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5 次 更新时间:2021-05-03 07: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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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一、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对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这一点王汎森兄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已经论述得很清楚。简单地说,就是在科学、客观、中立的现代标准下,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古文献,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审查,人们逐渐把传说(或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记中被视为“中国”共同渊源的五帝和“中华民族”历史象征的尧、舜、禹,以及作为中国神圣经典的种种古文献,真实性都被严厉质疑。

   1923年,顾颉刚在一封公开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纲领,一共包括四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才被丛涟珠、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

   为什么会动摇“国本”?因为“民族出于一元”意味着中国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来一统”象征中国疆域自古如此,而古史传说人物象征着民族伟大系谱,而古代是黄金时代,就暗示了文化应当回到传统。象征本身有一种认同和凝聚力量,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在质疑历史之根,瓦解着“中国”认同的基础。

   这里长话短说。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毕竟形势比人强。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加上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使中国陷入国土割裂的空前危机,中国学界不能不重新调整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论述,特别是从历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驳日本学界对于满蒙回藏的论述,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

   现实情势改变了中国学界,也暂时改变了顾颉刚的立场。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正如顾颉刚所说,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

   在这一绝大背景下,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181号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汉统一,“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顾颉刚也一样,原本他并不相信“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他觉得“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所谓“向来统一”只是一个“荒谬的历史见解”。

   但在这个时候,他却把历史论述从说明原本并不是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合法性。在《禹贡》半月刊之后,1936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合作编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绪论》中顾颉刚就说,“在昔皇古之日,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近日之情况(指现代中国)”。他罕见地用了“皇古”一词,说“疆域之区划,皇古之时似已肇其痕迹,自《禹贡》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

   很显然,这与20世纪20年代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

   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1933年,日本人与内蒙古王公会谈,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这时,顾颉刚一生仰慕的女性谭慕愚亲身进入内蒙,调查这一事件,并且于1933年12月底,应顾颉刚之约,在燕京大学连续演讲,讲述“百灵庙会议经过及内蒙印象”,揭发内蒙独立与日本阴谋之关系。

   余先生《未尽的才情》一书已经注意到,顾颉刚在日记中,一连好几天记载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请教,我们都怀疑,1933年谭慕愚女士的调查与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对顾颉刚的史学转向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与谭其骧合办《禹贡》半月刊。

  

   二、在这种危机的刺激下,学术与政治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顾颉刚日记》中留下很多这一观念转变的痕迹。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府南迁,各大学与学者纷纷南下。1938年底,顾颉刚去了一趟西北,据日记说,他在途中开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种有关边疆的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显然,这种学术兴趣与政局变化有关。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引述顾颉刚自传,说他1938年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曾经偶然看到一幅传教士绘制的The Map of GreatTibet,心情大受刺激。

   他认为,满洲“自决”还不足畏,因为那里汉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烦,“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就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学术与政治,在这种危机刺激下,找到了一个结合点。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且为它撰写“发刊词”,呼吁人们不要忘记“民族史和边疆史”,来“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紧接着,在1939年1月1日,顾颉刚特别在《益世报》的新年一期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放弃》一文,他说“中国本部”这个词,“是日人伪造、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二月份,他又连日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并且郑重宣布,今后不再从中华民族之内,另外分出什么民族,也就是汉满蒙回藏苗等等。

   这篇文章2月13日起在《益世报》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巨大反响,不仅各地报刊加以转载,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前些年与他渐生嫌隙的傅斯年,尽管主张在国家危机之时,写信劝他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不要在《益世报》上办“边疆周刊”,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在一封致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件中,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学家,主要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是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

   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到,顾颉刚对自己这一系列表现相当沾沾自喜,他一向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反应。1939年3月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载说,有人告诉他,《益世报》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有《中央日报》转载,“闻之甚喜德不孤也”。22日的日记又记载,有人告诉他,“重庆方面谣传,政府禁止谈国内民族问题,即因予文而发。此真牛头不对马嘴,予是欲团结国内各族者,论文中彰明较著如此,造谣者何其不惮烦乎”。

   到了4月15日,他又在日记中说,方神父告诉他,这篇文章“转载者极多,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湖南衡阳某报、贵州某报,皆是。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指《益世报》所发表)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

  

   三、爱国情绪再次激发,在日记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谓御用学者!”

