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悼念外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2021-04-19 2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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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翔  

  

  

   3月9日这天醒来,看到微信里家母在凌晨两点多撤回了一则发来的信息。因为前些日子家母不止一次告诉我,外婆很有可能随时离去,看到消息时,我未免心念一动。然而,由于监护仪器之前一直显示外婆的各项指标正常,我并不觉得会是什么和外婆有关的不好的消息,加之那天突然身体极为不适,头疼得厉害,所以并未多想外婆的情况。直到后来突然收到曾经在外婆住院问题上帮助过我们的老同学的信息,告知外婆仙逝,我立刻打电话给家母询问,才知道外婆于3月9日凌晨1点47分离我们而去了。想到去年12月30日专门回徐州看望过外婆,和她当面说了话,后来也通过视频和她见了几次面,最近的一次就在几天前,结果却无法赶去参加她老人家的丧礼,我如何能不在悲痛之余倍感遗憾?

  

   2018年夏突发脑出血之前,外婆身体一直很好。在我的记忆中,虽然她小毛小病不断,常年与各种药物为伍,但不知不觉多年下来,她不仅步入了90岁的高龄,而且并无什么严重的大病。就在2018年夏之前不久,听闻外婆已近95岁高寿,我的一位老同学和好友,从外地回徐州时,专程到外婆家探望。两人相坐聊家常,我在一旁聆听。聊到好友令尊当年的工作时,外婆竟然知晓并准确道出其人其事。好友以为是我因为知道他要去探视,事先跟外婆提起。其实我对好友令尊的大名与昔日事迹,完全无知。事后好友感叹外婆记忆的清晰,我听闻之下,觉得这说明外婆虽然已近95岁,意识竟能如此清晰,显然是高寿之象,暗自高兴。

  

   2018年夏我在北京,突然接到外婆脑出血住院的消息时,心绪惴惴,忍不住询问一位精通易道和命理的朋友。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我赶回去能见到外婆,她便仍能再安度数年无虞。巧得很,我当时原本就计划返乡。只是因为此事,让我更改了归期,立刻返回徐州。赶到医院后,知道了外婆的情况。令人始料不及而庆幸的是,外婆高龄导致些许脑萎缩,产生的空间却恰好容纳了出血。医生告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多半就过去了。当时也曾有医生建议做手术将残留脑中的积血吸收,但我觉得外婆的身体禁不起如此折磨,家人也都一致认同,就并未让外婆经受手术之苦。一位老同学和友人的亲戚是脑外科专家,还帮我看了外婆的脑部摄像图片,也有助于我心绪的稳定。无论如何,果如那位朋友所言,外婆顺利渡过了那一关。之后不久,竟然又可以下地行走,甚至一度连拐杖也不需要了。自那之后,虽然那位朋友所谓的“数年”究竟有多久,不免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但是,我是期盼且深信外婆有望活到百岁的。

  

   当然,任何人过了95岁高龄,身体各个器官总是无可避免地日渐衰竭。最近两年,外婆慢慢地不再能够自己行走,终于从轮椅到了床榻。于是,外婆随时有可能离开我们,也逐渐成了我和家人的思想准备。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天,我仍不能不觉得突然。得到她老人家离世的消息,我无法不悲从中来,记忆中的往事,也点点滴滴浮上了心头。

  

   小的时候,我时常听外婆说起她以往的经历。时隔多年,我的记忆未必都能精确无误,但此时此刻,有些却格外鲜活。外婆和外公都不是徐州本地人,而是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从家乡山东来到的徐州。外婆16岁就参加了革命,成为抗日宣传队的队员,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两年。还记得她说自己18岁便当了区妇救会的会长。不过,外婆也说,当时她并不太懂得那些革命理论,参加革命的初衷和最大的动力,就是抗日救国。她还告诉我,家母并不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儿,生下来不久,有一次遭遇日军,为了不让孩子发出哭声被日军发现,只好捂住孩子的嘴。未料因时间过久,加之慌乱中连孩子的鼻子也捂住了,结果造成孩子窒息而死。外婆跟我说起时,此事早已过去很久,但她的伤痛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她总是说,“那个孩子是长得最好看的,比你妈妈和小姨还要漂亮”。真没想到,对一般人来说这种恐怕只是小说和电影里的故事,竟然真实地发生了外婆的身上。外婆告诉我,正是经历了这样的丧女之痛,后来家母出生不久之后,外公拒绝了参加刘邓大军第一次挺进大别山的南征,结果为此付出了他一生的政治代价。

