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老故事与新话语:西方文化管理的三个主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1-04-09 0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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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与传统的文化生产多属个体性创作不同,当代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是正在生长的经济领域,也与社会、政治、生态等深刻互动,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对象。尽管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为“被管理的社会”(包括被“管理的文化”)感到愤怒和悲哀,但任何政府都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庞大的、重要的产业。而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所关系到的众多企业、巨量从业人员、持续上升的经济效益、广泛的社会影响等,也需要制度化、法规化的管理。问题只是在于,政府管理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尊重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在诸种议题中,引起众多讨论并较具理论价值的,主要文化审查、政府补贴和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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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化审查是否必要?

  

   作为管理的主题之一,文化审查一般是指政府机构、宗教团体、民间社团以及社会风俗等其于主观判断而对文化内容与形式做某程度的检查,这是一种以限定公民对文化资讯的获取、阅读与听闻各方面是否应加以限制与防止的制度。

   文化审查由来已久。以文明和民主著称于史的雅典城邦,也查禁两种文字,渎神或无神论的、诽谤中伤的文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创关于文艺审查的理论,其论主要表述在《理想国》(或译《治国篇》、《王制》等)和《法律篇》两篇对话中。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穴隐喻:有些人住在一个地洞中,他们的手脚被锁链束缚而不能移动,也不能掉头。在他们后面的高地上,有另外一些人扛着各种器具来来回回地走动。在这些行走之人的后面,是一团火,再后面是洞穴的出口。那些被缚的囚徒只能看见他们前面洞穴尽头的洞壁,他们既不能相互看见,也不能看到那些行走的人以及他们后面的火。囚徒们唯一能看见的就是面前洞壁上的影子,他们不知道这些影子是那些行走之人在洞壁上的投影,还以为这些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这个寓言的意思是: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黑暗的洞穴之中,他们是在模糊不清的影子世界中形成自己认知和思想的。如果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影子,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有可靠的知识。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进入光明世界,这是从现象(影子)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转变。“洞穴隐喻”是把握柏拉图的艺术思想的关键。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对感性事物的摹仿,感性事物是对实在(“理念”)的摹仿,所以艺术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它和“和真理隔着二层”,而真理也就停留在艺术之外。在此意义上,诗人没有真知,摹仿只是儿戏,诗歌大体上等同于无知、欺骗和理智的混乱。

   问题在于,艺术不但借真理之名欺骗公众,而且对公众有巨大的魅力和诱惑。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三部分构成的:理性、激情与欲望。就任何社会或个人来说,理想的状态是社会或个人灵魂中较好的成份征服较坏的成份,即以理性来征服激情和欲望,好的生活要求理性的统治。但绝大多数人不能使欲望与激情服从理性的领导,因而迷失自我,其行为不能与其真正的目的相一致。摹仿艺术就恰恰在逢迎人性中低劣的激情,我们观看悲剧、聆听史诗时其实就是在想象中纵容我们脆弱的灵魂,以牺牲灵魂更高、更理性的部分为代价来强化这些激情。中国学者陈中梅指出:“人的心理状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形态的状况,影响人的生存质量和氛围。紊乱的心灵会导致肌体的失衡,破坏生活的正常秩序。所以,柏拉图认为,设法保持人的心理平衡,形成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建立良好的社区生活秩序的关键。社会贤达们有义务从关护人的肌体和心魂的健康入手,借助于教育和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形式的辅佐,为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增强人的公共意识和伦理观念努力奋斗。”[1]

   艺术能够影响并教化公众,柏拉图高度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但几乎当时所有形式的艺术,都不能带来好的伦理—政治效果,不足培养合格的公民,所以柏拉图提出了一套文化审查的理论。

   现有的作家作品既无真实内容又败坏公众灵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诗歌,主要指为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的荷马史诗和悲剧,提出了严厉指控。1,诗歌模仿表象,因而是不真实的。2、诗歌属于灵魂中最坏的部分。3、没有真实的外观诉诸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美国学者帕帕斯(Nickolas Pappas)详细总结了柏拉图反对诗歌的理由,列表如下:[2]

  

  

  

  

  

  

   不但荷马史诗和雅典悲剧既假且坏,柏拉图实际上还认为,几乎当时所有的文化形式,都不可能完成教育公民的重大使命:

   比如造型艺术: “我们要不要同样地监督其他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在建筑和其他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哪个艺人不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否则我们的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嘴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便铸成大错了。”“绘画以及一般的摹仿艺术,在进行自己工作时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是在和我们心灵里的那个远离理性的部分交往,不以健康与真理为目的地在向它学习。”[3]

   再如音乐:“假定一个人纵情乐曲,让各种曲调唱腔,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醍糊灌顶似地,把耳朵当作漏斗,注入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宛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如果有的话),像铁似的由粗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继续这样下去,象着了魔似的,不能适而可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激情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4]

