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21-04-11 0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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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  

  

   一、政治学的新征程

   面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挑战与机遇,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任务是艰巨的,知识挑战的难度前所未有;然而,施展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中国政治学者拥有宽广的思想与理论挥洒空间,有诸多的重大课题有待思想突破与理论开创,因为历史还远远没有终结,人类政治文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全球社会的现状距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还有巨大的落差。

   中国政治学者责无旁贷,因为西方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目睹西方政治体制陷入长期衰败、跨国垄断性资本拥有支配社会游戏规则的空前权力、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全球治理失灵与失序等这些严峻的挑战,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苍白无力。他们长期颂扬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已经破灭,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已经难以为继。他们难以适应21世纪涌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以及加速前进的历史脚步,因为他们画地为牢,身陷思想窠臼与意识形态牢笼无法自拔。他们无力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因为他们长期奉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遮蔽了理论视野,限制了分析工具,在结构剧烈变动及多重历史趋势同步翻转的关键年代,他们最擅长的知识技能骤然失去了时代关联性。

   他们深信不疑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崛起,他们拒绝承认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挥的巨大拉抬作用,他们不愿看到由中国牵头的南南合作不断深化。他们固执地认定,美国霸权的陨落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没落,只可能导致全球化倒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世界政治大范围的动乱与失序;他们却无法想象中国有可能带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并通过修正全球化的路径与游戏规则,来更好地推进包容性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更拒绝相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有条件、有机会、也有意愿协同全球社会推进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正因为西方学者刻意忽视与回避这些21世纪重大课题,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当仁不让。

   中国政治学者更有无可回避的崭新学术任务。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所有社会正跨入工智能(AI)以及新兴科技大爆发的时代,这场科技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爆炸性的冲击与影响,将给我们的生产与交换体制、社会治理模式以及行为与价值观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必然给所有社会带来极为严肃的发展道路与制度设计选择难题。一方面,我们如果能驾驭新兴科技蕴含的生产力倍数增长之潜力并实现其普惠作用,我们将第一次有机会打造一个接近乌托邦理想的分享社会与共享经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任由垄断性资本独占数字资产与超级数字平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因为AI科技、大数据与万物联网可以让地球上极少数人拥有无以伦比的生产力以及前所未有的独断权力,他们可以掌控世界经济运行的命脉,支配所有人的信息来源与思维模式,操弄所有国家的舆论与政治,并轻易摆脱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管辖与节制。

   在迈向智能社会与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秉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愿景与所选择的制度创新路径,不仅仅将深刻影响十四亿人的根本利益,也势将影响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尤其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后,如何为智能化生产时代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如何确保全民数字资产的公共属性及其利益分享与回馈机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全面转换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以及如何开创公民参政与民主监督的新模式,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抉择。这些政策选择与制度设计难题是崭新的学术课题,各个文明体系下的政治学者都在同一个知识竞赛起跑线上。然而中国在智能社会与数字经济的道路上已经一马当先,中国政治学者应该更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二、迎接历史巨变时代

   2008年10月我应邀做题为《身处大时代的政治学者》的演讲。我提醒政治学的同行,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历史巨变时代,我们正进入民主失落的时代、东西冷战再现的时代、美国金融霸权崩解的时代、非西方全面崛起的时代以及全球治理陷入失序的时代。“大时代”就是指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座标迅速消逝、全球秩序面临全面重组的关键时刻,我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多重历史趋势同时出现转折的关头[1]。

   站在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或反转,都与中国兴起有关。

   第一重趋势反转,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这个历史结构形成于后冷战时期开端,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强权,但是这个单极体系不到二十年就出现根基动摇,所以严格说来不构成一个历史趋势,更像是一个特殊历史空隙中出现的“例外”(aberration)。

   第二重趋势反转就是“第三波民主”退潮。第三波民主的起点是1970年代中期,高潮是1990年代初期,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充分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界的志得意满情绪。这个历史趋势只维持了不到四十年就出现退潮。民主崩解的案例陆续增加,许多新兴民主国家虚有其表,民主内涵已经逐渐被腐蚀,人民只能忍受劣质民主与反复出现的治理危机。美国民主体制也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并成为散播劣质民主的最大感染源。

