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在蒙哥汗帐前辩论——记文献所见第一次东西方宗教徒面对面教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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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一二五三年的八月五日,达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畔蒙古将军拔都的营地,来了一个身材高大,但衣衫褴褛,骑了一匹马的欧洲人,靠着陪同他来的向导和翻译,蒙古人才知道这是来自法国鲁布鲁克的威廉(Rubruquis,下面我按习惯简称他为“鲁布鲁克”)。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几千里外的法国来到这里。他遇见一个善于占卜的黑契丹人,交谈后得知,原来欧洲人相信遥远东方有“约翰王”或者“约翰长老”统治着一个基督国家的传说,恐怕是谎言。后来,鲁布鲁克在他的行纪里愤愤然地说,这里的人“可以凭空编造一大堆故事”,什么撒里答是基督徒,蒙哥汗和贵由汗也是基督徒,所以都特别尊敬基督徒,这些都不可信。不过他又听说,约翰有个兄弟汪罕,原本在一个叫作哈剌和林(Karakorum)的地方,他们确实曾是聂斯托利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君主已经抛弃了基督的信仰,改宗偶像教,身边有拜偶像的僧人,这都是兴妖作怪的家伙”。

鲁布鲁克之所以对这类消息很重视,原因是他还在法国的时候就听到过“约翰长老”的故事,而且深信不疑。据说,大概在一一四五年,叙利亚加巴拉(Gabala)地方的主教雨果(Hugh)上书给教廷,说远东有个身兼国王和教主的聂斯托利,叫作约翰,他为了恢复被伊斯兰占领的耶路撒冷,曾经进攻波斯,甚至攻陷过波斯的埃克巴塔那(Ecbatana)。但这个约翰究竟是谁?后来有人说是西辽的耶律大石,有人说是格鲁吉亚的国王太子,但都只是传说。那时候欧洲人普遍害怕蒙古人继续入侵自己的地盘,尽管约翰是异端聂斯托利,总还算是基督门下,还是兄弟,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个传说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有人在后方牵制蒙古人了。

那会儿,无论是教皇还是各国国王,都对蒙古大军感到恐惧。一听到蒙古西征,教廷和国王都紧张起来,准备紧急备战。不过,在欧洲基督教上层人士里,还是有争取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想法,至少教廷曾怀抱希望,如果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能与基督教携手抗击穆斯林就太好了。所以,当时的教宗英诺森四世为了联系蒙古人,就在一二四五年先后派出三个使团。其中,第三个使团经由波希米亚、波兰、基辅,到达蒙古人的地盘,为首的就是后来留下《蒙古行纪》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柏朗嘉宾。他于一二四五年四月从里昂启程,第二年四月才到拔都的营地,然后由拔都派人护送,又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哈剌和林。八月,他曾见到蒙古大汗贵由,并参加了大汗的继位大典。不过,柏朗嘉宾带的教皇信件,多少有点儿规劝蒙古皈依基督教的意思,这可触犯了蒙古人。所以贵由汗的回复不仅根本不理睬皈依基督教的呼吁,而且声称:蒙古西征是“长生天”护佑的,如果你们希望和平,并得到我们的保护,你们就前来朝见,如果不服从,我们就兵戎相见。这封傲慢凶悍的回信,后来留存了拉丁文本和波斯文本,杰出的东方学家伯希和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蒙古与教廷》里,对它有细致的研究。这封回信可能让教廷很失望,显然,英诺森四世拉拢蒙古人的努力全无成效。

鲁布鲁克就是在欧洲人面对蒙古不知所措的大背景下,带着某种使命,在柏朗嘉宾之后来到蒙古人地盘的。

鲁布鲁克是法国著名国王路易九世的朋友。

路易九世是法国史上有名的君主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写过《圣路易》,记载他的一生。据说,路易九世对蒙古的事儿很关心,《多桑蒙古史》记载,他曾听聂斯托利教徒说,蒙古拔都的长子撒尔塔曾经皈依基督教,这事儿不知真假。不过有文献记载,他确实曾见过亚美尼亚和波斯的蒙古统治者野里知吉带派遣的使者。野里知吉带是札剌亦儿人,贵由汗对他很信任,派他驻守在阿塞拜疆的木干草原及伊朗北部的大不里士,辖境从中亚的阿姆河一直到西亚的摩苏尔。我猜想,这个使者当时大概率是为讨好法国,便信口开河地告诉正组织十字军的路易九世:贵由汗准备好了,要帮助路易从萨拉森人(撒拉逊人,广义上即中古时代所说的阿拉伯人)手中解放耶路撒冷;并说蒙古人建议路易九世,当他们进攻巴格达时,路易九世在埃及登陆,这可以让埃及和叙利亚的萨拉森人顾此失彼。于是,路易九世就派遣了两名布道师去觐见贵由汗。传说这两位布道师随身带去了两顶用作小圣堂的帐篷,还带去了一些大概是耶稣或圣母的画像,去显示基督教的崇拜对象。但不巧的是,一二四八年贵由在使节抵达前驾崩,因此没有成果。当时摄政的海迷失(贵由的皇后)礼貌地拒绝了法国国王的请求。

