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21-04-25 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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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一、存在论换位

   自然的存在必然是如此这般的,一切别无选择就不会产生思想问题。自由意味着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因此,自由就是不自然。如果说事物是自然而然的(to be as it is) ,那么,自由所为之事就是使存在不自然(to be as it is not) 。万物的存在性质是“平凡”(这是张盾的深刻见识[参见张盾,第352 页]) ,而万事的存在性质却是奇迹,即使是人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购物或者上网,在存在论上都是奇迹(相比之下,谋杀并非奇迹,而是平凡的,尽管谋杀的原因可能是不平凡的)。人类的一切成功和光荣,或一切困惑和失败,都是因为把存在变成了奇迹。人对物的世界根本提不出有意义的存在论问题,所能够提出的存在论问题其实都属于语言问题,是语言的混乱使用或正确使用,都只是针对语言而不是针对存在的反思; 所有能够反思的问题都必须是当事人所做之事,否则就只是旁观之思。因此,能够被反思的存在论问题都属于事的世界。人的存在性质在于能够让所发生的事情成为“不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一件事情是什么取决于做什么。在这里,存在(to be) 必须由行为(to do) 去定义: 存在即有为(to be is to do) 。正是有为把存在变成了一个能够反思的对象; 作为当事人,人必须解释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那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哲学问题进行存在论换位( ontological transposition) : 把物的世界换位为事的世界,把事物存在论换位为事情存在论,把存在论问题由“是”(to be) 换位为“做”(to do) 。

   纯粹思想主体的自由唯有逻辑的限制: 只要不违背逻辑,一切皆为合法之所思。“我思”(cogito)构造了一个内在的自足世界,以悬隔之法驱逐了自我(ego)之外的一切超越者,因此,“我思”不敬天地,不敬自然事物,不关注外在事物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而只关注所思的内在客观性(objectivity) 。与此不同,当事主体不仅受到逻辑限制,而且受到一切超越者的限制; 不仅受到外在事物的限制,而且受到他人的限制,因此,“我行” (facio) 必须敬重天地万物,必须敬重他人,否则当事主体的自由就会因为挑战无法挑战的超越者而自取其辱,自由就变成对自由的否定。当事主体必须直面外在事物和他人的超越性: 当面对超越者时,超越性就否定了所思的内在客观性的绝对地位,取消了所思对一切事物的独断解释,取消了“我思”的绝对权威——超越的事物并不服从所思的概念,超越的他人也不同意“我思”的自以为是。于是,“我行”把被“我思”所悬隔或驱逐的超越者都请回到世界中与之共处,我的世界恢复为我们的世界。一切超越者都在事的世界中聚齐,无物缺席,无人缺席。在存在论上说,事的世界是完整无缺的世界,因此,哲学只能从事的观点而不能从物的观点去理解存在论问题。

   假如人是完全自由的,无所不能,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造物主就没有遇到问题,所以造物主不思; 而没有问题就没有生活,所以造物主没有生活,是纯粹绝对的存在)。正因为人的自由有所限制,存在就有了成败得失存亡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存亡问题与生命之有限性无关——生命之有限性(mortality) 当然是生存所以有意义的条件(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对此已有充分解释) ,但这是一种属于物的世界的必然性,并非事的世界里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过: “死不是人生的一个事件。”[Wittgenstein, § 6. 4311]) ——在此讨论的存亡问题是事情所决定的命运和生存危机。除了无法改变的自然限制,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存在限制就是他人。与无可商量的自然限制不同,他人的限制是可商量可改变的,因此,人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内在结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选择做什么事情,就是选择与他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可能生活(possible life) 。正如选择何种可能世界是造物主的存在论问题( 莱布尼兹的想象) ,选择何种可能生活是人的存在论问题,也是所有需要反思的哲学问题的发源地。通过存在论换位,哲学从“向物而思”(to the things) 转向“因事而思”(from the facts) ; 从“是”的问题转向“做”的问题; 从对事物的描述转向对事情的反思; 从思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nd) 转向心的哲学(philosophy of heart) 。

   二、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 An Ontology as Creatiology) : 从做事到创世

   无论物的世界是自然发生还是造物主所创,这对人来说并无存在论上的差别。脱离宗教语境而作为哲学概念的造物主其实是伟大自然的同义词,但其伦理意味有所不同。造物主是否思考过许多个可能世界,就像莱布尼兹想象的那样,这个事情对人或许有伦理学意义,但不是属于事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神性并非物的世界所必需,自然的伟大超越性已经为人所敬畏。按照老子的说法,自然是不仁的,不具伦理意义,但这一点却有绝对的道德意义: 自然没有伦理性,因而是自然正确的。人作为在物的世界之中的一种自然存在,与万物众生一样,人的存在本意首先是“生生”(《周易》论点)。存在之本意就是永在,这是存在的重言式意义。存在的本意既然是重言式的,存在也就是毫无新意的,其意图无非就是存在下去。这种存在天注定,不需要抉择,因此毫无奇迹和历史,也不需要反思。一句话,平凡的存在一如既往地没有产生任何问题,我们对存在也提不出问题。有件事情多少有些奇怪: 人们支持或反对形而上学,却未必理解形而上学的意义所在。既然形而上学不是知识,没有真值,无所谓真假,形而上学的意义就不在于对存在进行揭秘; 何况存在并无秘密可揭,存在的本意就是永远存在着,而这个存在意图是公开的事实。如果貌似有什么“秘密”的话,那恐怕是语言现象所产生的幻觉。因此,存在除了“继续存在”这个公开的重言式意图,并不蕴含别的什么秘密,或者说,存在除了同义反复地实现其自身状态,并没有另外表达什么。如果存在论试图研究存在,必定一无所获,因为存在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问题与其答案是同一的,还没提问就结束了。因此,语言并不是存在的家园,相反,语言离间了人与存在,语言把存在变成言论对象或思想对象,人与存在就不再无间一体。人只有遗忘存在,才能够与存在浑然一体,而用语言去呼唤存在,反而把存在推向远方。对存在,人只能不置一词。