   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启动了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周期,经济秩序自由化的趋势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达到高峰。但是随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破灭、超级全球化导致的极端社会分化、反全球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美国金融泡沫破裂、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停滞,这个将近六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趋势犹如强弩之末。

   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的没落与“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三百年历史大趋势的反转。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洲移动,中国发展模式异军突起,中国推进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人类历史舞台上西方独占鳌头的时代即将结束。

   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呼吁:大时代倒逼我们必须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我们也要对自己的知识活动进行反思,比如说,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能否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与策略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接下来的十二年,世界大势的发展则印证了我的基本判断,但历史趋势反转的速度却超过我的预期。一连串令人震撼的历史分水岭事件一一涌现,让惊叹不已的世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从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拆解大西洋同盟与破坏国际多边体制。一场百年不遇的庚子瘟疫成为压垮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冠病毒危机揭露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与严重不平等,也戳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赋予他们普遍具备良好公共治理能力的神话。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者应毫无悬念地追求更宏大的学术自主发展目标,一举跨越移植与借鉴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阶段,尤其要突破美国主流政治学的范式。要跨越与突破就必须对美国主流政治学的偏差与局限性有清晰的认识。

   三、美国主流政治学的局限性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世纪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面对美国科技巨兽对传统代议民主的颠覆性破坏作用不知所措,尤其是美国主流政治学者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有三个原因导致了美国主流政治学的思想与理论的局限性: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凭借的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经验,再者是源于其所依赖的过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导致多数美国主流政治学者对现存的社会结构与世界秩序欠缺深刻反省与批判能力,诱导他们对西方过去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呈现与诠释,丧失了与不同文明体系进行平等对话、增进理解与相互借鉴的能力。

   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都接受一套基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这套价值观牢不可破,很难改变,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体系。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假定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体制一定是最优秀的、最先进的,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更是如此,所以免于政府管制与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企业在投资、雇佣、采购、生产、定价、生产资源空间配置等决策上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人是理性的,本能上就会追求效用极大化;自由市场是一套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它会自动达成总体均衡。他们完全信奉哈耶克这些人所倡导的核心假设,他们的信仰比信教还要虔诚。他们认为以多党制与普选程序为核心的代议民主尊重公民的自由意志与政策偏好表达,所以必然是最优秀的政治体制,一定最能满足多数人的政策需求,产生最高质量的公共治理,享有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对这套思维深信不疑的西方学者而言,中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快速追赶欧美是难以理解的;当前西方民主体制出现的治理失灵问题与体制合法性危机是不可思议的;2008-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本、欧洲与美国经济陆续陷入零利率陷阱,也是不应该发生的;有些非洲国家居然会去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更是无法接受的。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群体所普遍采取的另一预设立场就是西方中心世界观,这与上述的自由价值观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就是一直循着实现个人自由的大方向前进的。基于这种预设立场,他们深信西方的价值标准具有普世性,放诸四海而皆准;他们倾向于以现存西方体制作为标杆来判断其他文明体系的进步与落后,深信当前西方社会由代议民主、自由市场与自主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发展水平,所有非西方国家不管从什么起点开始,无论根植于哪种传统文化,或早或迟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移植西方模式,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这是典型的历史终结论。不管是西方主流政治人物还是社会科学者的论述,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的预设立场。这种自信来自于过去三百年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世界秩序与意识形态话语权,代表现代文明的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他们已经习惯于做主导人类历史的主角。

   所以,他们本能地抗拒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对现存国际秩序可能带来的修正与改变,敌视任何可能挑战西方国家对普世价值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竞争模式,对任何超越西方经验的政治思想与论述抱持歧视态度。所以他们必然会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会不断试图妖魔化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客观上我们已经跨入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阶段,但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已经出现的深刻变化。[2]

西方主流政治学对于自己理论的历史经验基础相当单薄的问题缺乏自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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