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鬼师白老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2 次 更新时间:2024-11-18 10:13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去苗寨插队落户,是1968年秋冬之交。初来乍到,不免对一切都好奇。那里的山很陡,树很密,家家都要在山林深处砍柴,以备冬天的煮饭和取暖。当地人烧柴极猛,灶台和火塘,一个冬天下来,少说也得六七十挑加上好多大树根才够用。如果还想把柴晒干了到炉山镇上去卖钱,那就更得多砍。通常,是把手臂粗的丈把长的柴,齐齐地砍个二十来根,然后用拇指粗的青杠树枝,硬拧成藤,捆作人字形长长的架子,从山上挑下来,至少五六里路,干这种活儿,没有一把子力气是不行的。如果老弱病残,就只好去近处山里,捞些杉枝松毛,捆上一捆回来,虽然也好烧,但没有火子(也就是炭),烟也太大。

临近冬天,太阳落山早。黄昏时分,遥遥地看到后山有一个矮小的人影,背着大大的一捆干松枝,从远处看去,仿佛只有那一捆松枝在移动,不免心生恻隐,就迎上去帮忙。走近一看,是一个脸皱如鸡皮,而且长了雷公嘴的老太,因为驼背,个子惊人地矮,如今想来,她大概只有一米一、二的样子。究竟有多少岁?实在说不清楚。她看我上前来帮她,惊讶地睁着眼睛,但不吭一声,鼻孔朝天,眼睛也朝天,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她的住处原是旧烤烟房,就在我借住老杨家谷仓背后的斜坡上。去过贵州苗寨的人都知道,通常烤烟房是以黄土夯成,满打满算也只有八尺见方。为了熏烤烟叶,并没有窗户,稻草盖的屋顶虽然高,可进出的门,却只及常人腰间。我帮她把柴火背上去,靠在烤烟房墙外,她也没话。只看见她打开门一钻,就闪进去,反身把门关上了,好像并不想和我这个外人招呼。回头看,老杨的儿子正鬼头鬼脑地向我招手,我便匆匆回到坡下。

老杨的儿子叫老海,和我年纪相仿,读过三年小学,算是寨子里的乡秀才,在他爸爸也就是大队支书的庇护下,当着小队的会计。大凡当了会计的乡秀才,总是这些地方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神神秘秘地问我,晓不晓得她是哪个?我摇摇头。他鬼兮兮地说“她是白老太,你晓不晓得白老者?”我还是摇摇头。

于是,他便打开话匣子,给我讲了有关“鬼师白老者(当地把‘者’读作‘仔/崽’)”的故事。

白老者是姓白,还是因为他脸白还有几颗白麻点?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反正他来头不小,据说当年曾是这一带有名的鬼师。苗寨缺医少药,鬼师就是走乡串户的医生,古代中国常常“巫医”连称,这些鬼师也一样,念念咒语,做做法事,然后上山弄一些草药,给人们既驱鬼,又治病。古话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白老者是这一方颇有声望的人士。他有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学会当鬼师兼医生的?谁也不知道,老海更不清楚,只知道“饿饭”年代也就是1960年以前,他已远近闻名。

我插队的那时候,居然这一带还在闹土匪。一个姓杨的土匪潜伏在山上,已经十来年了。相传他是苗族,本是一方豪强,1950年国民党从贵州溃退,委任了他一个什么“司令”,所以,口耳相传中就叫他“杨司令”。不过,他的司令宝座大概屁股也没有坐热,原本就不多的兵将很快被南下大军横扫,他只好躲进深山老林。因为是当地人,乡亲多,地形熟,公安军警十几年也抓不到他。听苗寨人说,有时候他呆得闷了,还会下山来走一走。还有传言说,他曾到县城唯一的灯光球场看过篮球比赛,散场以后,还会去路边小店,靠着柜台喝四两包谷酒,在牛场坝的大树兜上睡一觉,才慢悠悠地回到山里。直到1967年文革初期,才因为一个疏忽被抓到枪毙了。传说,因为他常年住潮湿阴暗的山洞,得过一种说不清楚的毛病,还是靠了一个鬼师给他治好的,他讲义气,要报恩,就常常拿些腊肉、香烟、包谷酒给这个鬼师。