   只有当存在有可能变成不存在,或者,这样存在有可能变成不这样存在; 只有当存在之必然性变成了存在的可能性,存在才变成一个问题。或许需要再次强调:不存在,或不如此存在,变成了一种可以选择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与存在之死毫无关系。存在之死不是问题,而是事物的一种必然性,并非一个可以选择的可能性。比如说,人会死,这不是问题;为正义而赴死,就是问题了。当存在必须选择存在的未来时,或者说,当存在的未来性不再一如既往,而是变成了可以选择并且必须选择的诸种可能性时,一个奇妙的问题就产生了: 何种可能性是更好的? 价值问题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出现了。甚至无须引入关于价值的概念,诸如好坏、善恶、优劣等等,价值问题就已经先于语言的一切概念而出现在可能性的选择中: 有可能性a,b,c,d…,那么选择b。选择b 就是以行为定义了b 是更好的或最好的。对可能性的选择虽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价值,但并没有保证什么价值标准是正确的,这一点无人知道。

   既然存在之本意是永在(to be is to be for good) ,为了达到永在就需要善在(to be is to be good) ,只有善在才能保证存在。这意味着,当存在前行之路出现分叉时,就必须选择更能保证善在的那个可能性。因此,当存在的未来变成可以选择的可能性时,存在为了善在,就不能重言地重复自身; 存在就不再平凡,而只能时时刻刻存在于选择之危机中。虽然存在不是问题,但存在的选择却是根本问题,而存在的选择使存在无中生有地具有了价值,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等方面的。我相信这是对休谟关于存在和价值问题的一个存在论解决,尽管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解决(因此休谟不会完全满意) 。毫无疑问,对存在之未来诸种可能性的选择没有知识理由,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因此不可能对未来的诸种可能性进行优劣比较。但这里重要的不是明辨优劣的知识,而是对未来可能性进行了选择,这个选择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价值——即使无从知道选择之对错,选择行为仍然开创了价值问题,仍然证明了存在生长出了价值,尽管不是逻辑地推出价值。

   自由使存在有了征用诸种可能性的机会,因此,即使一个人只愿意选择毫无变化的未来,选择平凡或正常,这种选择也在诸种可能性的比较背景下变成一种价值选择,于是选择平凡也变成一个不平凡的选择。如果存在的未来是多种可能性,那么在存在论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创造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创造性并不在于与众不同,而在于做出选择。没有人平白无故地主动去创造,人是因为面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性而被迫成为创造性的。自由的存在被迫选择这种或那种事情,所以说,有为(to do) 是存在(to be) 的始发状态,有为而在(to be is to do) ; 而有为必定是创造性的,这就是存在论的初始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对于造物主也是如此: 假如造物主仅仅存在,万古永在却不创造,那么它的存在也是无意义的。世界的意义由创世者去定义,同时,创世者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世界。存在与创造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一种具有反思意义的存在论必须同时是一种创世论(creatiology) ,否则无法解释存在做了什么。这是真正的第一哲学。

   只有必须选择的事情才需要反思,创世是最大的选择,存在论正是对创世的反思。既然每个行动都是自由选择,那么,尽管每个行动都在接着先前的行为而做某事,却同时也是事情的开端或新起点。这意味着,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都是事情的临界点,都可能“从此不同”; 因此,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在存在论上都具有初始性。在这种初始状态下,自由必定产生绝对的犹豫: 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 这样做还是那样做? 做事是一切问题之源,而犹豫是一切问题的本质。这是先于知识困惑或伦理迷茫的存在论犹豫。在根据知识去思考某件事情是否正确或根据伦理去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正当之前,人首先必须思考何事可做。假如无事可做,知识和伦理就都失去意义。比如说,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也使人犹豫,尤其当两种以上的解题路径都似乎可行时,这是知识论的困惑; 面对一个伦理两难同样使人犹豫,因为两条互相矛盾的道德准则都是正当的,这是伦理学的迷茫。这些犹豫都是在有理可依条件下的犹豫,都是在已有概念和信念之间的犹豫。但是存在论的犹豫与此不同: 当人必须做事而不知道究竟有何事可做时,这种绝对犹豫就是先于概念和信念的存在论犹豫,这是开创性的犹豫。

想象一个人想要外出却居然想不出去哪里更有意思——这是一个略经改编的真实故事——例如,一位艺术家对去哪里没有主意( 我乐意想象艺术家对存在论犹豫可能更为敏感) ,他最后放弃了这个存在论的犹豫: 他随便走,每到一个交叉路口就掷硬币决定往哪里去,居然走了数百公里。放弃存在论的犹豫也许算是对“不知做什么好”的一个解法,但这种近乎后现代“随便怎样都行”(everything goes) 的做法并非对存在论犹豫的真正解法,因为掷硬币没有使任何候选可能性产生价值,也没有开创一件事情,而只是发生了一个物理学事件: 在严格意义上,掷硬币决定去向是一个属于物的世界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属于事的世界的事情,除非将其解释为一个行为艺术。还可以考虑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这个例子可能说明了更多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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