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明:南宋“女合得男之半”分产法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9 20:18:14

进入专题: 南宋   女合得男之半   在室女   特别法   检校法  

魏道明  

   摘要:

   “女合得男之半”是特别法(规定)而非一般法(规定),仅适用于父母双亡、家有幼女而又必须分家析产的场合,目的在于解决父母死亡后在室女出嫁前的生活费用,与家族财产法原理及社会实际生活并无实质冲突,也不足以证明女性财产权利的提高。此法并非南宋首创,而是承袭于唐代法律。由于宋代制定了官府代为保管孤幼财产并按季发放生活费的检校法,“女合得男之半”法的生存空间大为压缩,遂无疾而终。

   关键词:南宋;女合得男之半;在室女;特别法;检校法;

   作者简介:魏道明,男,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的法律包括《宋刑统》在内,对于家产分析一般规定为诸子均分,女儿无权参与析产,只有在“户绝”也即无子的时候,女儿方可承继家产。但在反映南宋时期司法判决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中,有些案例却允许女儿在非“户绝”时也参与家产分割,只是份额为男子的一半。如周丙死后,留有遗腹子及已婚女儿细乙娘,因分产而发生纠纷,负责审理案件的刘克庄(后村)判曰:“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遗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后财产合作三分,遗腹子得二分,细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合法意。”(1)学界惯称为“女合得男之半”或“男二女一”分产法。当然,并非所有的女儿在分家时都可获得男性一半数额的财产,只有在室女(含归宗女)才可以按此条分得财产,出嫁女则不在其列。(2)所谓“女合得男之半”,准确来说,应是“(在室)女合得男之半”。

   “女合得男之半”法是法史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前辈学者仁井田陞、滋贺秀三的争论算起,当代学者对于“女合得男之半”法的探讨已逾60年,就此问题发表专论的学者也不下20人。(1)研究主要在法理辨析、价值判断的层面上展开,围绕着“女合得男之半”法是否违反家族财产法原理展开了热烈讨论,涉及到中国古代家族法原理、家庭财产的权利主体、家产承继的性质、女性财产权利等重要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女合得男之半”法既违反了家族财产法原理,也与社会实际生活相冲突。如滋贺秀三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家产承继从来与祖先祭祀、宗祧继承联系在一起,故家族中承担祭祀、继嗣功能的男性成员才是财产的权利主体,女儿对于家产并没有必然性的权利;“女合得男之半”法规定给并非财产权主体的女儿分产,显然与家族财产法原理构成冲突。而在白凯女士看来,“女合得男之半”法与其它当时存在的关于女儿继承权的法律格格不入,给女儿分产,在女儿众多的家庭中,不仅会对父系家庭的生计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会影响到国家赋税的征收,南宋政府没有理由颁布这样的法律。邢铁先生也认为,在有亲生子的家庭中,如果规定给女儿分产,不仅有悖于传统的婚姻制度与家庭经济模式,事实上也无法操作。故他们都质疑“女合得男之半”法的真实性,认为《清明集》中给女儿分产的判例,并非出自法律规定,不过是审判者刘克庄自己的解释或误用法条所致。(2)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家产分割与祭祀、宗祧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女儿也是家产的共有主体之一,给女儿分产并不违反家族法原理。唐宋法律中就有女儿在分家时获得“男娉财之半”的规定,且在民间,尤其是江淮一带,给女儿分产的习俗或许由来已久。故“女合得男之半”法的存在无可置疑,系南宋政府参酌江南旧习惯而立的新法,反映了女性(在室女)财产权利的提高。(3)

   若单纯按份额来讲,“女合得男之半”并非是古代社会儿、女分产时在室女获得家产的最高份额,南宋法律有儿、女分产时,在室女得四分之三、子得四分之一的规定。(4)但有趣的是,争论都围绕着份额较低的“女合得男之半”法展开,对于份额更高的女儿得四分之三家产的规定,却绝少争议,既无人质疑其违反家族法原理,也没人视其为女性财产权利提高的标志。