有人传说,这个鬼师就是白老者。是不是?谁也不知道。反正白老者的身世很神秘,他虽然不是土匪,但是多年在炉山、重安一带走乡串户,谁也说不清他的来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姓白,只知道他会治病。我听到最神奇的故事,就是大风峒那边一个姓孙的,原本是少有的壮汉,曾肩挑两扇百十斤的猪肉上贵阳卖。有一年夏天得了怪病,肚子大得如水牛,到秋天,手脚却渐渐瘦得像麻杆,求医问卜不管用,靠了白老者作法施药,真的把人从鬼门关救了回来。听说这个姓孙的家里到处借钱,给他送了一头百来斤的猪作为报答。

白老者的名气就是这样越来越大。当地人传说,因为他对杨司令有恩,所以杨司令很听他的话,如果谁敢得罪白老者,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不过,人家问白老者,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没听说他真的让杨司令干过什么事情。解放后十几年,杨司令在山上躲躲藏藏,走东走西,白老者则也一个寨子一个寨子游方串户,驱邪看病。直到前几年老了,也许走不动了,也许是政府禁止鬼师搞迷信,管得严了,才在我们这个寨子落下来。原本他是孤老,年纪又大,应当属于生产队供养的“五保户”,但生产队也耍奸,为了不给他白吃,就硬给他配了一个嫁不出去的白老太,有了白老太,他算是成了家,成了家有人赡养,他就不算“五保户”了。

白老太据说也不是这方人,哪儿来的?不太清楚,对面寨子里孙家的人,说她是猪屎仡佬,或者说她是仲家。不管是仡佬还是仲家,那就不是这边的。我们这边儿不是紫姜苗,就是九股苗,都是不那么驯服的生苗。据说,白老太和白老者成家的头几年,白老者还偶尔外出看病。老海说,他看病的时候,总是要先作法事,咿咿呀呀地唱歌,耍剑摇扇,在堂屋设香案绕圈子,喷酒念咒,搞得神神鬼鬼,所以还总有酒喝有肉吃。

我到苗寨的头一年,很奇怪,从来没有见到白老者本人。有人说,他老了走不动,有人说,他生了病躺在床上。其实现在想想,更可能是文革“横扫一切”的缘故,他也不敢轻易四处捉鬼看病,总之,他在那个烤烟房里不露面已经好久了。开始我还好奇,时不时张望一下,看看后面山坡上有没有人出来,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只是偶尔看到白老太蹒跚身影出没,心想白老者大概活不了多久了。

热热闹闹或者轰轰烈烈的文革高潮,在1969年年初,已经有点儿消停下来,不过,“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势头还带着惯性,时不时也会闹个动静。有一天,公社领导突然来我们寨子,找到大队支书就是老杨,嘀嘀咕咕了好一阵。隔了一块田,我老远地看见老杨苦着脸,摇摇头又摆摆手,好像很为难。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上头要寨子里斗争白老者。据说,杨司令还没枪毙的时候,在大牢里面曾经供认,确实有一个鬼师曾经给他看过病,不然他早就害病死了。上头怀疑就是白老者,一来因为苗寨有传说,白老者有神通能看病,二来因为白老者四处采药,恐怕到过杨司令藏身的地方。公社领导说,不管是不是白老者,他成天做鬼弄神就是“搞四旧”,也得狠狠地“整”一下。