   柏拉图对文艺的指控主要有两条理由。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指控是,它与真理相隔遥远。伦理—政治的指控是,它败坏公众灵魂。当代学者杰西卡·莫斯(Jessica  Moss)认为:“模仿性艺术模仿表象而非真实,因此是‘写实性的’,有说服力并引人注目,可以欺骗观众让他们认为艺术家便是所模仿之事的专家。模仿性诗歌模仿的是人世生活和人类德性的表象。但这些表象与真实迥异:多样而矛盾而不是稳定而统一,看上去好的人物事实上是恶的典型样本。观众为‘写实性’描述所诓骗:他们崇拜并将这些英雄们作为德性典范加以效仿,并把作者当做是一个知晓如何生活的专家。与其他模仿性艺术相比,诗歌的蛊惑力似乎更大而且更具危害性,因为它影响和满足心灵中非理性的部分,那个经历强烈而富于破坏性的愉悦的部分。诗歌通过满足心灵这一部分继而增强它;于是观众们的理性思考陷入瘫痪,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危害。”[5]在柏拉图看来,摹仿艺术鼓动、培养、加强灵魂中的最低贱的那一部分而败坏其中最佳的那一部分,它们所带来的快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们甚至可以威胁到那些通常是明是非、讲道理、准备服从法律的那些人心灵秩序,其后果就像城邦中让坏人当政主宰国务而把好人轰下台一样。所以,为了维护灵魂的“自然等级秩序”,培养合格的公民特别是城邦护卫者,柏拉图认为,我们有理由不让摹仿诗人进入一个具有完善法制的城邦。

   然而,有两点必须强调。其一,在柏拉图的思想中,艺术在认识论—形而上学方面的虚假性,与其在伦理—政治方面的危害性,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他始终否定摹仿艺术的认识论价值,但对其伦理价值却分别处理,即承认也有能够产生好影响的作品,但在认识论—形而上学方面,他始终对摹仿艺术持否定态度。正是陈中梅所说的:“柏拉图承认,摹仿艺术有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论及摹仿与现实的关系时,他却经常迫于立论的需要,把它们当作负面的‘陪衬’。”[6] 因此其二,柏拉图并没有把所有的诗人都赶出理想国,他反复区分了两种诗人、两种艺术:

  

   ……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摹仿一切,扮什么,像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与他的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摹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我们的战士。

  

   ……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候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7]

  

   城邦需要的是好艺术而不是坏艺术,当权者需要对艺术进行管制。由此,文化审查势在必行。后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提出了由谁、以什么标准来进行文艺审查的问题,其范围包括诗歌、音乐、舞蹈等。

  

   任何诗人不得创作违反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公共标准的作品,这些标准就是正确、高尚、优良,也不得在将其作品送交负责审查的官员和执法官审查,并得到批判之前就随意向他人表演。这些审查官实际上是我们在选举负责音乐的官员和教育总监时任命的。[8]

  

   柏拉图设想:当一位严肃的悲剧诗人要把他的诗篇带进理想国时,审查官会这样对他说:“尊敬的来访者,我们自己就是悲剧作家,我们知道如何创作最优秀的悲剧。事实上,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就建得相当戏剧化,是一种高尚完美生活的戏剧化,我们认为这是所有悲剧中最真实的一种。你们是诗人,而我们也是同样类型的人,是参加竞赛的艺术家和演员,这种戏剧只有通过一部真正的法典才能产生,或者说,这至少是我们的信念。所以你们一定不要指望我们会轻易地允许你们在我们的市场上表演,让你们演员的声音盖过把我们自己的声音,让你们在我们的男孩、妇女、所有公众面前发表公开激烈的演说。……呃,在城邦的执政官还没有决定你们的作品是否适宜公演之前,如果我们允许你们这么做,那么整个城邦也是疯子。”[9]

   柏拉图是哲学家,他当然不会认为任何官员都具有审查文艺的资格。但城邦中有少数人,他们比一般人更能从文艺中获得美感快乐,也具有好坏是非的判断力,因此具有文化审查的资质。他认为:“有关歌舞的法规应以下列方式决定。较早时代的音乐在古代诗歌中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古代的形体舞蹈也很有丰富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选择与我们正在建构的这个社会相适应的东西。应当任命一些不小于五十岁的人来进行选择,由他们决定哪些令人满意的古诗可以接受,而那些被认为有缺陷的或完全不适用的诗歌,有些可以完全排除,有些则可以按照诗歌和音乐专家们的建议作某些修改。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专家的诗歌才能,不过,除了少数情况外,我们不能相信他们的嗜好或喜爱,而要抱着立法者的目的使我们自己成都市解释者,制定舞蹈、歌曲、歌舞活动的整个规划,使之与我们的目的尽可能性吻合。[10]同样,

  

判断音乐的标准是它能提供的快乐,但音乐并非给任何人或每个观众都提供快乐。我们可以说,最优秀的音乐是那些能使最优秀的、恰当地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快乐的音乐,尤其是,它要能使善与教育方面都非常卓越的人感到快乐。我们说,对音乐作判断需要善,其原因在于判决者不仅需要智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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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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