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0 次 更新时间:2021-04-18 11: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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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摘要: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关键词: 鲁迅 周作人 陈源 《现代评论》 《语丝》 《莽原》

  

   五四的新式知识人,在1910年代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然而,这批曾经在同一个壕沟里向传统旧学并肩作战的同道,进入1920年代之后步入了分岔之路。其中,最大的分歧有两条脉络,一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相信救世之道在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后来趋向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而坚信通过皈依主义、全盘解决中国危机的,随之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另一条分歧的脉络,在依然坚守启蒙理想的知识人中间。《新青年》随着陈独秀迁到上海、变为中共的机关刊物之后,京城知识圈中,继承《新青年》启蒙传统的杂志,最有影响的,当为《语丝》与《现代评论》。这两群知识人虽然同以启蒙者自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一半的精力用来打内战,其中有很多意气的成分。

   值得追问的是,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分歧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往不少的研究将二者的分歧,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为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固然不错,然而,知识人的内部分化,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有时候文化气质的不同,要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能导致情绪上的对立。这两份杂志,虽然活跃于国民大革命早期,但两派知识人依然坚守启蒙的初衷,并不热衷皈依什么主义,更对政治本身保持警惕的距离。显然,彼此间的争论,文化上的相互鄙视要远远高于政治之间的分歧。

   本文将从这一特定的问题意识切入,透过激烈争论的表象,研究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知识人背后的“文化惯习”差异,如何形成了名士与绅士之间的不同格局,二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延长线上,他们与学术体制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其次,分析在语丝派文人内部,作为名士的周作人与作为斗士的鲁迅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差别,酿成了之后进一步的分歧;第三,鲁迅在《语丝》之外与高长虹等合作创办《莽原》,更激进的狂飙青年又如何攻击周氏兄弟,试图从五四老师一代手中夺过舆论的话语权。1920年代中期启蒙知识人内部这些剧烈的分裂与对抗之中,鲜明地呈现出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的不同面相。

   一、出身、场域以及与体制的关系

   《语丝》与《现代评论》,都是在1924年底创刊,几乎同时诞生。这两家杂志的精神趋向,都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有一些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现代评论》的主将陈源在《西滢闲话》中有多篇讽刺中国国民的文章,语言极其刻薄:“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也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他还挖苦小市民根深蒂固的奴性,说沪案(五卅惨案)的时候全国总罢市,北京没有一个铺子关门,也没有一个店下半旗,“然而只要警察下一个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挂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挂上龙旗”。几乎与此同时,《语丝》刊登了林语堂致钱玄同的信,林语堂咬牙切齿地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钱玄同回信表示赞同:“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在“群氓”面前,都有一种傲慢的精英意识,代表着五四知识人共通的精神趋向。

   然而,到了1924年的五四末期,已经与新文化运动早期迥然异趣,旧学的敌人已经被打败,舆论的话语权转移到新派手中,随着新学的引入和海外留学生的回归,各种互相冲突的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新派知识人的队伍也开始庞杂、多元,于是,启蒙阵营之中“态度的同一性”日趋稀薄,而相互之间的分歧开始表层化,话语权的争夺,从新派与旧派之间,转移到启蒙派内部。于是《语丝》与《现代评论》,成为了京城知识人的主战场。

   这两家杂志,都拒绝标榜任何主义,在思潮上也有兼容并包的大度,周作人为《语丝》拟的《发刊辞》声明:“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这种表白有鲜明的五四遗韵,的确,语丝派的核心作者群很多就是原来《新青年》、新潮社的成员:周氏兄弟、俞平伯、陶孟和、刘半农等,他们所继承的,是五四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无独有偶,《现代评论》在《本刊启事》中也宣称:“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既然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旗帜,又都以自由与独立为标榜,向各种歧见开放,那么,他们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核心分歧,在于“文化惯习”的不同。“惯习”(habitus),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与习惯(habit)不同,所谓的“惯习”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所以对立,主要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各自的共同体所形成的“文化惯习”不同。

   简单地说,现代评论派知识人的“文化惯习”是绅士型的,语丝派知识人的“文化惯习”是名士型的。两个杂志的冲突,正是两种“文化惯习”的对抗。

   “文化惯习”的形成,与不同的场域有关。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要了解两派知识人不同的“文化惯习”,首先要认识他们各自所活动的场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差异,在于他们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前者的场域在体制之外,而后者的场域在体制之中。