   究其原因,在于学者对以上两项给女儿分产法规的适用范围有不同认识。对于女儿得四分之三家产的规定,大家都知道这只是适用于“命继”这一特殊分家场合的特别法(规定),属于权宜之计,是家产分割的变通或例外,自然不足以上升到家族法原理、女性财产权利的高度来讨论。而对于“女合得男之半”法,论争双方将之看作是适用于各种分家场合的一般法(规定),具有普遍意义,争论由此而起。

   那么,“女合得男之半”法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法(规定)吗?目前尚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清明集》所载相关案例来看,其适用范围颇为模糊,特殊法或一般法似乎都有证据:如刘克庄在判决前引周丙案时,将“父母已亡”作为适用前提,说明本法是有严格适用范围的特别法;但同样是刘克庄,在不属于父母双亡的田县丞财产分割案中(案情详后),也判定适用本法,似乎又是一般法。故学界对于“女合得男之半”法到底是特别法(规定)还是一般法(规定),也莫衷一是。显然,现在就进行“女合得男之半”法是否违反家族法原理、是否标志着女性财产权提高一类的学理辨析或价值判断,为时尚早。(1)更迫切的任务是加强基础研究,厘清本法的适用范围。

   不重视基础研究,在“女合得男之半”法的研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学者在学理辨析与价值判断方面可谓不惜笔墨,但在史料挖掘、史实考证等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却严重不足。不仅“女合得男之半”法的适用范围模糊不清,其法律来源、发展兴衰过程等问题也迷雾重重。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南宋社会生活的实例,进一步探究“女合得男之半”法的适用范围,说明其究竟是一般法(规定)还是特别法(规定)。同时综合各种相关记载,探寻本法的来龙去脉,解释其法律来源以及南宋以后为何消失无踪等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二、适用范围:特别法还是一般法

   在笔者看来,如果“女合得男之半”法是适用于各种分家析产场合的一般法,势必与同居共财制度构成冲突。同居共财是中国古代各朝家庭财产制度的基本原则,为保持其稳定性与持久性,法律不仅将终止共财关系的决定权授予家长,禁止子孙擅自别籍异财;而且将家产分析与婚姻关系脱钩,子孙成婚,既不能作为提出分家析产要求的理由,也不影响日后分产时所得份额。惟此,子孙不必在结婚时就要求分割家产,同居共财关系才能长久。而“女合得男之半”法却以婚姻为界限,只给未婚的在室女分产,无疑是鼓励女儿在未嫁前就提出分割家产的要求,因为一旦出嫁丧失了在室女的身份,即失去了参加娘家财产分割的资格。“女合得男之半”岂不成为非常荒唐的规定吗?岂不是在教唆女儿破坏同居共财关系吗?所以,南宋法律即便是有意要提升女儿的财产权,出于对同居共财稳定性的考虑,那也应该规定分产时女儿无论出嫁与否都可以“合得男之半”而非仅仅是“(在室)女合得男之半”。只有这样,女儿不必在婚前就提出分割财产的要求,同居共财关系才能长久,同居异财或别籍异财的现象才能减少。因此,“女合得男之半”法不大可能是一般法,只能是适用于特殊分产场合的特别法。这可以从南宋社会生活中的分产实例中得到印证。

   不难想象,如果“女合得男之半”是一般适用的分产法规,南宋就应该不乏疼爱女儿的父母在女儿出嫁前为她们分产的例证,至少在没有亲生子而只有继子的家庭中,父母多半会在亲生女出嫁前,按照“女合得男之半”之法为女儿先分割出一份财产。但在南宋的社会生活实例中,我们找不到父母按“女合得男之半”法给在室女分产的事例(2),哪怕是在只有继子与亲生女的场合。

   如蒋叶氏育有一女归娘,另有一收养子蒋汝霖,归娘未出嫁时,蒋叶氏就将258硕田产分为三份:“汝霖得谷一百七十硕,叶氏亲生女归娘得谷三十一硕随嫁,叶氏自收谷五十七硕养老。”后来叶氏欲将57硕养老田遗嘱与归娘,遭到蒋汝霖的反对,告上官府,审理此案的翁浩堂裁定叶氏无权将57硕养老田遗嘱与归娘,改由蒋汝霖承继。(3)叶氏在财产分割上照顾亲生女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正如学者所质疑的那样,她为何在一开始分产时不给女儿多分一些呢?(4)分产时,归娘尚未出嫁,按照“在室女合得男之半”,可分得258硕田产的三分之一,约合86硕。叶氏的做法令人费解。(1)

