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西方政治秩序演变的历史分析——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7 次 更新时间:2021-04-04 23: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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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北大) (进入专栏)  

  

   摘 要: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以政治观念的“唤启”功能为出发点,将观念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探索西方文明几千年的演变路径。全书以宏大的叙事方式,通过分析希腊化时期“精神的瓦解”、基督教兴起与西方政治秩序的构建、中世纪神圣帝国秩序,以及宗教改革以来现代性的兴起及其危机,提供了西方文明共同体形成、发展、内外变迁及衰落的全景分析。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的政治观念史著作,它是关于西方政治秩序演变的历史分析,是一位杰出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如何导致现代性以及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哲学诊断。

   关键词: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政治秩序;纪元意识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一度憧憬的“历史的终结”很快便化为泡影。取代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的不是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而是一个传统宗教文化、民族意识处处强劲复兴的局面。以民族、种族、宗教为基础的认同政治不仅冲击“历史终结”的憧憬,而且向现代性本身提出挑战。

   在这种新的语境下,思想界开始寻找可能帮助理解目前局势的理论资源。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理论家受到新的关注。近些年来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持续升温的沃格林热有这方面的因素。三十四卷本的《沃格林全集》面世,各种语言研究沃格林的专著与论文大量涌现。沃格林复兴成为政治哲学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相对于西方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沃格林的关注是最近几年的事。在学术界同仁的努力下,沃格林的代表作《新政治科学》、五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已迻译为中文。

   在沃格林的所有著作中,《政治观念史稿》具有独特的地位。严格来讲,它并非一部通常的思想史著作,实质是关于西方政治秩序演变的历史分析。这部著作为中国学术界理解西方政治秩序与政治观念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值得学术界重视。

   本文试图梳理《政治观念史稿》的主要内容与基本逻辑,展示沃格林对西方政治观念演进的独特见解,以期对学术界理解沃格林的著作、欣赏其理论洞见有所裨益。

  

   一、早期生平与著述

   为了理解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有必要简要勾勒沃格林的生平与著述,尤其是对其思想形成至关重要的早期生平和著述。

   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1901年1月3日出生于德国科隆。1910年,他随家迁居到奥地利维也纳,1919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学习,师从著名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1922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凯尔森是1920年奥地利宪法的起草者,他一直致力于维护奥地利宪法,维护议会民主政体。(1)沃格林的另一位导师是保守的国民经济学和哲学教师斯潘(Othmar Spann)。斯潘是一位极端反民主、反议会政治的学者,向往“真正的、有机的法团主义国家”(2)。斯潘与凯尔森的学术志趣与哲学立场大相径庭。从长远来看,斯潘对沃格林的影响显然更大。沃格林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比较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个人主义社会学与斯潘的普世主义社会学说。

   沃格林晚年在《自传体反思录》中回忆到维也纳大学对其思想与学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门课程。第一是斯潘的讨论课,斯潘激发并引导沃格林认真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思想家,这些知识构成他的学术基础。第二是凯尔森的讨论课,奠定了沃格林在法律理论及历史领域的扎实基础。第三是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经济学讨论课。在这个课上,沃格林结识了哈耶克等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3)

   关于沃格林思想的形成过程,不得不提及韦伯的影响。沃格林在《自传体反思录》中写道:“就我在科学方面的态度的形成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早年对韦伯作品的熟悉。他的《宗教社会学》和《经济与社会》在那些年间问世,而且当然被我们这些学生贪婪地阅读。”(4)沃格林对韦伯评价极高,称韦伯“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与充满激情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身上可以发现我们时代使命最强有力的表达符号”(5)。

   韦伯对沃格林的影响是深远的。根据沃格林自己的说法,韦伯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韦伯对“科学”的追求、对意识形态的拒绝以及韦伯宽泛的比较研究方法。沃格林多次提及,韦伯要求学者具备的德性之一就是“知性的诚实”,而意识形态则是知性不诚实的表现。意识形态会引导人按照固定的教条思维,罔顾事实,拒绝批评与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沃格林认定:“任何人只要是意识形态家,就绝不能是一名合格的社会科学家。”(6)

   除了科学态度之外,韦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影响了沃格林毕生的研究。沃格林曾写道,韦伯毋庸置疑地展示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科学者,一个人必须具备“比较文明的知识,就是不仅包括现代文明,而且包括中世纪和古代文明,不仅包括西方文明,而且包括近东和远东文明的知识” (7),他还必须对各个领域专门知识的最近发展有足够的了解。

   沃格林在思想形成早期曾有机会接触德国文化圈之外的思想文化。1924—1926年,他赴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进行研究。由于这两年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哲学、政治与文化的亲身体验,沃格林开始欣赏并接受英美文化的所谓“常识哲学”。这种“常识哲学”尽管在形而上学层面不及德国哲学那样精致和专业化,“然而从范围和存在的本质来讲”,这种哲学“优于我在我所成长的方法论环境中发现的任何东西”。(8)

