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09: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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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这是一部迟了二十年才译成中文出版的大著作。二〇〇一年,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就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我看来,它是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

   如果说,一九四六年的宫崎市定《科举史》从制度史角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清代)的科举,一九六四年的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那么,艾尔曼的这本书则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在科举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上,我百分之百地赞同包弼德(Peter K. Bol)在英文版封底中的推荐语:“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没有科举的话,中国确实会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隔海看看日本,尽管和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的影响,因为没有科举,日本便没有形成文士群体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主要是武士阶层),也没有形成把帝国权力渗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官僚(日本不是官僚管理的郡县制而是分封世袭的封建制),科举之有无,使日本与中国政治文化间有了很大的差异。再转头看看朝鲜,和明清中国同样宗奉朱子之学的朝鲜王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但因为它的科举考试只允许两班士人参与,以李、权、尹、洪、金为首的两班士人家族通过科举垄断了上层权力,这导致了朝鲜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多么牢固(朝鲜王朝时期,中进士一百人以上的三十八个家族垄断了七千五百零二个进士,占比三分之二以上,朝鲜两班对朱子之学的极端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知识和思想权力的垄断),两班垄断了科举与官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所谓“士林派政权”的激烈党争(朝鲜王朝士大夫集团如老论、少论、南人、北人的激烈党争,在传统中国政治史上是很罕见的),甚至还因为两班士人对经典知识与思想的垄断,造成社会上下层在文化上的断裂。

   很显然,就是看似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东北亚,无论你怎样强调形成这个区域共性的汉字文化、儒家文化和律令制度,但是因科举文化不同,便塑造了彼此巨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科举”作为文化史上的重要制度,它对于“中国”何等重要。

   但艾尔曼说,科举并不只是一个制度。

   一

   科举不只是一个制度。可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过去常常就把它当成传统中国的一个考试和选官制度。但艾尔曼指出,“科举考试是一座文化竞技场”。我注意到,艾尔曼除了书名上用了“科举文化”(examination culture)一词之外,在书中也用了“科举生活”(examination life)这个词。在他的这本书中,科举不仅是科考中读书人的生活,科举也影响了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绝不只是“准备科举生活所需的仪式,科举成功的不同阶段,同样也与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再生产复杂且互相作用的过程密切相关”。如果你看艾尔曼这本书,就可以看到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除了亲身参与考试的考生之外,也涉及决定考试制度的皇帝、决定考生命运的阅卷官员、有关社会命运的宗教信仰,和考生所依托的地方与家族;除了乡试、会试、殿试这种制度性的考试活动,还涉及考试空间,也就是既作为“文化监狱”也作为“公共景观”的考场;除了科举考试那种严格的规则,还涉及超越规则之外的腐败、贿赂、顶替,以及与考官里应外合的各种手段(第四章);除了看似同一帝国公平的考试制度,还涉及帝国各区域考试的名额和官僚的分配,甚至还有出于族群角度考虑的压抑和歧视;更在经典和语言的学习和考试之外,涉及考试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士人身在其中的挣扎,甚至还要讨论考生的焦虑、梦境和诉求。

   明清两代读书人“每两三年就要再一次加入到地方考试、乡试、会试考场的人流之中。这种焦虑无法通过考试竞争的结果得到释放,因为在最终证明自身胜任未来的仕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大部分考生甚至无法通过帝国各县、州、府的院考。对很多考生来说,能取得可以享受减免税赋和司法特权的生员身份,就已经相对满足了”。其实,如果你生活在当今中国,看看每年的高考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影响,想想流行的“独木桥”或“黑七月”之类的词语,体会高中考生“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的不同心境和命运,你就能体会到“考试”并不只是“制度”。用现在历史学界的话来说,艾尔曼试图在制度史之外开拓“活的制度史”,在社会史之外尝试“日常生活史”。所以,与宫崎市定、何炳棣不同,艾尔曼选择了新文化史的方式,对这几百年的科举进行了文化史研究,在他的笔下,科举不仅仅是制度,富有象征性的考场、引发考生焦虑的机遇、各种变动的题目、考前考后的求签问卜、阅卷者的心理状态,似乎都从原本一页页纸上文献中活过来,给我们呈现了那五六百年的社会、思想与文化风景。

   这当然是拜新文化史之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新文化史,通过历史人类学等方法,把社会生活、心态情感、文化观念综合在一起,格外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婚姻、财富、信仰、情感、想象),它试图把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时代的氛围和心境。艾尔曼把科举研究的关注焦点从宫崎市定的“选官制度”、何炳棣的“社会流动”转向“文化生活”,也许正是新文化史的路数,也是他这本书的重要之处。

   二

   可是,从新文化史做科举史研究没那么容易,科举文化比科举制度涉及的面向多得多,不只是制度上的三级考试、考卷上的八股,也不只是合格者的身份变化,你还得叙述出题人的学术与思想偏好、阅卷者的好恶情感、考生为了应付考试的种种策略、社会上围绕科举产生的各种需求、科举成功与否的社会影响……上哪儿去寻找相关的史料?更何况要上起十五世纪,下至十九世纪,还得照顾到晚期中华帝国也就是明清中国的东南西北。

