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以史明道:清初的学术反思与学术史编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21-03-11 14: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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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录  

  

   内容提要:明清易代,经历了鼎革之变的清初学者,在反思历史兴亡的同时反思学术精神,出现了学术史编纂的热潮。这些学术史著述基本表现出三类明显的思想取向:一是尊程朱而贬陆王,强化门户意识,捍卫理学的道统正宗地位,以重振理学;二是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视野,贯通理学和经学,重新梳理理学源流,同时折衷朱陆,淡化理学宗派意识,以挽救理学颓势;三是冲破传统道统论范式,以学术宗旨为核心,博采兼收,共尊程朱陆王,试图挣脱学术一统的枷锁,建构新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清初学者对学术史的多元建构,以及在儒学框架内对学术源流的多元探索,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 键 词:清初/学术史/学术反思/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经学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清初学者开始从多个层面反思明亡教训、省察过往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学术是他们反复提及的话题。清初学者由批判总结历史而批判总结学术,由分析政治得失而辨析学术精神,学术之于政治的重要性成为他们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之下,他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旨趣,形成了学术史编纂的热潮。据统计,顺、康两朝编纂刊行的各种学术史著作就有32种之多①,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对这一学术现象,学界虽有探讨,且颇多精义②,但笔者认为,清初的学术史撰述,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新建构和阐释,价值取向和撰述旨趣极其复杂,涉及学脉源流、学术异同、学术门户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  尊程朱辟陆王与理学史的编写

   明清易代在思想领域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理学的合法性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之下必有反弹,为挽救理学发展的颓势,人们编纂了诸多理学史著述,试图以史立则,强化理学宗派意识,推尊程朱,贬抑陆王,捍卫道统,重振理学雄风。

   (一)严分体例,为理学明统定位

   清初学术史编纂,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特定的学术史编纂之“史法”,辨别正闰,区分内外,褒贬高下,把程朱、陆王两派思想对立起来,尊朱贬陆,强化理学宗派意识,为程朱学派明统定位,确立其思想与学术的“正宗”地位。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闽源流录》等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熊赐履著《学统》,核心任务就是“尊朱子,辟阳明”③。他解释《学统》之“统”云:“统者,即正宗之谓,亦尤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在熊赐履看来,学术“正宗”和“真谛”就是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天理”,《学统》之作就是要探究孔子以降两千余年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梳理学术正宗,寻找学术真谛,“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毋滥”,让学术“归于一是”④;“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统之不明;道统之不明,由于学术之不端。……《学统》一书,继正脉而扶大道,阐千圣之真谛,正万古之人心”⑤,其宗旨就是要阐明道统所归,“继正脉而扶大道”,排斥那些“乱吾学”“害吾道”的学术“异端”。

   首先,在编纂体例上作文章,通过体例编排来扬程朱、抑陆王,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学统》以传记的方式网罗古今学术人物,把自先秦至明代的“学脉”分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和异统五大类。“正统”以孔子开其端,收录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9人,原因就是孔子“为万世宗师”,其后8人“皆躬行心得,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统焉”;“翼统”收录闵子骞、冉雍、端木赐至明代薛碹、胡居仁、罗钦顺等23人,此乃“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是道统之功臣,故称翼统;“附统”收录冉伯牛、子路至明代邓元锡、顾宪成、高攀龙等178人,此乃“圣门群贤,历代诸儒”,“皆得与于斯文者也,名曰附统”;“杂统”收录荀子、杨雄、陆九渊、王阳明等7人,“必为之正其辜,使不得乱吾统焉,故揭之曰杂统,明不纯也”;“异统”则收录老、庄、杨(扬)、墨及释、道二氏,“曰异统,明不同也”。“杂统”和“异统”离经叛道,均为道统之乱臣贼子,“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阳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⑥。很显然,熊赐履将古今学者各归其类,以程朱理学为“正统”,以继承、弘扬程朱理学者为“翼统”和“附统”,以陆王心学为“杂统”,以儒家之外学术为“异统”,竭尽全力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李振裕云:“《学统》一书,断自邹鲁,迄于有明,厘为五类:曰‘正统’,犹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统’,犹小宗也;曰‘附统’,犹外姻也;曰‘杂’,曰‘异’,则非我族矣。”⑦很形象地把古代学术比作一个大家族,作为接续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这个家族的“大宗”或“正宗”,而陆王心学则直接被排除在儒学大家族之外,成为“非我族矣”的异类。

   其次,通过篇末“按语”的方式表达尊程朱的学术立场。熊赐履称赞二程:“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覆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称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⑧褒扬朱熹:“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私言也。……盖居敬穷理之言,实与尧舜精一、孔颜博约之旨,先后一揆。……夫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⑨斥责陆九渊:“引释乱儒,借儒文释,其笔锋舌锷,尤足以驾伪而灭真。……陆氏之学,诚足以祸万世之人心而未有艾。”⑩批评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而略无所忌”,导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为一大沦晦焉”(11)。

   《学统》通过特有的体例形式,区分古今学术流变,彰扬程朱,贬抑陆王,理学宗派意识极其浓厚。无独有偶,张夏的《洛闽源流录》也以类似的体例形式明示学术正闰,与《学统》异曲同工。该书按“正宗”“羽翼”“儒林”把明代学者分为“三品”,学术最醇正者为“正宗”,其次为“羽翼”,最后为“儒林”,褒贬之意寓于史书编排之中。张夏云:“私纂故明一代诸儒学行梗概,溯统程朱,故题曰《洛闽源流录》,盖为程朱后人作也。”(12)简言之,张夏辑《洛闽源流录》,核心目的就是要“溯统程朱”。