   这里说的体制,并非政治体制,而是知识人所栖身的学术文化体制。在传统中国,知识人活动的场域,乃是以科举体制为核心的知识—政治系统,知识人只有获得功名,特别是举人、进士以上的高级身份,方能成为士大夫,进入这个体制。这个士大夫体制,奉圣人的经义为经典,有共同的价值观;以纲常名教为尺度,有内外的交往规则;以诗书琴画为中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长期在士大夫群体中浸润的读书人,在半封闭的场域中逐渐熏陶出士大夫的“文化惯习”。从汉代的儒生到宋元明清的道学家,都具有一脉相承的正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一种绅士风度。

   与绅士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名士的气质。所谓名士,也是正途出身,只是少了一点正统士大夫的方巾气,多了一点文人的潇洒自然、风流倜傥,最典范的如魏晋的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有狂狷豪放之气。他们有士大夫的身份,却不屑于在体制内部的场域活动,更愿意在山野自然或江南园林喝酒吃肉、抚琴低吟,创造一片个人自由的小天地。从魏晋的嵇康、阮籍,唐代的李白、李贺,明末的李卓吾、公安三袁,到清朝的袁枚、龚自珍,在中国历史当中串联起了一条与绅士迥然不同的精神脉络,所谓的名士风度、名士派头,指的就是这种与正统道学家对峙的“文化惯习”。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的士大夫体制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然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惯习”,却以新的方式延续下来,演化为新绅士和新名士,新绅士的活动场域主要在大学体制内部,而新名士虽然也不乏大学教授的职业,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更多地以文人的身份在学术体制外的民间报刊上获取文化的象征资本。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如同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样,其实是一场文人的运动,虽然《新青年》的核心作者大都是大学教授,但除了胡适、高一涵等个别人在国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半路出家,像他们的前辈梁任公一样,都是以文人的风格译介西学、指点江山。《语丝》被认为是《新青年》的继承者,部分也是因为这种文人论学、文人论政的话语传统。曹聚仁说:“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语丝派中,一部分是学术体制中的名士: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俞平伯、江绍原等等,另一部分是职业编辑或自由撰稿人,比如川岛(章廷谦)、章衣萍等等,还有在教育部担任佥事的鲁迅。无论在学术体制内外,语丝派诸君都有共同的文化徽记:名士派头。

   然而,到了1920年代以后,一批拿了“庚子赔款奖学金”或者自费出国留学的,纷纷拿了欧美洋学位回到中国,这是五四前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现代评论》的核心作者王世杰、陈源、徐志摩、周鲠生、钱端升、陶孟和、杨振声、李四光、陈翰笙都是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海归。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学者,与语丝派那些短期求学日本的“土鳖”教授在精神上截然不同,他们深受中西主流文明的熏陶,厌恶玩世不恭的名士派头,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道学家遗韵,也有西洋文明的绅士气质。这些西洋的留学生们,很多是拿了“庚子赔款奖学金”,生活比较优裕,不像语丝派文人当年留学日本时混迹于底层,吃过苦,受过累。杨振声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曾经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美国文化已足以与欧洲比并,一般人民又多安富尊荣,所以此处学生的生命较为安泰。来此留学之中国学生,久居乐土,几忘中国所处之地位与一般学生奋斗之艰难矣!”他们回国以后共同创办《现代评论》,虽然不是故意要与《语丝》打擂台,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派知识人很快变得阵垒分明,发生了冲突。像顾颉刚,早年因为是新潮社社员,也没有出过洋,本来属于语丝派,但他的精神气质更接近学术体制里面的绅士,与语丝同人的名士气格格不入,后来就跑到现代评论派的阵营去了,从此与鲁迅结下了心结,在同事厦门大学的时候,两人闹得沸沸扬扬。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哈佛硕士毕业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林语堂,按理说应该属于海归阵营,偏偏他从小就有潇洒自由、性灵活泼的名士派头,在哈佛求学的时候就看不惯学院中人一本正经的工匠气和绅士味,回国以后宁愿加入语丝派阵营,跟随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叫板论战。

   两派知识人冲突的背后,固然有政见的不同,但“文化惯习”的对立所导致的相互看不起,显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留学西洋的知识人自视甚高,相信自己有特殊的知识,理应是社会的中坚。鲁迅称这些西洋留学生是“特殊知识阶级”,他说:“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鲁迅说这些如过江之鲫归来的留洋博士,在国外未必好好读书,只是关起门来炖牛肉,“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炖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

鲁迅的挖苦有他的刻薄,但也并非全然没有理由。就比拼学问而言,至少海归们的国学就不是语丝派的对手,无论是要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学衡派,还是同样批判传统的现代评论派。鲁迅随意挑出《学衡》杂志的几处硬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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