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把握传统需要建立文化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 次 更新时间:2021-03-31 1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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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中,有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议题频现。无论是人大代表建议设立“汉服日”,还是政协委员建议建立“成人节”、“拱手礼取代握手礼”,“两会”的议案提案折射出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十足关切。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近日出版了《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一书,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展示了一张整体性的“中国文化认知地图”。在这张地图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层累的思想结构,始终涌动在中国人的前进的脉搏中,是理解自己、认识世界的一把“基因钥匙”。

   “传统文化”到底是指什么,在如今是否还有生命力?现代化与西方文明是否在扰乱它的根基?面对如今的社会问题,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中找到解答?

   南风窗记者专访了许纪霖,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今天仍有持续影响的,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

   南风窗:你是中国思想史方向的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出版一本“传统文化”讲稿?你认为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许纪霖:我确实不是直接研究古代中国文化的,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但越是讲近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越会发现近代的中国不仅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也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传统内在于我们的血脉,如果传统文化没搞清楚,就没法理解近代,更没有办法理解当代。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叫传统文化,真正的传统文化,一定是在今天继续发生影响的。

   哲学、宗教、政治、社会,这些都是文化。但在这本书里,我选择了对今天继续发生影响的那些要素展示出来,并且试图用一个新的架构—我称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整体性地展示一张中国文化的认知地图。一个世界、一个人物,只有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才能够呈现意义。拥有这样一张地图,生活在如今中国大背景中的人们,才不会失去空间感,才能拥有一种文化自觉:越自觉,越能把握传统,而不是反被传统把握。

   我经常讲了解知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context—文本、语境。文本是内在脉络:一个知识点和另外一个知识点有联系,是文本之间的联系;语境是外在联系,是“知识点”所处的具体时间空间。所以我在书中讲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更有脉络的地图:在其中,能够看到儒家、墨家、法家的互补结构关系,也能看到时间空间变化下的发展。

   我想呈现出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双重context:既有文本的内在脉络,又有具体的时代关系。

   南风窗:在书中,你将传统文化概括为“没有用的,但是这个知识却是好的”,为什么?如今,我们该如何界定一种知识的有用与无用,好与不好?

   许纪霖:我在书中提到了一个王小波讲的故事。他第一次上高等数学课的时候,上来一位颤颤巍巍的老先生,老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我今天教你们的这门知识,是没有用的,但是,却是好的。”

   我当时读了这段,心头一震。我发现我从事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也是这样,知识未必是有用的,但却是好的。

   那么有用的知识是什么、好的知识又是什么?知识的区别在哪里呢?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人有两种理性,一种叫工具理性,还有一种叫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用来采集有用的知识,解决具体的问题。它像是个工具箱:锤子、榔头、扳子……干活儿的时候哪个好用用哪个。但这些工具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它们只是实用,很容易被替换掉—这是“有用的知识”。而价值理性的知识,就是“上价值”了—也就是意义在哪里。那么好的知识,简单地说就是能够“上价值”、取得意义的知识。

   了解历史、学习中国文化,很难说具体有什么用,但这种“没有用的知识”,就像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是有大用的。好的知识,赋予人意义。理解人文、哲学、宗教以后,对自己所处的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某件小事的理解,都“上价值”了,这是一个功能。好的知识不像目的明确的工具箱随需随取,它是一种储备,等待关键时刻被亮出来。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哈佛这几年最有名的一门课是关于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的。哈佛学生为什么要选这门课?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与西方文明同样伟大的东方文明,获得胸襟的开阔、更理解对方,拥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中西文明、古今文化之间不是对立的

   南风窗:西方文化的核心关注神与人,中国文化的核心关注天与人。从文化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似乎都首先关心自己与“神秘力量”的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类似的文化心理?

   许纪霖: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是不一样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我们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叫“祛魅”,除去魅力。魅力是什么?来自哪里?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叫超越世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人很难想象,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世界。

   但是古代人一定有。在西方,是“上帝的世界”;在中国,是“天道、天理”。越是往远古,人的理性能力就越弱,越容易产生无法把控自己命运的恐惧:飓风来了,把部落所有的帐篷都吹走;庄稼种得好好的,冰雹、洪涝来了一下子毁掉。越恐惧越崇拜,比如蒙古人的狼图腾,也是一个证明。

   从这种共同的“恐惧”“崇拜”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平常一讲到中西文化,更多的是讲区别,好像这两种文明只剩下差别。但事实上,中西文明之间的差距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为什么?西方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好,中国文明也好,都是轴心文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包括古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他说这些轴心文明,关怀是同样的,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伦理关系;一个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与超越世界的关系。轴心文明都有超越性,拥有对超越世界的认知,这也是高级文明与低级文明的区别。

