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1-03-09 0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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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一

  

   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其崭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个月后即付再版,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这部书的内容仅限于先秦(古代),所以蔡元培先生在为此书做的序中,在列举了此书的四点特长后,就提出希望说:“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然而,此后人们并没有能看到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下)的问世。这是不是说,胡适以后未再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史呢?不是的。

   自1919年至1937年间。胡适多次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而且主要是讲中古哲学史和近世哲学史,其中又以讲中古哲学史的次数为多。同时,在这一期间内,胡适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他的中古哲学史研究有关的。如,胡适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说道:“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例如我对《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万多字(指1931年出版的《淮南王书》)。《淮南子》是道家哲学中的巅峰著作之一。”(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的自传》)又如,他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大批有关禅宗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也是他中古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现存的胡适部分日记和手稿等资料统计,他在北大曾先后五次讲授过中国中古哲学史:

   第一次,1919年。即在他讲完古代哲学史和出版《中国哲学史上纲》(卷上)以后紧接着就开始讲授的。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该年内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学;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第二册388-389页)。本次讲义今已不可得,只是第七章中的一部分,后来以《王充的论衡》为题发表在《现代学生》(四卷六八九期)上,又收入黄晖着《论衡校释》一书的附编四中。1962年,胡适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印本《淮南王书》所作的“序”(手稿)中也提到此事,说:“黄晖先生的《论衡校释》附录的一篇《王充》是我在民国八年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的一部分,不是我在十九年写的《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一部分”(见台湾胡适纪念馆印行《中古思想史长编(手稿本)》)。

   第二次,1921年。在该年日记中,9月14日下记着:“上课。中国哲学史讲汉代的新儒教运动”。以后,9月15日:“讲新儒教与王充”;9月21日:“讲魏晋的时代”;9月22日:“讲魏晋的哲学”;9月23日只记了“上课。中哲史”,未记讲课内容;9月28日:“讲佛教第一时期”;9月29日:“讲佛教第一时期至第二时期”;9月30日:“讲第二时期,‘分经时代’”;10月5日:“讲佛教第二时期”;10月6日:“讲第三时期完”。这次讲课是补课,时间仅一个月,所以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补课事至此完毕。此一个月的补课,我虽尽心力做去,但终是一种敷衍,心里终过不去。”(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册)

   第三次,1922年。是年3月2日的日记下记:“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部甲,两汉魏晋。篇一,道家的成立;篇二,新儒教的成立;篇三,自然主义的发展。部乙,六朝唐(印度化的时期)。篇一,输入时期;篇二,分宗时期;篇三,革命时期。”而这次的正式开讲,大约是从3月29日始,该日下记:“上课,讲新儒教。新儒教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郊祀志》可代表他的背景,《五行志》可代表他的神学,董仲舒可代表他的哲学。”以后,4月19日:“讲今文家的新儒教”;4月21日:“讲古文家的新儒教”;4月22日讲今文家的新儒教与古文家的新儒教的区别,大旨有一要点:前者重在灾异,后者重在符谶;4月26日:“用《周礼》来讲古文家的新儒教”;4月28日:“讲王莽的社会主义的政策”;5月3日:“讲王充”;5月5日:“讲王充”;5月6日:“讲王充完”;5月12日:“讲魏晋的思想:(1)自然主义的宇宙观,(2)个人主义的人生观,(3)虚无主义的政治观,(4)出世主义(神仙修炼等)”;6月2日:“讲佛教略史”;6月9日:“讲小乘各宗”;6月17日:“讲大乘的堕落方面”;6月23日:“讲禅宗,作一结束”。在此期间。胡适还做过一篇题为《新儒教的成立》文章,全文虽未写完,但在5月8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该文的分段标题,亦可借此了解其主旨。记曰:“此文分段如下:(1)释‘新儒教’;(2)古宗教与墨教;(3)各地的‘民族的宗教’;(4)政治的背景;(5)董仲舒––––今文家的新儒教;(6)刘向与他的同时人;(7)刘歆与王莽–––––古文家的新儒教。”(同上,下册)

   第四次,1931-1932年。在北大讲“中古思想史”,编写了讲课提要,题名《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并有北大的排印本。1969年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了这部讲课提要的手稿影印本,书前有胡适于1942年6月24日写的按语:“这是我在民国廿年(1931)至到廿一年(1932)在北大的讲义提要。初稿用‘提要’体,文字太简单。后来我放手写下去,故改用‘中古思想小史’的题名。原拟写十四章,只写成了十二章,应补最后两章。(全稿印成的部分约有两万八千字)。适之卅一年,六月廿四夜。”这十四章的题目如下:一,中古时代;二,齐学;三,统一帝国之下的宗教;四,道家;五,儒教;六,王充;七,中古第一期的终局;八,佛教;九,佛教的输入时期;十,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十一,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十二,禅学的最后期;十三,道教小史;十四,中古第二期的终局。