  

   我也清楚地记得,外婆不止一次说起,她参加工作之前,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家中曾住过一位陈姓的八路军营长,对我外婆很好,常给她讲故事。不料,那位陈营长突然连续几天闷闷不乐,回来就伏案写材料。外婆问他,他什么也不说。终于有一天,被几个八路军士兵带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外婆说后来她才知道,当时正值康生在山东搞“肃反”,很多干部受到牵连。那位陈营长恐怕多半是身在其中,和很多党内干部一样被当成托派分子给清算了。

  

   外婆之所以不止一次讲起这个故事,应该是和她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她不止一次说起自己曾经被当作“托派分子”,一度受到了审查。也正因为此,外婆明明是抗战初期参加的革命,后来却被算做了抗战后期的干部。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干部,所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当然,外婆之所以常常提起此事,主要并不是因为待遇问题。她更多地是觉得自己被打成“托派”是受了委屈,因为那不是真相。她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当时她根本不知道“托派”中的“托”指的是苏联的托洛斯基。外婆虽然念过书,但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更不是党内的高层干部,怎么可能知道托洛斯基其人,遑论所谓“托派”的思想主张了。所以,外婆对此事的心结,与其说是关乎自己的待遇,不如说是觉得事实真相被扭曲,而且没有真正被纠正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小学五年级之前,外婆的母亲(我叫太太)是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太太照看过我,我至今还有些模糊的片段记忆。不过,太太并不是一开始就从山东老家跟随外婆外公南下到徐州生活的,而是外婆后来专门将她从山东老家接到徐州的。太太年轻守寡,请了一两位族人帮忙,辛辛苦苦经营豆腐店,然后用积攒下来的钱买田地。好不容易达到当时“地主”的标准,恰好赶上了“土改”。加上外婆的父亲属于当地较为殷实的家族,结果太太就遭遇了“扫地出门”的命运。我头一次听说“扫地出门”这个词语,就是出自外婆的口中。记得外婆说,在太太被作为“地主婆”“扫地出门”的前夕,组织上做了周密的部署。外婆当时已是当地有一定职务的干部,也许组织上担心她事先知道会通知太太有所准备,便事先将她调离太太所在的地方。同时,组织上更早还安排了眼线,住到了太太的家里。外婆说,当时组织上跟她讲,“你娘家地方大,暂时叫某某住到厢房。”事后外婆才明白,那人是组织上安排的,目的是盯住太太,以免她事先得知消息后转移家产。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有一天组织上突然派人到太太家,将大门从里面封住,开始了对“地主婆”的清算。在经受了“声讨”乃至“体罚”之后,太太被赶出了家门。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家中任何物品不得带走。外婆告诉我,这就叫“扫地出门”。每次说起此事,外婆都不免落泪。正是因此,外婆才将太太接到了徐州。也许毕竟外婆是党内人士,也算个干部。太太离开山东老家之后,就没有再收到追究,得以和外婆一道生活,在徐州终老。不过,太太虽然算是躲了过去,她的家人(当然也是外婆的家人)却没有这个幸运。太太的小儿子,也就是外婆的弟弟,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导致他的儿子后来无法考大学,也找不到媳妇。为了延续香火,外婆的弟媳试图让儿子娶一名哑巴。结果那个年轻人,也就是外婆的侄子,逃婚到了徐州,向外婆要了钱去了新疆。这又是另一家人的辛酸故事了。

  

   每当说起这些往事,记忆中外婆总是难过的,甚至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不满。但是,我记忆同样深刻的是,对于她所接受的无论是价值还是事实,外婆是一直坚信不疑的。

  

   外婆喜欢唱歌,她经常唱的,几乎都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革命歌曲。或许由于小时候的记忆往往更为牢固,外婆经常唱的那几首歌,如《八路军军歌》、《在太行山上》等,我至今仍能记得其旋律和一些歌词。此时此刻,外婆哼唱的声音:“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钢璧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不由回荡在我的脑海,格外清晰。

  