   作为在美国两年研究及反思的结果,沃格林于1928年出版了《论美国精神的形式》。不过,这部反映其受美国思想影响的著作,在一些当代评论家看来却“更多地反映了德国思想家舍勒、狄尔泰等人的影响,而非杜威的影响”(9)。

   在美国研究两年之后,沃格林于1926—1927年在法国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在法国期间,他开始对法国文学与哲学发生兴趣。沃格林后来对博丹的政治思想与柏格森的哲学颇为推崇,与他在法国的经历不无关系。尤其是博丹对沃格林后来的政治理论具有首要的影响。沃格林认为,博丹是近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16世纪,由于教义争执,仅法国就爆发了八次宗教战争。博丹在政治动荡的时代写作,不仅注意到必须有一个主权权力来平息宗教教派之间的战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求主权者本身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以便能够超越所有的教派争议。(10)

   沃格林于1929年返回德国,在海德堡住了一个学期,师从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通过参加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课程,沃格林开始深入研读凯克郭尔德、海德格尔、胡塞尔以及柏格森等人的著作。(11)同年,他获得了维也纳大学国家学和社会学编外讲师的职务。

   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沃格林很快就面对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处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奥地利立即感觉到两个强权的巨大压力,国内右翼势力日益活跃,沃格林觉得有必要研究德国与奥地利的现实政治。他于1933年出版了《种族与国家》和《思想史中的种族观念》,这两部著作的宗旨是批判纳粹的种族理论违背生物学知识、古典哲学以及基督教神学关于人的科学。(12)沃格林认为,纳粹的种族观念将德国人转化为“斯堪的纳维亚观念”的拯救者,而将犹太人转化为“反观念”的魔鬼,是一种扭曲的“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13)

   1936年,沃格林升为维也纳大学国家学和社会学教授。同年,他发表了《权威主义国家:论奥地利国家的问题》。(14)该书的主旨是分析奥地利的政体与宪法。这部著作包含了他对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最详尽的批评,代表他无情地与凯尔森公开决裂。(15)

   沃格林在二战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政治的宗教》。他将纳粹视为邪恶的力量,并认定纳粹是西方近代世俗化进程的产物。《政治的宗教》的直接写作动机是剖析和批判纳粹的意识形态。按照桑多斯的说法:“他后来所有著作的核心基础在《政治的宗教》的论述中已经奠定。”(16)里拉甚至断言:“沃格林所有主要著作的精髓可在《政治的宗教》中发现。”(17)

   在《政治的宗教》中,沃格林勾勒出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从一开始便与宗教紧密联系。(18)原因在于,宗教赋予政治秩序神圣的光环,使其获得正当性。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近东文明中,国王被奉为神圣秩序的代表,神圣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也是所有文明的初始形式。

   基督教的兴起标志着第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出现。在基督教教义中,神的秩序和人的秩序分离,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区分对西方历史具有深刻的精神与政治意涵。一方面,由于这种分离,通往上帝之路不必经过国王的宫殿,上帝成为更具超越性,因而更具普遍性的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也开辟了人类不必通过上帝的直接指导而自我统治的可能性。

   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一些激进的启蒙运动人士企图将人彻底从上帝的庇护与指导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砍下上帝的头颅”,将上帝与人类秩序彻底分离。然而,尽管启蒙运动将上帝从世俗之城驱赶出去,它并不可能割断人类文明与生俱来的政治神圣化的惯常做法。恰恰相反,当上帝被驱赶出去时,人类便开始将自身的行为视为神圣。西方现代性在政治上的基本表现是政治权力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政治的特征体现为:“当上帝在世界上无处寻觅的时候,世界内容便会成为新的神秘;当超越的宗教象征被禁止的时候,新的象征又会从世俗的科学语言中发展起来并取而代之。”(19)

   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20世纪大众意识形态在本质上都是某种新的“政治宗教”。在新的政治宗教中,政治权力体系“与上帝的联系被切断了,代之以国家本身——它是这个集体人格的合法性源泉”(20)。当上帝被摒弃之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对“领袖”的崇拜。人民的精神可能在“领袖”身上得到完全的体现。(21)

   1938年3月12日,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沃格林也被免去大学教职。就在盖世太保打算没收他的护照之前,他仓皇逃离奥地利到瑞士,辗转到了美国。他先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助教,然后相继在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阿拉巴马大学(Alabama University)任教,最后于1942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siana State University)获得了政治学教职,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8年。

  

   二、何为政治观念?

   到达美国后不久,沃格林应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图书公司的邀请着手写作《政治观念史》(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该公司希望沃格林写一本类似威廉·邓宁《政治思想史》或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的著作,作为通用教科书。沃格林1939年2月与公司签订协议,承诺于1940年9月前完成一本200页左右的教科书。随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观念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1954年,这本书也从最早计划的200页至250页的教科书,发展为卷佚浩繁的政治观念史巨著。但除了个别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最后一卷于1975年以《从启蒙到革命》正式出版外,整套著作在沃格林生前并未出版,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才由诸弟子整理编辑,以八卷篇幅作为《沃格林全集》的一部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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