   围绕“溯统程朱”这一观念,《洛闽源流录》褒程朱、贬陆王,将程朱学者前置,或入正宗,或入羽翼,或入儒林;将王门学者后置,或入羽翼,或入儒林,无入正宗者。所谓“以洛闽为宗主而标儒宗以示准的,次时代以镜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闰,俾后学一览廓然”(13),充分体现出以程朱理学为宗主、以阳明之学为异端的为理学张目的思想。该书贯彻“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14)的原则,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不能被陆王异端之学淆乱和湮没,“大旨阐洛闽之绪,而力辟新会(陈献章)、余姚(王守仁)之说”(15)。张夏极力贬斥王阳明,将其排除在“正宗”“羽翼”之外,理由就是阳明之学“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过,语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贤,下开误后学,迄今祸尚未艾”(16)。要之,该书以正宗归程朱,以儒林归阳明,尊朱辟王的理学宗派意识十分鲜明。恰如黄声谐所言:“其书上稽洪、建,下迄启、祯,别派分门,不差毫发,将以扶王道,正人伦,翼圣真,解愚惑,用意良至诚。”(17)

   (二)专述道学,树立“道统正宗”

   专门选取理学中人,编纂成书,为“道统正宗”修史立传,是清初学术史编纂中凸显程朱理学的又一种形式。窦克勤《理学正宗》、张伯行《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魏裔介《圣学知统录》、耿介《中州道学编》等都是这类作品。

   窦克勤的《理学正宗》只收录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吕祖谦、蔡沈、黄斡、许衡、薛碹等15人,全是著名理学家。该书“止录正宗”,不录那些“儒行驳而不纯者”(18)。所谓“正宗”,即濂、洛、关、闽诸大师,“理学正宗,无逾于此者也”(19),“圣道尽在《六经》《四书》,而周、程、朱子之功亦尽在《六经》《四书》,此道统之正传,百世不易者也”(20)。至于陆王之学,“驳而不纯”,属于异端邪说,“举异端邪说为吾道害者,悉扫荡而廓清之”(21),自然不在收录之列。

   窦克勤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认为“后世溯道统正传必以宋儒为断,而宋儒称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为归。……所以直接薪传,而浅学曲儒不敢望其项背”(22)。周、程、朱子不仅接孔子之后“道统正传”,而且发扬道统,“拥讲席以圣道诏天下者,程朱两家而已”(23),地位至为崇高。因此,《理学正宗》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指出:“接孔孟之心传者濂洛关闽,而朱子集诸儒大成脉络于龟山、豫章、延平、勉斋,而以许、薛直接紫阳道统,正宗确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峰之羽翼圣经,东莱、南轩之丽泽讲贯,均为有功圣道。”(24)同时,该书“崇正以黜邪”(25),斥责阳明心学,“一部《正宗》,于宋元明诸儒品评悉当,斥金溪、姚江之非,使邪说不至害正,一归于廓清”(26)。尊朱抑王,是窦克勤撰著《理学正宗》的重要目的。

   与《理学正宗》相比,张伯行撰辑的《道统录》更是通过梳理自伏羲至程朱的学脉发展,建构了完整的道统谱系。《道统录》所收皆道统传承人物,分上卷、下卷、附录三部分,上卷载伏羲、神农、黄帝至子思、孟子15人,下卷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5人,附录载皋陶、稷、契至谢良佐、尹惇15人。“道统”经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来以后,意义逐渐凸显。尤其是宋明以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皆以接续孔孟道统自任,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儒家道统传承体系。但张伯行在《道统录》中构建的道统体系与韩愈等人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儒家道统只追溯到尧,而皋陶等人不在其列。张伯行却将道统追溯到伏羲、神农、黄帝,并且将陆王完全排斥在外。在张伯行看来,“道”既包含事功,又包含理论。伏羲、神农、黄帝及皋陶、稷、契等人属于君、相,“有行道之权”,“故继天立极,赞襄辅翊,而道以位而行”;而“孔子虽不得位,然集群圣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范围,后之言道者,必折衷焉”;孟子、颜回、子思等人穷理著书,“任明道之责”,“故穷理著书,授受丁宁,而道以言传”。张伯行对“道统”之“道”陈义甚高,“是道也,正纲维,立人极,端风化,开泰运,曲学杂霸不得假,百家邪说莫能乱,昭著流布于两间,真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者也”。(27)其备极推崇,前无古人。

   张伯行撰著的《道南源委》是对闽学传承的记载,收录二程、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宏、朱熹等近450人事迹;《伊洛渊源续录》收录罗从彦、李侗、朱熹、张载等252人事迹,比较完备地记载了程朱一脉的传承。从张伯行的系列学术史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奉濂洛关闽为正学,尤尊程朱一脉为正统,斥荀子、董仲舒和陆王为异端,甚至认为“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28)。

魏裔介撰写的《圣学知统录》亦专门为阐明圣学道统而作。该书收录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到周公、孔孟等古代圣贤19人,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宋代学者5人,许衡、薛碹等元明学者2人,共26人。该书“博征经史,各为纪传,复引诸儒之说附于各条之下,而衷以己说”(29)。和张伯行一样,魏裔介也把道统追溯至伏羲,“由尧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学之本子天;由孔子而后,终于许、薛,以明知学之不绝于人”,意在说明道统本于天而续于人。魏裔介认为,自秦、汉至明代,异端邪说盛行,致使圣学晦蚀、道统湮没,所谓“自孟轲氏既没,圣学晦蚀,火于秦,杂霸于汉,佛老于六朝,诗赋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继起,伊洛渊源,粲然可观。其后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鉴于这种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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