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世界政治学的相通相融,均以政治关系为基础、以利益配置为核心、以权力安排为对象、以正义追求为圭臬。然而,时下的政治学从世界范围上来看,正如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所言,政治学领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多样性,但也带来了碎片化、资讯过量研究途径繁多、学派冲突以及党同伐异等问题,使得政治学作为整体性的知识,难以取得进展,也不再能继承前人的步伐,有自信地迈向未来。因此构建一个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已经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
近代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实践业已历经“中体西用”“揖美追欧”“师法苏俄”等曲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之路,形成了逐渐清晰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从学科发展、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上来看,正如赵宝煦所言,中国的政治学走过了一条泥泞坎坷之路。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日益碎片化,而且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冲击,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因此,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厘清研究领域并确立学术边界已迫在眉睫。
一 涵养政治学理论创新的自觉、勇气和智慧
当今时代,全球化、网络化的大潮颠覆了之前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现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无法完全解释中国;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素材,五千年的文明底蕴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和资源,这些都在考验着中国政治学学者有没有理论自觉、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超越东西方的地理区隔,超越现有的西方话语体系,打造新的范畴和范式,推动理论创新,重新确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社会科学和政治发展中的应有地位。
首先要开出一种大视野。今天的中华文明是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基础上重新焕发生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扬弃本土传统文化和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文化而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今世界,中华文明的独树一帜冲破了长久以来西方话语、西方模式和西方势力对人类发展前途的一元化判断和对人类发展道路的垄断性解释。面向未来中国不仅要为世界各国提供现代化转型和文明形态转化的全新经验,而且要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此,政治学研究者要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话语积极回应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和重要实践经验,深入研究闸释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要培育一种大格局。有学者把当今被科技进步所改变的社会称为加速社会。加速社会的出现让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互作用快速发生,新时代的中国就深度嵌入在这种广泛联系、相互作用、快速变革的全球网络中。而当代流行的所谓普世观念、普世话语、普世规则等,几乎是以西方文明和知识体系为底本形成的,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在精神、知识和力量上的优势地位,使之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垄断着对人类发展道路和标准的解释权。但是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影响正在超出现代主权国家的边界,大国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动向,全球各种文明交相辉映。中国是同时具备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唯一经济体,我们的国家将与世界保持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生活也将越来越与世界格局的变动保持同频共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文明复兴,我们需要凝练新的价值支撑我们的发展,创造新的话语解释我们的模式,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维护我们的权益。所以,政治学研究者需要有一种世界格局,去坦然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去平等对待不同的文明,去认真思考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终指向应该是重新确立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最后要展现一种大气魄。中国文明对任何外来事物都具有强大的改造能力和消解能力。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不化”:食“马”不化、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打造出建立在中国深厚文明底蕴之上的知识体系,但是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好,包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一宏大命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学术上完全破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政治学研究者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既需要有一种宽广坦荡的胸怀,包容异质性思维,更需要一种“兼听则明”的机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一种稳妥的渠道把不同的研究成果传递上来供领导决策参考;对于有些批判性的研究成果也要改变认识,不要推向对立面而是要认真研究,通过内部渠道定向获取、吸收、消化批评意见,不要任其在社会上“散布”,以免扰乱视听;对于那些对抗性的言论要坚决抵制,不能遮掩,也不要简单压制,而是要及时查清事实后再公布、定性,以组织力量正面回应;更重要的是,提倡建设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能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以有助于科学决策,营造一种宽容的人文环境和良性的学术生态。
二 培育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学术关怀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走向,必须在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世界的现代经验有足够理解和传承的基础上,以中国五千年文明为底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为现实素材,推扩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关怀,实现政治学的典范变革。
