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0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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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79年今义的“共和”进入汉语世界,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共和”的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所指能指因人而异。与通常认为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学说以及相关观念的引进,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产生广泛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可是,正当共和思潮勃发之际,中国新党和海外华人内斗的现实、美洲共和制各国的弊病、列强争霸的大势以及重新解读相关学理等因素交相作用,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宣布告别共和,一步退至开明专制。虽然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对于青年的鼓动激励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第一节 古今中外的共和

  

   先行研究查明,今义的共和一词,最迟于1870年代已经入华。仔细检讨相关文献,可知直到20世纪初年,主要用于指他者即外国之事,几乎与己无关。所谓他者之事,一是外国的历史,二是外国的现况,三是外国的思想学说、尤其是法理政治学说。

   黄遵宪1879年《日本杂事诗》中的“共和党”和1890年《日本国志》中日本主张开国会者的共和,所说均为日本之时事。前述李恭忠论文引述1882年12月22日至1889年《申报》的五则报道中提到的法国附近之共和国、共和政治、法国共和党、瑞西共和国、南美共和国等,以及1890年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所说“各国人民苟有背政府、倡共和新政、排击旧宪者,法国当出援兵”,讲的都是欧美各国的历史或现状。

   至于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引述严复的话:“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1] 此言后来各方转述甚多,可是严复始终不赞成用共和一词,此处经人转述,不知究竟出自严复之口还是据其大意重述,而且主要是指历史上的贵族共和,而国民为政才是民主制。

   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中的“共和”,不仅均为他者之事,主观上还多持排拒态度。1898年1月13日出版的《实学报》第14册刊载沈毓桂的《民主之说流弊论》,引述一种改革意见道:“使以合众联邦共和为治,各子其子,各民其民,邾莒僻小,亦能自保,虎狼强国,遂息兼并。”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在私下议论时提及用合众联邦共和的办法达到自治强国的目的,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主张,沈毓桂的反应是:“噫!是说也,乃搥提伦纪,绝灭纲常,举其利而忘其害,吾无取也。”[2] 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最早引入“共和”新义的黄遵宪,对中国古代的共和十分向往。他在湖南南学会演讲时说:“诸君诸君,能任此事,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3] 此处的共和,主要仍是中国的古典本义。

   古典原义之外,共和还有其他意思。狹間直樹指日本明治中期共和曾经作为君主立宪的主要表述,也就是说将君民共主称为共和。这样的指称也影响到中国人,康有为在鼓动清帝变法时便提出:“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其中“英德宪法”,在《光绪政要》《光绪朝东华录》《皇朝蓄艾文编》以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都写作“英德共和”[4] 。其共和之意正是君主立宪制的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民政才是指民主共和。

   这一用法在梁启超绝非孤立偶然的个案,他亡走日本后撰写的《戊戌政变记》,其中第五篇《政变后论》第三章《日英政策旁观论》谈到日本、俄国、英国等国的竞争态势,也说:“若夫英人之兵力,固足以敌俄人而有余矣,亦相持而不发者何也。凡君权专制之国,其用兵甚易,共和政体之国,其用兵最难,英之持盈保泰,真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概,故英人持平和主义,政体使然也。”[5] 此处的共和,虽然不排除其他民主政体,但确指英国的君主立宪。

   尽管学人继起踵接的努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共和”已经进入晚清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仍然不能改变甚至进一步明确了这样的事实,即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今义的“共和”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非但尚未成为关键概念,而且很少得到运用,具体使用者的所指能指则因人而异。与原来通常认为梁启超等人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且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的宣传。

   李恭忠已经注意梁启超在近代共和学说传播以及与republic对应的共和概念流行中的作用,并且引述了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一系列重要相关著述。相比于此前中国人的共和言说,这一时期今义的共和虽然仍旧主要是指他者之事,可是重心明显转到一般学理方面。在公理天演的一元化进化观主导下,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不能自外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他者与自我开始进入混一的状态,或是朝着这一方向快速发展。

   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从1899年4月10日第11册起,开始刊登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第一卷,直到1899年10月25日第31册,陆续刊载了一半左右的内容。虽然是汉译本,可是翻译者并非梁启超或该报同人,而是东京善鄰譯書館的吾妻兵治。只是后者的《国家学》正式出版于1899年12月13日,反而在《清议报》之后。狹間直樹认为梁启超等人依据的是吾妻兵治的原稿、清样或抄本,后来中止,很可能是因为吾妻兵治的书将出,要求其不再续刊。[6] 从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预告即将出版的《国家论》为“本局同人译”判断[7] ,梁启超等人也有可能参与过该书的汉译或后来的改译。而郑匡民指吾妻兵治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不是伯伦知理的原著,而是伯伦知理的学生平田東助与平塚定二郎合译的日文版《国家论》。[8]