   大概是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突然从湖北来了一位亲戚。之前听外婆提起过,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曾经考上过黄埔军校,后来成为国军的军官。那位从湖北来的亲戚,正是外婆这位多年不见的兄长。按照山东的风俗,我称呼他为“舅老爷”。这位舅老爷在外婆家住了大概两周左右。我清楚记得,有一次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事,外婆和舅老爷之间发生了争论。那位舅老爷不能认同外婆所说的国军消极防御甚至不抵抗的说法,因为他亲身以国军军官的身分全程参加了八年抗战。但外婆却坚持她所接受的关于抗战的历史和评判。当时我就在旁边静听,舅老爷虽是兄长,但毕竟是客人,言语还是很克制的。倒是外婆说到激动处,不免有几分疾言厉色。我一直对历史很感兴趣,那段时间,我有时也向舅老爷询问他的故事。当时只是出于好奇,如今想来,舅老爷的经历与外婆完全不同,提供的视角自然有别。而尽可能掌握不同的视角以求尽量完整地了解史实,正是了解历史真相所必需。舅老爷行伍出身,曾经提起他通晓一套刀法。我因当时好武,很想从他那里学到。可惜为时日短,他显然也别有心事,不能专门教我。舅老爷走后,我才从外婆那里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舅老爷一度给安排了武汉市交通局的工作,但随后就因为曾任国军军官的缘故,被揪了出来,长期在湖北某地的农场劳动改造。我见到他时,他的腰已经弯了。但家母告诉我,她曾经见过舅老爷一家人早年的照片。用家母的话来说,那时舅老爷“腰杆笔直,绝对是器宇轩昂,一表人才”。毕竟是至亲的兄长,舅老爷走后,外婆说起他的经历,会流露出同情与惋惜的神色。不过,当我问起从舅老爷那里听来的关于抗战的种种,外婆又会流露出坚定的神情,重申她的立场和看法。

  

   由于高寿,外婆见证了现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到改革开放。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现象,外婆有时会有自己的疑惑、不解甚至不满。但是,她的立场和看法,从未有过根本的改变。我还记得,自己大学以后看了一些书,了解了一些不同于外婆所知的历史;假期回到家中,有时说起来,常常会和外婆较真争论,甚至批评她。而外婆则坚持她所接受的历史以及她所信奉的价值,很难被说服。如今想来,我真是无比懊悔!何必非要和她争论,以至于有时不免惹得她老人家生气呢?2015年是世界发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离休老干部,外婆收到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发放的纪念章,她把那枚纪念章送给了我。此时此刻念及,我更是惭愧、悔恨到无以复加!纵使我再想听她老人家讲述她的抗战故事,听她老人家哼唱的革命歌曲,已经是永无可能了!

  

   由于家庭的缘故,我从小到大,在上大学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住在外婆家的。作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外婆和外公至少在离休之前,都是收入相对较高的。而作为外婆和外公家的第一个孙辈,我从小得到了他们格外的疼爱,过的一直是物质条件比大部分同龄孩子都好的生活。每年除了过年的压岁钱之外,外婆和外公时常给我零花钱,以至于平常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跟着我一起吃吃喝喝甚至向我借钱买东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当然,这也无形中养成了我大手大脚的毛病。直到我进入社会、独立生活,知道了人生的不易,才逐渐改掉。我还记得,除了在南京一年的幼儿园和将近三年的小学,我在徐州上学时,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放学上学都是外公接送。外公2005年8月先于外婆而去,外婆如今也离开了。此时此刻想起,我的伤悼之情,久久不能自已。虽然不禁想起往事,但一时之间,纵有数十年记忆的积淀,也只能记下其中的一鳞半爪,聊寄我的哀思。

  

   外婆生于1923年3月5日,去世时刚刚渡过她98岁的寿辰。按照中国传统的算法,则是99岁的高龄。家母告知,外婆是在睡梦中安详而去的。临终之前的一周左右,外婆虽然一直吸氧,但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未见异常。如此来说,外婆得享高年,无疾而终,无疑算是喜丧了。想起外公去世前曾在医院饱受病痛折磨,悲伤之余,我竟不禁为外婆感到些许的庆幸。如今,两位老人家终得同穴,远离了人间的无常,也算彻底的解脱了吧。

  

   阴阳幽明固然两隔,但也可感格相通。以前每次去给外公扫墓,看着墓碑上给外婆预留的名字,以及外公墓旁给外婆预留的穴位,在祝愿外公在另一个世界开开心心的同时,我总是祈祷外婆健康长寿,希望她在这个世界和我们相处的时光能更多一些。而此时此刻,在不得不接受外婆已经离去的情况下,我的愿望只能是下次再去扫墓时,祝愿两老在另一个世界和他们生前一样,过着不乏吵吵闹闹却又相互扶持、快快乐乐的生活。同时,在香火和烛光之中,和他们的血脉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延续,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重逢。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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