   新文化史无疑要求涉猎更多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些主题无法仅依赖传统的经典与精英文献。单靠二十四史、通鉴或十通之类的文献,绝对没有办法呈现那个时代参加科举的读书人的苦恼、焦虑、喜悦和失望,也无从洞察手握权力审查考卷优劣的考官们的偏好、心态和感情,更无法了解那个时代科举考试引起的种种商业投机和文化波澜。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写《中国思想史》,当我试图眼光向下发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时候,我就知道能否达成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你能否把握、选择和分析浩如烟海的庞大文献,特别是过去不入法眼的那些边缘史料。艾尔曼要在这本书中,改变过去单纯把科举作为文人考试与官僚选拔制度,单纯作为身份变化与社会流动,而试图描述科举考试中的方方面面,他就不得不翻过一层成见去看科举。比如,科举中式者固然重要,但“相比于金榜题名,屡试不中才是科考选拔过程最常见的特征”,因此落第者也成了科举文化史的内容;参加考试的士人固然重要,但阅卷的官员也同样重要,所以一个官员阅卷的数量庞大和批语的字数减少也需要讨论。作为新文化史,科举文化讨论的范围甚至包括试题的变化、文字的誊写、试卷的情况、考生的户籍身份、考卷的誊录费用等,这势必要翻阅大量的科举文献与档案,而这些资料,绝不像经典文献或精英历史那么精彩,过去的史料阅读经验告诉我,也许这个收集和阅读资料的过程会很艰辛,甚至是相当乏味、繁琐和枯燥。

   正如艾尔曼所说:“直到最近,大部分关于晚期帝制时代科举考试体系的历史论述,对一手史料的运用依然非常有限,这些一手史料多半是明、清两代官员和考官负责礼部选举事务时留下的档案材料。”我惊讶的是,虽然何炳棣已经相当广泛地参考了明清科举档案,但艾尔曼此书的参考和引用,数量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里不仅包括各种乡试录、登科录、贡举录,也包括今天看来已相当呆板的八股文试卷。艾尔曼说,过去欧美学界对于科举的关注,曾经较多集中在宋元,其实,宋元两代留下来的科举档案寥寥无几,按照艾尔曼的统计,宋代科举的直接记录不过两种(即《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元代科举的直接记录不过十八种(《江西乡试录》等),然而艾尔曼使用的明代官方科举文献是一百五十三种,清代科举文献更达到八百六十九种(包括明清两代的各种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阅读这一千多部一手史料,需要有多大的耐心!更何况这些包含了大量试卷的文献,也许读起来迂腐陈旧、味同嚼蜡,可是你还得阅读它们并且从中“披沙拣金”,发掘出有用的信息。我很佩服艾尔曼有如此耐心来细致阅读这些资料,或许连中国学者也做不到,难怪同时代的学者李弘祺说:“当今世界上读过最多八股文文章的人,艾尔曼应该当之无愧。”就连向来自负、并不赞同艾尔曼论点的前辈学者何炳棣,也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艾氏收集史料之勤是西方罕见的。”

   说实在话,在过去有关科举的文献中,人们相对还算熟悉的,不过就是梁章钜《制义丛话》和李调元《淡墨录》等寥寥几种,但是当你看到艾尔曼书中引用文献,除了前面提及的资料之外,还有各种类似今天“高考攻略”或“读研必备”的图书,像佚名编《举业正式》(明代嘉靖刻本)、陈仁锡编《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明代崇祯刻本)、刘坦之评点《近科全题新策法程》(清乾隆刻本),佚名编《临文便览》(清代光绪刻本),还有朝廷派往各地主管各地科举事务学政的报告,以及收藏在天一阁、加州大学图书馆、台北“中研院”明清档案馆的各种试卷。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宏富的史料作为基础,他才能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历年的科举故事,活灵活现地再现那个时代令人欢喜令人愁,甚至举国若狂的科举图景,成功地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新文化史杰作。

   这本书不仅有生动的描述,更有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几百年里,科举考场看起来更像是监狱而非学校。为什么?我注意到宫崎市定和艾尔曼不约而同地用了“考试地狱”或“文化监狱”来形容科举考场,但宫崎市定用“考试地狱”只是强调考试的艰难(《科举——中国の考试地狱》“序论”),而艾尔曼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考场不仅可怕而且荒诞。他说,和关进监牢的罪犯相比,科举场中这些考生是自愿被锁进去的,虽然地方精英的子孙走进考场展开竞争,而农民和匠人的孩子只能在梦想里作为考生进入考场,不过,当他们以守卫身份进入科场,监督考生是否作弊的时候,这种奇妙的政治管控体制(a regime of political control)告诉我们,“文化监狱”与“罪犯监狱”是多么不同。而艾尔曼更告诉我们,由于这种不同,兼有规训与鼓励的双重功能,对于登科及第的年轻读书人来说,这是充满机遇的天堂,但是对于屡试不中的老年读书人来说则是可怕的监狱,之所以在艰难的考试时代过去之后,科举考场还会被美化成“文明”的再造,甚至是“秩序”的重建,正是因为科举考试代表了那个时代象征性的文化顶峰。“入其彀中”的士人并不像被捕的罪犯,他们是自愿进入的,他们不像被迫拘押在狱中的犯人那样满怀怨恨,愁眉苦脸,反而要期待考试合格之后的种种荣耀、谢恩、赐宴。

   三

   当然并不是说,艾尔曼只关注科举作为文化史与生活史的面向。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进路,并不是把历史还原为故事,把文化降格为断片。我和艾尔曼教授交往多年,同样是思想史的研究者,我能理解在观察明清两代科举文化的时候,他历来所关注的思想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核心问题在这本书中的重要位置。

正如艾尔曼所批评的:“许多对于明、清科举的现当代研究,要么采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特定的去历史向度的(a historical perspective)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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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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