第一,坚守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人是一切理论成果的价值尺度对人类自由命运的反思和对人类终将解放的信念是政治学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现代性根源萌发于对被压迫和被奴役命运的反抗,渗透着对人的境遇、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怀,从而延展出中国政治学的人文底色。作为一门改善现实政治生态的科学,中国政治学理应致力于促进政治技术的提升、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进步。同时,为了最终复归对人的价值关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应该将一切技术、制度或文化的学术思索置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中,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回归历史主体的人,摒除对人的历史地位的贬斥,倡导人是自我政治命运的主宰;回归真实实践的人,绝弃对人性善与恶的预设,洞察人的现实政治困境与政治需要;回归未来创造的人,抛却对人的未来前途的悲观,坚信人终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立足民族伟大复兴的公共关怀。公共性是一切理论成果的内在品格,对现实公共问题的回应和对公共实践过程的指导是政治学理论的作用力之所在。中国政治学是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广泛和最深刻的政治变革的时代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伟大实践向中国政治学提出了具有鲜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重要理论问题,解答这些理论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赋予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公共使命:一是党的权力实现方式问题。权力实现方式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政治学抽象,这一问题关注党的权力来源、设置、运行、监督与现代制度建构的衔接,解答这一问题事关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领导地位的巩固。二是政府权力规范问题。政府权力规范涉及职责功能明确、权力边界确定、权力结构配置和权力责任一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顺利实现。三是社会能力培育问题。社会能力以人民群众广泛组织起来的社会为主体,是社会创造共识、有序组织、汇集资源和良性发展能力的统称,从增强国家能力到培育社会能力的转变凸显出国家治理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
第三,面向人类彻底解放的终极关怀。止于至善是一切理论成果的基本倾向,对人类现实境遇的批判和对终极理想世界的向往是政治学理论的进化力之所在。中国政治学耸立在人类寻求解放道路的宏大视野中,既兼容并包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又批判发展着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应该为全世界指出一条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新的通途:第一,创造全新的政治价值。中国政治学必须打破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主导,为人类提供新的政治价值认同和理想政治设计,激发对未来政治世界的新向往,实现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引领性。第二,诊脉当前的政治实践。中国政治学必须从基本的政治价值出发,审视问题,改进现状,创造优良政治秩序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提升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吸引力。第三,启蒙人民的政治觉悟。中国政治学必须开启人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认知,通过人民的广泛参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良性发展,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社会化。
三 倡导政治学理论创新的思维范式
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底蕴一直在参与和塑造着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崛起更是作为一种连绵不断、影响深远的传统文明重新获得契合于现代社会的充沛活力,只有具有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大国复兴的资本。新时代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是一个要彻底改变和纠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时代,这既会是一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性变革,又会是一场破除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将迎来新时代的新思想、新风气、新规则,政治学研究者也将在新时代承担发展新思想、培育新风气、建立新规则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一次“典范的变革”、一种深层次的文明范式的转换,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然而,当前政治学研究中有的理论阐释,要么表现为过于僵硬的同语反复和流于形式的循环论证缺乏“掌握群众”的哲学力量和实践力量;要么过多依赖对革命历程、历史功绩、现实绩效等因素的强调,难以从原理层面支撑党的思想根基,也不能深刻说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新意义。新时代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开展一种范式转换,这种范式转换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打开理论创新的本源性认知,必须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彰显使命自觉历史主动的理论勇气,必须契合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培育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创新思维范式。比如从党的政治属性上论证其合法性来源,在对党的领导正当性的解释上突出党的政治主体性;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上走出一条不同于已有的“君主立宪”(英国)、“民主立宪”(美国)、“军头立宪”(拉美)的独特道路;在国家结构的设计上,破解五千年没有逃离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探索一种“差序格局的地区制”,创造新的国家结构形式;在核心价值的塑造上,凝练出足以与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相提并论的“中正仁和”的理念,去影响世界,赢得世界的尊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上,对源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和实践进行适应性改造、时空性转换、结构性互动、策略性回应,破解当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党的权力规范上积极探索国家宪法结构、党政结构、科层结构、司法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实现方式的法治化路径。只有发展创新性思维,才能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影响的政治学体系,真正实现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典范革命。
更进一步讲,在挖掘思想的深层意蕴上,需要我们从事的是实践的政治学而非玄学的、空想的、理想化的政治学,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创新不仅要有掌握群众的力量,也要对人类的知识体系和世界的文明体系做出智力贡献。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且还要对人类的政治发展做出回答,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应该去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几个字,对人类的普遍知识有贡献,这样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
马克思曾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容任何犹豫怯懦,以优秀的理论创新成果回应时代的呼唤和党和人民的期待,政治学研究者责无旁贷。我们的政治学者及其理论创新成果应以一种开放、开明的姿态和胸襟让世界认识中国、容纳中国:以一种自信、自强的豪气和豪迈让世界尊重中国、佩服中国。
方雷,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第3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