我们那个寨子很小,一半姓孙,大概有五六户罢,住在对面山坳下的竹林中,一半姓杨,只有四户,住在这边的山坡上。这只是半个生产队,还有半个在三四里外的白沙井,白沙井和这边虽说算是一个生产小队,却往来不多。孙、杨之外唯一的外人,就是白老者和白老太,他们来历不明,谁也不知道他家乡在哪里。虽然多少有些隔,但因为都讲苗话,在一起厮磨时间长了,总还有些亲切感,乡里乡亲的,谁也不好下狠手整人。支书老杨,算是这一带唯一见过世面的人,也是唯一汉话讲得好的人,传说抗美援朝他还到过朝鲜,是政府信得过的干部。尽管不拿薪水,也总得替政府出力,上头有了这道圣旨,他无可奈何,只好把鸡毛当令箭。

记得那天晚上,月明星稀,生产队二三十个人,围在杨家的火塘边上,装模作样地开会斗争白老者。树根树兜燃着的火光中,我看到横七竖八坐着的,有对面孙家背着娃儿的婆娘,有还在搓草绳的孙家老太,有拿着长烟杆的占举、占兴兄弟,有打打闹闹的几个年轻人。白老太陪着她老公进来,这下子,我才第一次看清楚,原来白老者个头不高,略微驼背,大概七十左右了,眼角上满是眼屎,脸上白胡黑须,乱七八糟,鼻子却少有地呈鹰钩状,走起路来哆哆嗦嗦,真看不出有什么神通。大家七嘴八舌用苗话乱讲了一会儿,支书老杨就很威严地用汉语说了一句,“最高指示:我们斗争完了”。

大家一哄而散,谁也没有把斗争白老者当回事情,但老杨算是向上面交代了。那天以后,白老者还是每天不出门,躲在烤烟房里,白老太每天上山捡松树枝,背回去做饭。每天傍晚我回头看,总是看到高高的烤烟房,发黑的房顶冒出炊烟,炊烟袅袅地散入后面的松林中,渐渐和暮云连成一片。

转眼入了夏,这是我下乡的第二个整年,也就是1970年。那年我选了给生产队做瓦,整天忙着牵牛踩泥,筑版堆垛,还得自己编草帘子盖瓦坯,然后平场地放瓦桶,昏天黑地累得半死。一天傍晚时分,白腊那边的一个女知青,记得是姓潘的,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新寨知青姚老三被毒蛇咬了,好像是烙铁头(一种毒蛇),现在腿肿得像水桶,人已经昏过去了。医疗队远在炉山镇上,十多里地,远水不解近渴。有老乡说,请白老者,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人已经抬到支书老杨家了,这时候,老杨也六神无主,只好上坡请白老者,等我赶到老杨家,白老者已经来了。

那天的情景,让我看得惊心动魄,几十年后也不能忘记这一幕。

外面天色已经微黑,老杨家的堂屋,只有正面神龛上点着煤油灯,火塘燃着柴火。靠墙放着的担架上,原本人高马大、生龙活虎的姚老三已经昏迷,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中,只看见他的身体一抽,又一抽,嘴里吐着白沫。我不敢看他的腿,据说已经肿得发亮。几个从新寨扛他过来的知青,好像已经吓得呆若木鸡,那个来报信的白腊小潘,甚至呜咽无语,一直抱着头。熊熊燃烧的柴火,光照得正面墙上的毛主席像时暗时亮,堂屋里人的脸,也亮一阵暗一阵,看上去很诡异。白老太不知从哪里摸出几块木牌,上面写着乌黑的字,居然有“上大人”、“盘瓠大神”之类,她恭恭敬敬地把木牌放在毛主席像前面的供桌上,奇怪的是,党的支书老杨好像也熟门熟路,立即端上米饭、包谷酒和一碗腌缸豆,算是敬神之物。