   第五次,1937年.是年日记记得甚简略,从3月起在北京上课,但大都没有记讲课内容。3月9日记有:“上课”,并说:“读《春秋繁露》及《尚书大传》。……因此得一暗示:我的‘齐学’一章应放大长写,应鲜述阴阳家的学说,以《吕览》、《淮南》、伏生、董生的阴阳学说为内容。”观此,似与讲“中古思想史”有关。直至4月6日日记上才记着:“上课,讲唐代思想史的背景”;其后又于6月15日下记着:“最后一次上课,讲唐代之中国哲学思想,辨韩愈、李翱为两条不同的道路。退之平实,而习之玄妙;退之主张‘正心诚意,将以有为’,而习之要‘寂然不动,弗思弗虑’;退之向外,以恢复一个‘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为主旨,而习之要昌明‘性命之道’,结果还是掉在印度网里,爬不出来。《原道》与《复性书》是两部开路的书,以后李德裕、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走的都是《原道》的路,理学走的是《复性书》的路。”胡适的这一大段对韩愈、李翱的分析和议论,是相当有见地的,至今也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此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从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间,胡适学术研究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中古思想史方面。他在为1962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淮南王书》所写的“序”中对这一时期的工作做了回顾,说:“我在民国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间,妄想我一个人去做几十篇《中古思想史》里的专题研究”。又说:“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美国、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其中有二十一万字的《白话文学史》卷上;有十几万字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包括我校印的《神会和尚遗集》(敦煌出来的四个残写本)和我用新材料特写的两万五千字的《荷泽大师神会传》。《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写出的约莫有十七八万字。……我每次写成一章,他们就用蜡纸复写了付油印。油印本是送给朋友们看,请他们批评指教的。写成油印的《中古思想史长编》共有七章,十四万字。其子目如下:第一章,齐学;第二章,杂家;第三章,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第四章,道家;第五章,淮南王书;第六章,统一帝国的宗教;第七章,儒家的有为主义。第八章是董仲舒,我改写了几次,始终不能满意,后来就搁下了。”这部书稿中的一部分曾经发表过,如第二章的杂家,在删去了其中泛论杂家的部分后,以《读吕氏春秋》为题,收入了《文存三集》。又,《文存三集》中的《陆贾新语考》是本稿第三章的一部分,《文存四集》中的《司马迁替商人辩护》是本稿第七章的一部分。而第五章《淮南王书》则于1931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过单行本。1971年台湾胡适纪念馆以《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为书名,出版了本稿七章的全部手稿影印本,为研究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按,胡适在他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说:“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中国思想史’。”(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的自传》这一改称大概也首见于这部《中古思想史长编》)

   总上所述,目前研究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比较集中的原始资料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两种手稿影印本,以及1975年在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的,由日本著名禅学学者柳田圣山先生编集的《胡适禅学案》一书等(这部书汇集了胡适一生中有关禅宗史研究的主要中英文文章和书信手稿等)。而可供参考的背景资料则有:《胡适的日记》、《胡适的自传》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

  

   二

  

   对于中古史的分期,胡适在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第一讲中说:“暂定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纪元前二二〇––––纪年一〇二〇),为中国的中古时代。”其间,他又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两汉魏晋时期和六朝隋唐时期。有时,他也把中古时期的开始定在三国时期。如他在口述自传中说道:“在两汉四百年的大一统之后,到公元二百多年的时候,便出现了一个合久必分的局面。中国的中古期便从这个分裂开始。”不过,在谈到思想史的具体发展时,他又说道:“传统的儒教在汉代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样说来,我的‘中古期’或者尚须稍为移前数百年,把两汉也包括进去)”(同前)。这样也就又回到了他在《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所规定的分期了。胡适是按西方历史的分期方法来套中国历史的,对此,我们和许多学者一样并不同意。但本文不拟专门讨论如何分期的问题,这里,我们是把胡适所界定的“中古思想史”,作为自秦汉至唐五代的断代思想史来加以考察的。

   胡适认为,中古时期思想的特色有三点:一是“思想的宗教化”。对此,他列出了“甲,黄老之学;乙,汉及以后的儒教;丙,道教;丁,佛教”等为例。二是“人生观的印度化”。他认为,这一时期的人生观“由贵生重己变到佛教徒的焚臂遗身;由忠孝变到‘出家’、‘出世’;由朴实的‘皆务为治’变到冥想静观”。三是“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的暗斗”。其中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印度思想的胜利;二,中国思想的反抗;三,中国思想从中古佛教下逐渐抬起头来,但带着极大的伤痕”(见《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第一讲)。

在这三大特色中,“思想的宗教化”这一点是最值得注意的。特别是胡适对汉代儒家思想的宗教化趋向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下面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述评。所谓“人生观的印度化”这一点,胡适似乎有些过分夸大。事实上,这一时期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互相时有消长,但基本上是并存的局面。因此,只能说这一期间的人生观中加入了印度佛教的思想成分,而不可说由什么什么“变到”什么什么。至于第三点特色,是与他所讲的第二点特色密切相关的。其中所谓“印度思想的胜利”的提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那是因为它能与中国思想相融合的缘故,是经过了中国思想的某种改造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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