  

   来自学界的争论风波与舆论压力,影响了政党与政府,此后,国民政府不仅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教材的“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这种观念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一致赞同,傅斯年就说,要把“三民主义、中国史地、边疆史地、中国与邻封之关系等编为浅说,译成上列各组语言(指藏缅语、掸语、苗傜语、越语、蒲语)”。而顾颉刚和马毅也建议,要重新书写历史教材,“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

   可见,抗战中的顾颉刚,似乎暂时放弃了“古史辨”时期对古代中国“黄金时代”传说的强烈质疑和对“自古以来一统帝国”想象的批判,对“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似乎比谁都重视。1940年6月25日,顾颉刚为边疆服务团作团歌,其中就写道,“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等等。

   在这个时候,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倒在这一问题上颇能彼此互通声气,顾颉刚的日记里记载,1939年5月2日,当他开始写“答费孝通”一文时,傅斯年曾“开来意见”,而顾颉刚则据此“想本文结构”。第二天,他写好“答(费)孝通书三千余字”,同时把稿子送给傅斯年。第三天他又记载,“孟真派人送昨稿来”,显然两人互相商量,而且傅斯年还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学家们的材料。又过了十几天,他“抄孟真写给之材料,讫,预备作答孝通书”,从《日记》中我们知道,原来是在傅斯年的鼓励下,顾颉刚才连接好多天,奋笔“作答孝通书”,并“将答费孝通书修改一过”。

   可见,在回应吴文藻、费孝通等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上,作为历史学家的顾、傅是协同并肩的,他们都不赞成过分区别国内的民族,觉得大敌当前,民族各自认同会导致国家分裂。顾颉刚似乎义无反顾,一向好作领袖的他,这次冲在最前面,把这种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推到极端,以致后来对傅斯年也颇不假辞色。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抗战刚刚胜利后的1945年8月3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贴了一则剪报,这是8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的《傅斯年先生谈中苏新约的感想》。傅斯年说,中国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来建设国家,并提到,中苏应当做朋友,还说到新统一的国家初期,需要对邻邦妥协。特别是在谈到有关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问题时,傅斯年认为中苏关系中,外蒙古被分割的问题大家最注意,但历史却被忽略了,因为外蒙古四个汗国即车臣汗、土谢尔汗、札萨克汗、三音诺颜汗,“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内藩”,所以外蒙古与内蒙古、东北不同,与西藏也不一样。

   顾颉刚看到这篇报道之后勃然大怒,不仅瑜亮情结再一次拨动,爱国情绪也再一次激发,他在日记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谓御用学者!”并加以解释说,“这一段话,当是他帮王世杰说的”。下面,顾颉刚又写道,“不晓得他究竟要把中国缩到怎样大,真觉得矢野仁一还没有如此痛快。割地即割地,独立即独立,偏要替它想出理由,何无耻也!”。他也许忘记了,当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东北史纲》的撰写,就是为了批驳矢野仁一,捍卫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

   这也许可以让人理解,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何以在抗战之中,会去草拟“九鼎”铭文,赞颂那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四、骨子里仍然相信民族的历史变迁,并不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不过,顾颉刚毕竟是历史学家,是古史辨领袖。超越传统建立现代史学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那么轻易去除。在心底里,顾颉刚对于古代中国的看法,终究还是“古史辨”时代奠定的。只是在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有些话不便直接说就是了。

1943年10月31日,他在日记里说,有人向他回忆“古史辨”当年在上海大出风头。关于这点,顾颉刚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又很清楚,“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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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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