只见白老者左手持蒲扇,右手拿木剑。突然间,原本满脸皱纹老态龙钟,现在一扫而空,本来脸上那几颗浅浅的白斑,也衬得面目狰狞诡异,整个人就仿佛精灵附体。在昏暗的灯火中,他很有节奏地左边一摇,右边一晃,前进几步,又后退几步,就好像跳舞。后来我读了大学,看古书多,才知道这个步子很有来历,两三千年前就有,出土竹简《日书》里,后来道教典籍里,记载多得很,叫做“禹步”。据说,大禹治水,把腿搞坏了,走路一瘸一拐,传说鬼怪害怕大禹,所以也害怕人走这种步子,“禹步”便成了巫师劾治妖魔的一种法术。白老者手中的木剑,左边挥动几下,右边挥动几下,口中咿呀咿呀地念念有词。后来我也知道,宝剑原来是古代传说斩妖剁鬼的利器,汉高祖刘邦就是斩蛇起事的。再看另一边儿,白老太也不闲着,她跪着捣蒜似地磕头,堂屋正中挂着毛主席像,我一开始还以为她在向毛主席叩首,仔细看,其实是对着主席像下面的那几个牌位,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字,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盘瓠”是个什么神,后来才搞清楚,盘瓠原来是西南夷共同的祖先。

苗家的堂屋里向来有火塘,火塘向来总是燃着火,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时亮时暗,人的心情也一时紧一时松。这时候,支书老杨似乎忘记了党员身份,起劲地和他的会计儿子老海一起,在一旁敲锣打鼓。突然,油灯捻子一爆,昏暗的堂屋里突然一亮,我看到白老者有如出神一般,霎时间眼光如电,口中噗地一声,把满嘴的水喷在木剑和姚老三脸上,口中咿咿呀呀地唱了几句,低吼一声,纵身从堂屋门直窜出去,刹那间,消失在后山密林里,只剩下我们在屋子里呆若木鸡。大概有十分钟吧,他才慢慢下山进屋,嘴角冒着白沫,好像咀嚼着什么。事后我想,他大概是上山采了药草,嚼烂了敷在姚老三的右脚上。

这一下,又弄得大家大眼瞪小眼,明明姚老三被咬的是左脚!可那时居然谁也没有说话。更令人惊讶的是,两个小时后,居然从左脚被蛇咬的地方,汨汨地流出黑血,原本肿得老粗的腿,看着看着也渐渐消肿,姚老三也醒了过来。

姚老三很快又活蹦乱跳了,知青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日复一日,我还是在路边踩泥打瓦,上面白腊和新寨的知青,赶场天路过,还是到我瓦场歇脚喝水,下面莲花塘的知青,也一样到我这里来聊天,顺便偷我的书。不过,白老者治好姚老三的神奇故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自然也传到了公社,或许还传到了区革委会。

转眼翻年过去,秋天烧瓦,冬天砍柴,过年杀猪。城里人文化革大命也有点儿消停下来,苗寨里更是该过日子照旧过日子。过了春节,就是1971年的春天了。这一年,我暂时离开寨子,凭着当年体校训练的底子,混到城里的乒乓球队,还到省城参加了比赛。三个月后,乒乓球比赛结束,我又混到县里的篮球队,尽管球技平平,但朋友照顾,当个板凳队员,在队里混饭吃。虽然这种大锅饭还是朝不保夕,但总比我在生产队饿肚子强。1970年,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年瓦,完成三万块火瓦(不是泥的瓦坯,而是烧好后的瓦),拿了全队最高工分,但是运气不好,恰巧遇到这一年“农业学大寨”,生产队按照大寨共产主义方式分配,总共我才拿到六块钱。特别是,分的粮食不够吃,秋天收割的时候,在地头现场分,按照所谓“人七劳三”,也就是七成按人口平分,三成按照工分。我们知青都是单身汉,按人头就吃了大亏,如果你那天再没有跟到田里,也许你就错过了这一次分粮食。苗族人其实很善良很朴实,可是经历了太多次的饥荒,饿饭饿怕了,怎么会欢迎凭空来分他们一份口粮的知青!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粮食,不过刚刚够吃半年,一年辛辛苦苦分到手的钱,甚至不够买煤油和盐巴,我只能赖在县城里的球队,好歹有口饱饭,每月还给五块钱,更何况球队还发两身红色的罗纹球衫穿着。