路易九世可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他仍然希望联络蒙古人,甚至希望用基督教改造蒙古人。虽然在一二四九年,路易九世的十字军遭受瘟疫,被马穆鲁克打败,连他本人也在次年四月在曼苏拉被俘,如果不是当时马穆鲁克内部骚乱,新上台的统治者允许赎金交换,而法方又奇迹般凑齐四十万拜占庭金币,路易九世未必能够脱身。但他仍然不甘心,他环顾身边的朋友,看看谁可以胜任这个使命,最终他选择了鲁布鲁克。鲁布鲁克曾随同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到过塞浦路斯,一二五三年,路易九世决定让鲁布鲁克带着教士巴尔帖勒米与一个书记,前往蒙古人的地盘进行联络。不过,路易九世想起了前几次使者的遭遇,有点儿担心作为正式使者,鲁布鲁克会在蒙古人那里再次碰钉子。于是,没有给鲁布鲁克以正式官方头衔,以便他灵活处理自己的使命。但他让鲁布鲁克带去了几份致蒙古人的信函,并叮嘱鲁布鲁克,要把在蒙古人中的见闻向自己报告,“不要怕写长信”(《鲁布鲁克东行纪》)。

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鲁布鲁克踏上前往蒙古的旅程,他从康斯坦丁堡登船出发,经过现在战火纷飞的黑海克里米亚,然后弃船换马,前往蒙古人所在的地方(《多桑蒙古史》)。就像一开头讲到的,他在当年八月五日到达拔都的地界,不过,拔都让他去蒙哥汗那里,他又奔波了三个多月,在年底终于到达哈剌和林,并在次年一月四日见到了蒙哥汗。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未获得成果,既不能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也不能让蒙古人与法国人联手。所以,他只好怏怏离开,一二五五年六月,终于又回到了塞浦路斯圣路易国王的身边。

尽管鲁布鲁克未能完成使命,他却在哈剌和林,这个蒙古人当时的首都,与东方的宗教徒进行了一场辩论。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应该是文献记载中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就东西方宗教根本教义进行的辩论,而且是在蒙古的蒙哥汗面前。要知道,在这场辩论之前,历史上尽管有三夷教入华,有佛教广泛传播,有聂斯托利信仰者四处传教,有伊斯兰教的扩张,但欧洲基督徒和东方佛教徒,好像从来没有面对面讨论过宗教思想,至少文献中没有过任何记载。仅就这一点而言,鲁布鲁克就应当被记在世界宗教史上,可是,如今的大多数宗教史著作,至少是中国的宗教史论著,似乎都轻轻地把这件事情放过了。

根据鲁布鲁克自己的记载,我们知道,一路上他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东西方人之间彼此的隔膜和信仰差异。一二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到达索尔对亚(今苏达克)的时候,就向当地长官的代表传达了法兰西君主和基督徒的希望;六月五日,他到达斯克台,就向拔都的亲戚斯克台递交了皇帝的信函,并且顺便向他讲述了教义;这一年的八月他在伏尔加河边见到拔都的时候,他不仅当面转达法国国王良好的愿望,而且斗胆向拔都进行了一通“除非是基督徒,否则得不到天堂财富”的说教。可是,就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蒙古人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他传达的这些宗教和政治信息,好像泥牛入海,蒙古人要么沉默,要么笑笑。就算鲁布鲁克向拔都递交法国路易国王的信函,并且告诉他法国正在“征伐那些亵渎上帝邸宅耶路撒冷的撒拉逊人”的时候,拔都也不置可否,只是让他去见蒙哥(《鲁布鲁克东行纪》)。