   无论实情如何周折复杂,《国家论》的连载使得今义“共和”概念伴随着系统的国家学说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再只是零星的片断知识。如关于欧洲的国家学说,“今举政学家之著名者略述之,第十六世纪,弗鲁连则有麻季维利(今译马基雅维利),法国则有暮担(今译蒙田)。第十七世纪,荷兰则有夫卧特具洛(今译格劳秀斯),英国则有密耳敦(今译弥尔顿)、胡北土(今译霍布斯)及洛苦(今译洛克)等诸人。所论分为共和、专制、立宪三种,各不相同也”[9] 。而国体政体与共和的关系问题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引起关注,“又有共和政治,而类君主政治者”。“国体有名异而实相类者,有名同而实相反者。今一据希腊人之原则,唯就主宰官判别国体,倘遇其变体,将如何裁之?夫今日立宪君主政治,与代议共和政治,均以自由权付国民,其名虽异,而其行政施设,有太相似者。”[10]

   《国家论》还进一步辨析各种国体政体:“盖立宪君主政治所以甚类代议共和政治者,由两者俱属第四种变体,而所以异于无限专制君主政治者,以其属第一种变体故也。”“方今开明之民,芟除古来错杂政体,而仅存二种,曰代议君主政治,曰代议共和政治,前者多行于欧洲,后者多行于美洲。”就历史而言,“古罗马人殊重国民之自由,国民之共同心极盛,则称其国用例波白律苦之语,以对照国王世袭私权之国。由是观之,称代议君主政曰例波白律苦,亦无不可。然例波白律苦之语,于今人所用之意义,与君主政治正相对比,然则今人每称共和政体(即例波白律苦),而代议共和与代议君政将何由别?”共和制与君主制两种政体分别的关键,即在于国家元首与民众的关系,“要之,主治者、被治者之间不设藩篱,互保平等均一之地,是共和政之本旨也。离隔君主与臣民之间,使上下分明,毫不可犯,是君主政之本旨也”[11] 。

   照搬拿来之外,梁启超还借由日本学习西方,以求简易快捷,按照他所鼓吹的和文汉读法,阅读日文书籍数月即可见效。果然,《国家论》刊出不久,从1899年4月20日《清议报》第12册起,梁启超就推出了声称是自己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开篇即概括道:“宪法者,欧语称为孔士九嵩,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虽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故今之所论述,亦从其狭义。惟就立宪政体之各国,取其宪法之异同,而比较之云尔。”

   这段文字,李恭忠依据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判断括号中的话为梁启超所加,并进而引申为“以往政体分类的关注点在于谁做主,而梁氏分类的关注点则落在宪法的有无上”[12] 。此说稍显急切,闾小波并未言及文本的问题,在比较底本与译文之前,显然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即使括号中的话为梁启超所加(这种可能性的确很高,因为几种旧译,为此前王韬的说法,但也不排除借自日本人的可能),可是政体与国体究竟如何区别,当时还相当纠结混淆,遑论清晰的政体分类重点何在。除非引言部分均为梁启超的手笔,否则很难断言是其本人思想的直接表述。因为仅就这篇译文的言说而论,就已经不尽然,所以接下去该文论道:

   “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但就其名而言之,则共和国不与立宪国同类,就其实而言之,则今日之共和国,皆有议院之国也,故通称之为立宪政体,无不可也。故此书所述,专就立宪君主国与共和国论之,而专制君主国不与焉。”英国是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的始祖,七百年前,英人已由专制政体渐变为立宪政体。“上院之制,随各国之国体而异,既已详之,至下院之制,则不然,无论君主国共和国,虽国体大异,其制皆如出一辙,皆由人民之公举,为人民之代表。”《清议报》第13册续刊该文,又说:“君主者,立宪政体之国世袭继统者也。……共和国之大统领,必由公举,定期更任,而其选举之法,法国、瑞士则由国会,英国则特开选举统领会以举之。”照此论述,共和国有时与立宪君主国相对,有时又涵盖立宪君主国而与君主国相对。

   借由日本汉译和直接取材东文,梁启超能够学以致用,立竿见影。1899年9月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26册发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开始运用刚刚学到的知识对中西政治进行分析比较,他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欧洲人所谓少数共和政体,谓之寡人政体者是也。其政府(即贵族)之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国君之废立,出于其手,国君之行为,能掣其肘。”在他看来,中国的国体与欧洲有几点大异:其一,“中国自秦汉至今日,可直谓为一统时代”。其二,“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其三,“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即有民选代议之政体,而我中国绝无闻焉,此又其最异之点而绝奇之事也”。

不仅如此,对于欧洲的政治学说,梁启超尽可能既参酌各种说法,又表达个人见解,他在1899年12月13日刊行的《清议报》第32册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蒙氏又分各国之政体为三大类,曰专制政体,曰立君政体,曰共和政体,而于共和政体中,复分两种,一曰贵族政体,二曰平民政体,后世谈政体者,多祖述其说。”“蒙的斯鸠曰:万国政体,可以三大别概括之,一曰专制政体,二曰立君政体,三曰共和政体。凡邦国之初立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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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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