   在西方,就是人与上帝,中国就是人与天。你看,他们关怀的问题是同样的,他们面对的处境也相同。这几个大文明几乎同时产生,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回答的答案有区别。

   事实上,答案的区别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关怀,那就有了可以对话的基础—如果你关心的事情我不关心,就是鸡同鸭讲,没法对话。我们说中国文明可以和西方文明对话,就是因为这共同的关怀。你看很多有自己事业的西方人,会非常希望了解、分析中国文化,看相同关怀里,是不是有不同的智慧?像东方的神秘主义和量子力学里的一些理论,也能找到某些“理论预设”的相通之处。

   所以,我们不要把西方和中国、古代和现代“划清界限”,好像中间有道鸿沟不可跨越,错了,中国和西方可以跨越,古和今也是可以跨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如果和今天的我完全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学它?

   南风窗:面对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你在书中提到了“去语境化”,抽象继承传统文化。但在重新阐释之后,除了名称相同以外,从前的根基还在吗?传统文化还算是它自己吗?

   许纪霖:我在书中提到的“抽象继承法”,是冯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的社会都认为儒家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糟粕。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概念可以脱离它的语境,把它抽象出来,加以新的解释,就依然可以继承下其核心的部分。

   这是有道理的。到了21世纪,我们把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等学说中的抽象的理论概念,剥离语境,提炼内核,重新解释,让它们“旧瓶装新酒”“老树发新芽”。

   这种更新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儒家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在书中也特别强调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历史性变化,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再到宋明理学,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把哲学的思考方式吸纳进来。

   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书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肯定是糟粕对吧?但如果加以新的解释,它就有新的意义,比如“国家必须是爱人民的,同时,人民要忠诚于国家,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这样是不是能够被接受了?就好像一艘船,零件换了,但依然是这条船,那是一个结构,一个精神气儿。

   所以,不要以为传统好像是固态的。传统是像流水一样不断在变化的,这也是传统的魅力。

   今天的社会问题可以在传统中找到解答

   南风窗:“孟母三迁”“孤儿寡母出人才”这样的传统文化故事,总会让人想到近来对于学区房、“鸡娃”的探讨和焦虑。对于后代成才的企盼与不计代价的付出,是一种文化传统吗?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总是生活在比较与压力之下?

   许纪霖: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解释,我这里举一个我的好朋友、知名人类学家阎云翔的解释。我们都知道,所谓近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有一个是追求“个体化”—个人主义,个人从家庭网络中脱离出来。

   阎云翔教授一直在做长期追踪调查,研究中国个体化的发展。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他发现农村的小孩确实越来越脱离家庭、故乡,到城市发展独立。但是,最近的10年,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个体化”的小孩又向家庭网络回归了。

   这不难想象:即使是名校毕业,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工作,买房子也买不起,需要父母拿出一辈子的积蓄帮忙付首付—能独立吗?独立不了。等到房子、孩子有了,谁来带小孩?又要依赖父母;差不多小孩读大学了,父母也老了,那个时候,小家庭又要回报父母了。阎云翔教授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竞争是家族和家族的竞争,没办法个体化。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和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命理解有关。不同于西方人“孩子是上帝的礼物,我把他培养长大,再还给上帝,让他独立”的想法,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每个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理解都放在血缘关系之上,以这个脉络来理解生命:父母辈没实现的愿望,儿子女儿可不可以实现?老一辈的遗憾,年轻人能不能补偿?

   所以中国的孩子属于家庭、血缘,承担了很多的期望,这种潜意识的文化很强烈:父母是奉献的、无私的,只要稍微有点良心,孩子就会有压力。这不能说好与不好,但它形成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只有放在这个文化背景里,才能理解它。

   南风窗:就像最近《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引发的集体感动一样。

   许纪霖:对。《你好,李焕英》这个电影一开始没人看好,但没想到现在如此大热。为什么?不能说仅仅是营销的好或者时机好,这背后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你好,李焕英》代表了很多年轻人内心的愧疚感。中国人再怎么现代,他依然是中国人,个人的完整性无法由个人完成,他依然要在家庭关系的血脉相连里来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

   南风窗:这样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和血缘。同时,也很注重“天下”,我们常能看到“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但在今天,更常被议论的词汇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怎么看这样一种改变?

   许纪霖:“以天下为己任”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天下?中国古人说的天下,是比国家要大的范围,关心的是“世界命运共同体”。在他们看来,中国和外部世界并不像今天一样是有区隔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天下,有共同的价值。

   所以除了只关心国家的法家,其他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教也好,他们的格局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是世界主义者。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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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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