   又如郑应辰家有田3000亩、库10座,只有亲生二女(孝纯、孝德),故抱养孝先为嗣子。郑应辰死时,二女业已出嫁(2),应辰遗嘱将绝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养子孝先,只给二女田各130亩、库1座。不料孝先以养父遗嘱不合法为由,告到官府。最初审理此案的县丞认定遗嘱非法,判由孝先承袭全部家业。后来范应铃(西堂)接手此案,认为孝先“身为养子,承受田亩三千,而所拨不过二百六十,遗嘱之是非何必辩也”(3)。于是,法外开恩,判定按原遗嘱执行。郑应辰用遗嘱方式为亲生女分产的方式相当危险,若非范西堂法外开恩,家产将全部落入养子手中。若在室女分产时即可得男子一半的财产,郑应辰为何不在女儿未出嫁时就为她们分产呢?

   与之类似的还有曾千钧例。曾千钧有亲生二女(兆一娘、兆二娘),因无子而立曾文明之子秀郎为继子,二女已出嫁。曾千钧临终前,征得秀郎等人同意,遗嘱拨税钱800文与二女。但曾千钧死后,曾文明与秀郎诉遗嘱为伪,意欲全部吞并曾千钧遗产。幸审理者认定遗嘱为真,命按遗嘱执行,因兆一娘近日去世,由其夫婿朱新恩之家承继。(4)与郑应辰一样,曾千钧用遗嘱方式为亲生女分产的方式非常不明智,若在室女分产时即可得男子一半的财产,为何不在女儿未出嫁时,就为她们分产呢?(5)

   叶氏、郑应辰、曾千钧等人“无视”“女合得男之半”分产法的存在,是他(她)们不熟悉法律、不知晓有此规定吗?如果本法是适用于各种分产场合的一般法,自然事关千家万户,应该成为法律常识才对,三人及亲属都不知晓这一规定未免说不过去。合理的解释是,“女合得男之半”分产法只适用于特殊情形下的财产分割,叶氏、郑应辰、曾千钧等人的情形不在适用之列。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女合得男之半”是特别法(规定)。戴建国、张晓宇认为是某个特定地区实行的继承法或为地方级法令(6);魏天安认为只适用于招赘之女与孤幼子或招赘之女与后立养子之间的分产(7);永田三枝认为该法只适用于无父母(母身份限正妻)、家无成年男子或女儿父家硕果仅存者之场合(8);高桥芳郎认为是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未婚女子而“设置的法律的、社会政策性的对应措施”(9);罗彤华认为是考虑孤幼生活所设计出的财产分配法,适用于有子有女且其中有孤幼者,应视为子承父分法的补充法,具有特别法的性质。(10)

   结合上举叶氏、郑应辰、曾千钧等人事例及本文开篇所引刘克庄所谓“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的判词来看,永田三枝、高桥芳郎和罗彤华三位先生的观点最值得重视。我个人倾向于他们的看法,认为“女合得男之半”法是为照顾未婚幼女而特别设置,仅适用于特殊情形,即分割财产时父母双亡而有未出嫁的在室女。此时,因缺乏父母的保护,未婚幼女的生活费用需要另行划拨出来,故有“女合得男之半”法。父母健在而分产,虽有在室女,但她的生活及出嫁费用完全可以由父母来负责,并不适用此法。这也解释了叶氏、郑应辰、曾千钧为何不在生前用此条法规来为自己女儿争取权益的疑问,他(她)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除非耽误女儿的婚嫁,一直让她们保持在室女的身份,女儿在自己死后,才能适用“女合得男之半”法。

   但在田县丞财产分割案中,自称田县丞之妻(实际是妾)的刘氏尚在人世,不属于父母双亡,审判者刘克庄却还是按“女合得男之半”法给刘氏的两个女儿分产。(1)似乎此法也适用于父母健在时的分产场合。

可能是受到此案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前引刘克庄判词中的“父母已亡”,只是一般性地泛指父母死亡后儿女分产或指儿女分产多发生于父母死亡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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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青海社会科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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