信仰坚定的鲁布鲁克,为了向蒙哥汗传达路易国王的期望和基督教的旨意,大概早就做过辩论的心理准备。所以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到达蒙古汗国首都哈剌和林后,就不断地向人宣讲。进入第二年(一二五四年),他仍然在哈剌和林不断告诉蒙古人,他来这里“只传播上帝的话”。当蒙古人询问到底传播的是什么,他就苦口婆心向蒙古人宣讲基督教教义,但基督教“上帝创造天地,手里控制着所有国土”的优越感太绝对了,以致会让人怀疑教廷想凌驾于蒙哥汗之上。不过我猜想,也许,他是在用“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的策略,他表示说,如果蒙哥愿意听他讲讲,他也会当着蒙哥汗的面,诵读上帝的戒律,看看蒙哥如何反应。

果然,当年五月二十五日蒙哥派人找他,告诉他说,哈剌和林这里有“基督徒、撒拉逊和脱因”,还有聂斯托利教徒。撒拉逊是阿拉伯人,这里说的应当是回教徒;脱因是蒙元汉语白话中的“和尚”,或者指“道人”,这里应当是佛教和尚;而聂斯托利虽然也算基督教的一支,不过,很早就被基督教正统视为异端。蒙哥派来的人说,既然“你们各自说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最真的,所以,他(蒙哥)希望你们都会集一处,举行一个辩论会,写下各自的教条,让他本人能够知道真理”。尽管鲁布鲁克声称基督教不允许辩论,但还是认真做了准备,甚至还自己扮演了脱因的角色,进行辩论前的预习,要在辩论会上证明上帝的存在。

东西方宗教这第一场面对面的辩论,发生在几天以后,即一二五四年圣灵降临节前夕的五月三十日。这一天,鲁布鲁克代表基督教,和聂斯托利、撒拉逊、脱因们一道在教堂进行辩论。蒙哥让三个书记做仲裁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撒拉逊,一个是脱因,并且规定不许宣称别人的说法与上帝不合,不许采取辱骂的方法,也不许喧哗扰乱。

在这场辩论中,他们讨论了宗教信仰中的好几个大问题。

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关于上帝,也就是信仰究竟是一神还是多神。鲁布鲁克强调,只有一个上帝,唯有他是万能的、完美的。但佛教徒说,最高的神下面,还有各种神。脱因说:“蠢人才说只有一个上帝,但聪明人说有很多。难道在你们国家里,不是有许多君王?这个蒙哥汗难道不是最伟大的君王吗?神也是如此,因为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神。”尽管这种用蒙哥来替代众神的辩论逻辑,有点儿暗藏祸心,鲁布鲁克仍然坚持说,世界上只有上帝,“除他外,别无他神是万能的”。

连带涉及了另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就是世界究竟是善恶二元,还是一元。鲁布鲁克批评佛教的善恶二元论,他说,由于脱因们受了摩尼教的影响,认为事物一半是恶,一半是善,因而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原理。这是不对的。而佛教徒质疑他说,既然上帝万能,为什么他创造的世界会有“恶”?鲁布鲁克反驳说:“那不是真实的。创造恶的不是上帝。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善的。”最后,他反问佛教徒们:你们说的神是不是万能的?脱因开始不想回答,据说在书记的追问下,只好回答没有神是万能的。于是鲁布鲁克说:“那么,你们没有神能救你们于危难,因为可能发生他无能为力的事件。再者,人们不得侍候两个主人,(那么)你们怎能侍候天上地下那么多的神呢?”

佛教方面没有记载,而在鲁布鲁克的记载中,似乎基督教在辩论中大获全胜。据说辩论时佛教徒无言以对,就连聂斯托利和撒拉逊,也不再辩论,都承认基督教的唯一上帝之说。辩论后,聂斯托利和撒拉逊齐声高唱,只有脱因即佛教徒沉默不语,大家一起拼命喝酒。

这是鲁布鲁克的一面之词。或许,辩论的胜负并不如鲁布鲁克所说的那样一边倒。所以,第二天蒙哥召见了鲁布鲁克和参加辩论的其他宗教代表,和他们进行了一段对话。在谈到他自己的信仰时,蒙哥说,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虽然鲁布鲁克觉得可以把这个神也理解为上帝,并说“应当如此,因为若无他的慈恩,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当蒙哥听了他这番话后,说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但是,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神赐给你们《圣经》,而你们基督徒不信守它。你们没有(在《圣经》中)找到记载说,人们应相互挑错,是吗?”蒙哥的意思是,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不应当排斥其他信仰,而且他批评基督徒过于自信,说:“神因此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却不遵行。他赐给我们占卜师,我们按照他们的话行事,我们过得平平安安。”

