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1-03-10 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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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内容摘要: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指涉对象的跨学科交织中摸索前行,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国际与国内研究的通约问题一度触及国际关系本体争论的核心命题,但由于缺乏实践导向的理论反馈,并没有深入下去。而区域国别具有国际关系本体论上的“实践性”价值,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在实践意义上提供了国际关系研究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广阔空间,将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实践

   作者简介: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广州510275)。

  

   引言

   20世纪初叶,西方学者对人类社会战争和冲突、合作与实践的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发展了国家、安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为核心概念的国际关系知识群。二战结束之后,这种国际关系类知识的生产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学科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科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使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相继出现,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广泛参与其中,整体上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进而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学科地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入21世纪也逐渐进入低潮,阿查亚、巴里·布赞等在讨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性的同时,尝试建立一种全球性国际关系学。不过,普遍的学界共识是国际关系大理论的时代已经终结,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一种实践转向,“沃尔兹效应”的体系层次开始向区域、国家、次国家、个体等层次回落。2008年以来,世界秩序悄然转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转型。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都面临巨大挑战,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都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全球治理的区域化和本土化成为一种趋势,公共政策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具体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进入21世纪,在吸收西方成果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并取得了在国际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相关成果,具备了与国际关系学界主流学者对话的能力。不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学术议程的设置能力和具体问题的研究能力依然不足。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外部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凸显了这种不足。由“一带一路”倡议的反馈来看,国际问题研究能力的不足,集中体现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欠缺上。不过,“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落后,而要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观念上的深层次原因。”国内学者开始从区域国别研究入手,进行不同角度的反思。本文把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的学科议程,探讨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与实践转向问题。

  

   一、国际关系、国际问题与区域国别研究辨析

  

   “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是“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和“关系性”(relationalism)的实践领域,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别,甚或区域与国别的组合都是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域。从学科范畴看,国际关系作为一个专业领域,与其他学科是互相渗透和深度交叉的。虽然“学院派”建制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国际关系通常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狭义上通常被认为是与政治学高度相关联或作为政治学子学科的学科门类,广义上则是一个处于学术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从知识论上来看,包含了“国际关系”类知识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逻辑与方法、问题和对策等的不同维度,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国际关系就成了“国际问题”导向的研究。因此,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常也约定俗成地被美国学者叫做“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二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其中涵盖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二者相关度比较高,是相互交叉又各有覆盖的专业领域(如图1所示)。

  

   首先是理论导向的研究(通常叫国际政治研究),即在全球层次的以“国家”为元单位的国际系统的研究,通常所说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宏观研究多属此类,这种研究受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较大,解释了国际政治中本质的而非表象的、科学的而非经验的特征和规律,国际政治研究也由此脱离经验性描述和规范性阐释,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以至于后来关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基本都延续了假设、理论和实证的科学化议程。这种系统研究注重演绎分析和逻辑推理,简化经验与事实。因此,在学科意义上,区域国别并不具备认识论上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只是作为单元层次的案例而存在。沃尔兹之后,国际学界所有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说基本都是“沃尔兹效应”的延续,单元层次的讨论并不能挑战国际政治体系层次的基本假设,这种效应至今仍在继续,特别在假设验证式的主张量化方法和实证研究的学者群体中。由于国际政治理论家在体系层面的创造性贡献,国际关系研究得以在社会科学立足,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学科的前沿性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研究通常关注体系层面的宏大命题,以至于多数学者把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等而观之,与国际政治相关的知识生产包括国际问题的研究也都被触类旁通地称为国际关系研究,这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通常是混淆不清的。即使有学者提出要用世界政治、全球政治等新概念来更新或取代之,但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国际关系类知识的学科范畴,在不同概念和学说的竞争中,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根基反而清晰起来,这也可能意味着国际关系的大理论已经成熟。

