者他只陪你就走一半。最终你去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就是一个人去的。独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自己要靠自己,自己要尊重自己,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我们要认识独行,珍惜独行,做好自己。

   第四,人生是修行。佛家讲“苦集灭道”。人的一辈子有个看问题的角度,如果把困难和考验看作人生路上正常平常的事情,就会有思想准备,以平常心去对待。把人生当作一场修行,从一个方面去找自己不足的,另外一个方面让自己充实,让有荷花一样的品质和和丰富饱满的人生。

   如何才算丰富饱满的人生?如何攀登较高的人生境界。我们可以拥有四个世界:

   第一界就是物界,也就是物质的世界。就是植物、动物,生物等万物。能够过富贵的物质生活,能够得到充裕的物质享受。在古代汉语里面,物是指自己以外的人或跟自己相对的环境。简单地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外部世界。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个世界。

   第二界是知界,就是指知识的世界,是对物质世界的一个能动的反映。中国古人主张格物致知,就是认为实践和读书可以得到知识和学问。知界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书本,要读书。如果说我一辈子有一点成功的经验,就是手不释卷。我为什么把时间看的这么紧?就是想抓紧时间多读书。我现在70多岁了,我感觉到自己还有好多好多书没读。我每天走路的时候都在听书,我最近就听了十几本小说,读《白鹿原》、《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等好多好书。而且我还在复习英语,重读经典。

   第三界是情界,也就是情感的世界。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爱之情。情界既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其实还包括审美。中国文化里有一个繁花似锦、隽永深厚的文艺世界。从《诗经》开始一直到《红楼梦》美不胜收。足以让人征服每一个中国人,足以让人深深地热爱我们的文明。欧洲人也讲感情。罗素讲,人的一生能够让自己激动,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东西有三件事,第一是获得新的知识,第二是爱情,不附带条件的真正的爱情,第三,对弱者的悲悯和帮助。what reason we are living for(《我们为什么活着》)他讲得非常好。中国人讲我们为什么活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我们的士大夫的人生观。你没有情,没有美,生活是很累的,也是非常可怜的。刚才讲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我读他编的《十八家诗钞》,他说,诗可以“开拓心胸,扩充气魄”,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统帅的豪迈心胸,又有父兄的温润情感。蔡元培他们提出来要以美代教,让我们的孩子懂得美,让我们的孩子有情,有情才能有义。由此可见人性教育、情感教育非常之重要。

   第四界是灵界,也就是灵魂的世界。无神论者是如何看宗教世界呢?无神论者的灵魂,其实就是一个内心灵深处的自我。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小时候读《牛虻》,为什么读呢?因为保尔读了《牛虻》。保尔是谁?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他的原型叫奥斯托洛夫斯基,生命经历辛苦得一塌糊涂,身上受了27处伤,最后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鼓舞了整个苏联布尔什维克一代人。那时候中苏友好,书就翻译过来了,我们都读了。保尔第三个喜欢的女孩子叫丽达,那个女孩抛弃他了。他非常痛苦,就拿出手枪准备了结自己。就在这个时候保尔的大脑出现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典,“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想,其实这就是基督教里的末日审判内容的翻版。保尔是喜欢读《牛忙》。那时候我们也找来读,看后我觉得写的很动人,英国女作家伏尼契,把亚瑟与琼玛的爱情写的回肠荡气。《牛氓》中的亚瑟之所以想死,是因为他崇拜的红衣大主教,也是他的父亲背叛欺骗了他,他的信仰毁灭了。由此可见他的心中有很重的宗教情结。这种宗教的情结,实际上是灵魂最后的家园。

   我们中国人最后的家园应该是什么呢?也应该是信仰。但是我们现在的信仰是什么呢?现在的信仰不清楚。看过一篇文章,别人问梁启超,人将离世的时候,最关切的是什么?梁启超说了两个意思,第一,我完成了我的责任。第二,没有做自己不应该做的错事。有些错是是没办法避免的,或者是很难避免。但是有些错是可以避免的。

   他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的文化里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承担的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而且对家人,对社稷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也就是《大学》中讲的三纲八目。所以戴季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连带责任主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曾严厉批判传统文化,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惊醒过来,如果没有了文化传统,“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读岳麓书院的对联,望岳麓山上的群贤众神在前,也许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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