记得是夏天里,有熟悉的知青进城,看到我就说,你晓得不?白老者死了!我吃了一惊,便向他打听原委。原来,我们以为文化革命已经结束,其实“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还在斗”,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始终没松过。据说,因为姚老三被白老者治愈的故事传得太广,以至于公社革委会也听说了,革委会主任老孙,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先是一惊,后是一怒。他在会上敲着桌子,说文革几年下来,破四旧已经搞得那么深入,居然白老者还敢做鬼弄神,大搞迷信活动,大队支书老杨居然还参与其中,敲锣打鼓,真是无法无天。

事情上报到区革委会,很快又有人联想土匪杨司令的事情,于是,十二道金牌下来,要在公社举行批判斗争会,这年初,公社搞了一个红旗飘飘锣鼓喧天的斗争会,据说去的人,比赶场的人还多,白老者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站在台上,被一个个挨着斗。虽然苗民向来不把斗争会当做正经营生,但开会算工分,冬天也没什么活儿好干,加上干部们煞有介事,所以也去了不少人。听说从我们寨子到公社所在地,坑坑洼洼的路上拖了十里地,加上在台子上弯腰两个钟头,本来就上了年纪的白老者受不了折腾,回来就一病不起。

他死了以后,很快白老太也死了。究竟怎么死的,谁也讲不清楚。反正他们两个人都草草地埋在烤烟房旁,两个巴掌大的土馒头,没有墓碑,也没有人上供。见惯生死的苗民们,也很快忘掉了白老者,没几个月,烤烟房上面的茅草也快被风刮完了,大概过不了多久,黄土版筑的墙也会坍塌,就像《红楼梦》说的“荒塚一堆草没了”。

在城里混了半年,1971年夏天,乒乓球队解散了,篮球队也解散了,我只能再回到充满了牛粪和青草气味的苗寨,每天仍旧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过,那时的我已经成了生产队的壮劳力,扛木头可以扛一条椽子,上公粮可以挑百十斤走十里路,秋收的时候,也扛得了硕大的谷斗。特别是,我还学会了赶牛犁田这种所谓男人才能干的活儿,当仁不让地牵着大水牛下田。其实,犁田这种活儿最清闲,苗寨里的男人常常爱干这种活儿,一犁到地头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吃桿烟”,借着抽烟在地头躲懒歇气。

转眼又到了秋天,水稻割完,水田放干,要再干犁一道。一天,我牵着水牛正在地头歇气,远远地看对面山坡烤烟房断墙颓垣旁边,随风摇动的竹林中,袅袅地有一缕青烟,从白老者白老太坟那里升起,这让我很惊讶,便把牛栓好爬上坡去看。穿过竹林,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再仔细看,原来正是白老者救活的那个新寨知青姚老三。白老者和白老太坟上,一个春天加一个夏天长出来的乱草,已经被他修理得干干净净。白老者坟前平地上,摆了一包当时算高级的朝阳桥牌香烟,一土碗包谷酒,一盘熏过的腊肉,烧着一堆松枝,还点了一炷香。我在地头远远看到升起的青烟,大概就是他点燃的松枝和香火。我从背后还看到,姚老三背对着我,跪着向着坟头磕头,一面磕头一面念念有词。我走过去,拍拍他肩膀,姚老三一惊回头,看到是我,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大汉居然泪流满面,嘴上哆哆嗦嗦,半天终于说出来一句话,“白老者从来没得见过杨司令”。

我们相对默然。其实我们都清楚,那个时代的冤案多了去了。可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想到白老者,仍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白老者生前为什么不说明白?或者他已经说了为什么还要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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