   其次是“国际问题”导向的研究,通常也叫国际问题研究,涵盖超出一国边界的跨国性或全球性问题。此类研究在议题设置上有主观性,在研究议程上具有紧迫性,需要优先认识,以提供解决或治理的方案。就具体问题而言,主要包括族群政治、国际安全、国际组织、环境治理、核不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移民、国际难民等。由于国际问题的发生机制并非都基于国家单位,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等都可以成为主体。因此,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基于上述国际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如前所述的国际关系范畴的相关学科。由于生活世界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学术研究中由来已久的“方法论国家主义”,国际问题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难免互有交叉。从研究层次来看,国际问题研究有多个层次,主要是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全球层次是目前人类在地球上所能覆盖的最高层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IMF的运作;区域层次,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如欧洲一体化问题与东亚区域合作;国家层次,则是具体的国别问题研究,如德国研究或缅甸研究,国别研究通常有比较专业的语言技术门槛。在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别研究常常有优先次序,更注重大国和周边国家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一整套以区域国别来分门别类的学术建制。区域国别研究正是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组合,其具体范围指向清晰,并兼顾大小国家。具体的研究对语言技术要求不一而论,如人类学和考古学对语言技术要求比较高,若服务于公共政策,语言技术要求则相应降低。区域国别研究若服务于公共政策领域,也属于国际问题研究,若再考虑到比较方法在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中的使用,其研究范围超出一国界限,区域国别研究自然也属于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深化国际知识,对解决实际的国际问题提供第一手的资讯、经验以及解决方案。当然,区域国别研究也有自己的研究范畴,诸如东方学、日本学之类的文化、历史或社会研究,是否属于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这说明区域和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存在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竞争。

   上述国际关系研究的分类,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知识谱系的分类。“国际关系”知识具有公共性、国际性和实践性的天然特征,既是国际性、关系性知识不断累积和扩展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建制和学科体系下国际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研究,尽管所有的研究者都宣称追求客观,但研究通常会受到主观因素特别是价值判断的影响。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在“落地”的时候,会被不同的学科专业和学术建制分门别类地分割。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就差不多有近200个“国家化”的知识传播和生产系统,其结果是,“国际关系”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具有明显的本土价值介入的区域国别特征,具体到公共政策领域,则有明显的“国家化”倾向。这正是研究者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国际关系知识是普遍和客观的;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知识的来源、生产和服务又具有“区域国别”的特殊性。

  

   二、国际关系的研究单元:从“简约国家”到“区域国别”

  

   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作为自助的元单位为基本假设的,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国家并不是“沃尔兹效应”下的简约单位,而是一个需要被“深描”的实践的共同体。区域国别研究是从区域研究延展而来,可以通过传统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功能来还原“国家”的特殊性,区域、国别相互组合的研究反映的正是国家“在地化”的复杂性,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单元的充实和复原。从简约国家到区域国别,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单元层次从理论演绎到社会实践的回落,单元层次的本体价值介乎理论与实践之间,需要一种“卡赞斯坦式”的平衡,其中,理性国家、简约国家的假设是需要在单元层次重点拆解的。

首先是“理性国家”的假设。“理性国家”是一个基本假设,为国际秩序建构的理性探讨开启了广阔的空间,在英国学派理论家马丁·怀特和新自由主义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中都有详尽论述。然而,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不断挑战“理性国家”的历史。例如,关于冷战时期美越双方在中南半岛的战争,是国家的理性选择吗?关于越战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大都证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狂热是导致战争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但如果用被假定的“理性国家”来重新推演20世纪60年代中南半岛的局势,可能与历史和现实都会相去甚远。冷战结束以来,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的国别案例表明:国家内部政体、历史传统和文化宗教等是对外政策的重要掣肘,国家内部变量可以否定国家作为稳定变量的理论假设,大量的国别案例都可以“挑战”这种被假设的“理性国家”。如果国际关系大理论的元单位假设是争议不断的,或者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是可以证伪的,那么,这种理论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一种在认识论上对“理性国家”持批判、包容和开放态度的理论才有可能还原国家“本相”,真正理解国际关系。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都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国际关系理论亦是如此。因此,国际关系“理性国家”的基本假定需要通过具体的国别案例来验证,不能任由这种“暂时假设”来评估、研判或指导国际实践。正是“在地化”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国际关系的实践场域,可以暂时搁置形而上的演绎逻辑,在生活世界发现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价值。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沃尔兹、基欧汉和温特等理论家的贡献,而是说,人类社会天然的区域国别素材库里提供了大量可以实证的案例,是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和成长的沃土。国际实践需要理论来指导,而理论亦需要经历在实践中“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性发展,以更好地发挥理论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乃至它的文化都受到了这个国家及其所处地区的历史的深远影响。因此,那些完全脱离历史知识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往往不会是一个好的理论。”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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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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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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