蒙哥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据说,早期蒙古人并没有很成熟的宗教,他们只是相信“长生天”,因此对各种宗教很宽容。《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给诸皇子的命令就说,“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所以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不仅有各种宗教,而且各种宗教还都混杂在一起。比如贵由登汗位,蒙古还通知了“(回教的)哈里发、天主教之教王”(《新元史》卷五《定宗》)来朝贺。蒙哥汗也一样,尽管蒙哥二年(一二五二)八月“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合祭昊天、后土”(同上),但就像鲁布鲁克在蒙哥的斡耳朵(移动的宫殿群之意)和哈剌和林看到的,聂斯托利、撒拉逊人和佛教徒杂居,这里有各种宗教的寺庙。他在哈剌和林的头一天,见到手上有墨染的十字架,并供奉带翅的人像和合掌祈祷的主教像的聂斯托利教徒;他在第二天见到的,是撒拉逊人;接着见到的,是拜偶像的和尚,据说在一月之初,和尚要打开庙门,披上僧袍,献香挂灯。那时蒙古人规矩很简单朴素,领袖的口谕往往就是制度,像成吉思汗规定的“内事只家中断,外事只野外断”一样(同上),他们对宗教的制度也简单,“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大凡有争论,就一起辩论,在辩论中分曲直是非。不过,即使辩论有胜有败,也并不会断然禁教,只会一拍两散,走人了事。就像这一次蒙哥汗对基督徒鲁布鲁克一样,蒙哥显然不赞同基督教,不过他也并没有为难鲁布鲁克。

奇怪的是,就在这一次宗教辩论之后,好像蒙古帝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变化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还说不好。我做一个大胆猜测,这可能是因为蒙古人遭遇了民族立场强过信仰立场的华夏宗教。为什么?因为就在鲁布鲁克离开蒙哥汗的斡耳朵的第二年,在蒙哥汗面前,又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宗教辩论,这次辩论的双方是佛教和道教,起因是因为道教的《化胡经》。

这一次宗教论争,学术界研究比较多,不过,这里请允许我稍稍扯得远一些。话说北宋灭亡后,曾兴盛一时的道教失去官方支持,在南宋逐渐退出庙堂下移民间。而在金朝女真人控制的华北,汉人里逐渐兴起全真道、大道教、太一教等道教流派,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全真教,领袖叫王喆(王重阳)。全真教徒很快遍及华北各地。王重阳去世后,在“全真七子”也就是第二代领袖领导下,当华北处在女真、蒙古和汉人交错角逐的时候,全真教已经成为华北力量最强的宗教团体。

全真教很有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发展的策略。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全真教的丘处机,既看到金朝岌岌可危,也觉得南宋并不可靠,于是带着弟子从山东莱州出发,长途跋涉,在一二二二年到了兴都库什山去拜见成吉思汗。据说丘处机的活动很有效,成吉思汗下令让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包括道教徒和佛教徒。不过,问题是传统汉族人的华夷胡汉意识太强,道教与佛教,尤其是与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之间,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情感,动不动就会泛滥。就在鲁布鲁克在哈剌和林与佛教辩论那一年(一二五四),全真教第三代李志常等道士,重编了攻击佛教的文献《老子化胡经》,不仅贬低各种非汉族族群,而且还暗含了本土道教高于外来佛教的意思,这牵涉汉族高于异族的种族观念。这事被佛教徒告到蒙哥汗那里,第二年蒙哥就让道教的李志常和佛教的福裕禅师辩论,这一场辩论的结果是道教大败,因此蒙哥宣布,《化胡经》应当焚烧禁止。蒙哥说,本来“释道两路,各不相妨”,但你们道教“只欲专擅,遏他门户”,这不合蒙古人“各教待遇平等”的道理。辩论还不止这一次,此后的蒙哥八年(一二五八)和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朝廷又曾两次组织佛道辩论,主持人就是曾经主管“漠南汉地”军事、特别关注汉地的忽必烈,最终他下令焚烧道经,并对道教加以抑制。

一二五四年的哈剌和林,蒙哥汗的斡耳朵,曾经是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苦苦寻找的地方。按照苏联学者 B.H.特卡切夫的描述,这是一个混合了定居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城市,那里有并不大的宫殿和帐篷,有手工业作坊,也有集市和住宅,习惯了游动的蒙古人在心理上反对定居,觉得这仿佛象征着窝囊和怯懦,有伤猎手和牧民的尊严。不过,从游动到定居,胜利者享受更舒适安定的生活,是大势所趋,所以哈剌和林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都市,具有了政治、生活和信仰的多种功能。蒙哥大概对所有的宗教都一视同仁。尽管有人说他偏爱藏传佛教,不过,他去过礼拜堂,也浏览过鲁布鲁克带去的《圣经》,也允许基督徒在他面前把十字架高举过头,甚至说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即使在那场辩论之后,蒙哥还是延续成吉思汗时代的宗教宽容政策。

可是,对下一年的佛道争论,蒙哥不仅有了感情上的偏向,而且有了政策上的处理。这是什么原因?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扬佛抑道的事件背后,有胡汉华夷之间,族群与文化认同的背景。陈垣一九四一年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就说,全真教“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又说,“创教于南渡之后,义不仕金”,还说全真教创教之初,就是为了“河北之士正欲避金”,后来又“遭贞祐之变,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他的意思是全真教打源头起,就有汉族民族立场。而佛道之间为《化胡经》辩论的时间点,正好是蒙古人重心从征西转为征东,意欲从速征服南宋的关键时刻,即将成为汉地统治者的蒙古人,尤其是忽必烈,也许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坚信华夏文明至高无上的这个族群和宗教。所以,本土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道教,在蒙古时代被压抑,恐怕确实有这种族群认同上的原因,何况《化胡经》也有贬抑非汉族各色人等的意思。

从此,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尽管对宗教控制仍然不很严格,但也不再一味奉行“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放任信仰自由的策略,而是采取了一连串带有褒贬扬抑意味的方法,如人们熟知的“扬教抑禅”。毕竟,在华夏这个历史悠久的区域,人们对胡汉华夷的区分意识是很强的,而这种认同与排斥的感情引起异族统治者的反弹,也一样会很强。

蒙哥八年,旭烈兀西征,攻占巴格达,俘虏哈里发,灭掉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四大金帐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与此同时,蒙哥系的蒙古大军重心转向东方,这一年二月大举进攻南宋,由大汗蒙哥攻蜀,忽必烈攻鄂。再一年(一二五九),蒙哥在军中去世,忽必烈暂时北归。不久,忽必烈即位,迁都汉地,数年后再度率军南下,从此在亚洲东部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宋蒙战争。其间忽必烈迁都北京,改国号为“大元”,并最终在一二七九年完全征服南宋。

旭烈兀转向西亚和北非,蒙哥和忽必烈直逼东亚,欧洲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基督教世界和蒙古之间的接触,并未因此中止。一二五九年,钦察汗国的别儿哥汗曾要求法兰西国王臣服效忠。一二六二年,伊尔汗国君主旭烈兀又致信法兰西国王,也许他知道路易九世曾经有被俘的奇耻大辱,所以期望路易援助打击埃及马穆鲁克。在信中,旭烈兀表达了友善,宣布将释放所有沦为奴隶的基督教徒。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旭烈兀准备进攻埃及,需要渡海的船只,所以他向路易示好。然而,法国国王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结果是出征埃及的旭烈兀被别儿哥汗在背后捅了一刀,吃了大亏。我看到《新元史》记载了一桩轶事,说“旭烈兀建国波斯,与东罗马修好,欲娶其王女,东罗马王以私生女玛里亚许字之”,也不知道这个记载有几分可靠。

一直到旭烈兀的孙子阿鲁浑执政,蒙古和欧洲还有着密切往来。二〇二四年五月,我在巴黎小住,听说在西部的南特有一个“法兰西王国与蒙古帝国”的特展,可惜听到消息时,展览已经结束。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传来了展览会画册中的照片,原来这里展出了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给法王菲力四世的信函原件,上面的印章“辅国安民之宝”是忽必烈赐给伊利汗国的。这时候已经是一二八九年,路易九世已经去世十九年,忽必烈已经统一中国十年。正是在这一年,教皇尼古拉四世经过深思熟虑,派乔万尼·蒙泰科维诺(又译若望·孟高维诺)前往大元的汗八里(北京),成了第一位教皇派到中国的天主教司铎。

现在回想鲁布鲁克,不由得有一些感慨。他虽然没有实现法王拉拢蒙古人并信仰基督教的任务,但他不仅第一次在蒙哥汗和东方宗教徒面前,陈述了欧洲基督教的教义,让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辩论,而且他和稍后的马可·波罗,还共同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和向往,也启发了像《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那样的一些著作,这真算得上是宗教领域全球史中的一大事件。现在,阅读他的《鲁布鲁克东行纪》,总让我觉得,他对于全球宗教史的意义,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更多的认可。而这一年的基督教与佛教辩论,与下一年的佛道辩论之间,蒙古帝国统治者有关宗教策略的转折,好像也没有人多加注意。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记》,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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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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