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中: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 次 更新时间:2021-03-05 18:05:51

进入专题: 新冠疫情   国际形势   中日关系   地缘政治   合作共赢  

吴怀中  

  

  

摘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对国际政治形势造成重要冲击,并进而对中日关系产生复杂影响。疫情对世界格局及全球化具有正负作用,使全球霸权国即美国遭到较大负面冲击,激发大国关系复杂化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总体上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疫情下,中日关系获得短期利好因素:首先,共同"抗疫"与应急合作曾部分改善中日相互认知与国民感情;其次,促进中日加强合作,以重振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再次,中日对国际形势的某些共识与相互理解增多。但同时,此次疫情给中日之间各层级交流带来干扰,严重打乱两国关系回暖升温节奏,并且疫情下的日本战略异动带动中日关系摩擦显现、"变调"受挫:首先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调整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影响;其次是日本安全防卫政策更新有碍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构建。鉴此,中日应通过抗疫合作契机,改善相互认知,推动全球治理与区域协作,深化经济融合,坚守共识,守正前行,续写中日新时代关系篇章。

   关键词:新冠疫情; 国际形势; 中日关系; 地缘政治; 合作共赢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是近年来全球遭遇最大的一场“黑天鹅”事件,进一步催化全球与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生变。疫情冲击的强弱宽窄决定各国政策选择的余地和走向,其正负面效应与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日本本土情况不明,各种影响及“后新冠”时代尚待审慎观察。具体到中日关系,疫情的影响并非单纯的利弊好坏之辨,而是多元复杂和综合生发的,但很明显的是,迄今的形势已意味着中日关系的宏观环境正产生若干变数。中短期内,助力中日关系既有改善势头的企稳及利好因素相对居多,包括促进两国的“命运共同体”认知深化、经济合作“刚需”走强、区域合作与国际多边协调之责趋重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同时也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疫情下围绕日本对外战略投机摇摆、日企日资布局配置转换、相关生产链与供应链重构、规则博弈与科技设限、地缘政治斗争发酵等的不利因素。值此形势,中日应通过共同抗疫的契机,加强对话沟通,扩大共识与积极面,在包括相互认知、全球治理、区域融合、经济振兴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与政策协调,避害趋益,转危为机,继续推动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关系构建。

  

一、疫情下的国际政治形势与中日关系

   此次疫情发生在两个大的变化背景下,即国际关系百年大变局以及美国“特朗普冲击”的系统性影响。历史表明,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往往发生在重大危机、灾难或冲突之后,它们对现有秩序产生了催化和破坏作用,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对未来的不同思考方式。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历史标志[1]。由于病毒攻击的无差别和跨国性,疫情很大程度上对国际关系的演变施加了催化剂作用,其中既有促进交流和加强合作的积极因素与正面效应,也有加剧大国权力博弈与地缘战略竞争的消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尤其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美国“甩锅”“退群”、中美矛盾加速激化、地缘政治分裂加剧,使得国际合作并非易事,全球治理受限失效。当前的现实表明,所有这些宏观因素都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1。

   (一)疫情对全球化以及世界格局正产生重大影响

   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存在正向与负向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阻止、妨碍物质实体层面的全球化,包括停摆人员跨国往来,阻隔产业链与供应链等。日、美、欧洲部分发达国家注意到在关键医疗用品及其它生产部件方面明显“依赖”中国的现状,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框架下,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而这一度被认为是可靠和可替代的,但这一假设遭到了危机的沉重打击。世界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地为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脱钩作准备,为疫情后的未来做准备,可以想见,在全球贸易恢复正常时,供应及采购的地域多元化将飙升至新的高度。从现在起,作为一个政策问题,各国需要“保护”和“回迁”的企业名单可能扩大,投资审查将在世界各地收紧,国家安全的定义可能会扩大[2]。这一趋势导致各国的可能政策表现,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流行与泛起:支持国内生产,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缩短供应链,以避免跨国生产。另一种则是指向更特定的“脱钩”即大幅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把中国(部分地)排除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疫情危机发生之际,民粹主义情绪高涨,重新体验19世纪末那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超级大国竞争的前景并非虚妄,疫情也确实正加速中国和美西方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的脱钩进程。

   当然,另一种力量及其积极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即主要是在促进思想意识层面的全球化。虽然目前各国矛盾很多,但疫情过后,基于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全球治理及多边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合作方面的共识可能提升或加强。同时,疫情导致各国地缘政治经济意识上升,更看好并依赖区域化,强调地区主义。全球化或将因此呈现一种新的态势——以区域化应对全球化及全球新形势,这对东亚区域合作及中日合作总体上具有促进因素。比如,在美国的承诺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面对疫情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亚洲领导人将不得不继续寻求相互协作的新形式。

   同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方面,“西降”态势将较前明显。欧洲、北美、东亚,是全球3个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区域及国家集群所在,在应对和控制疫情方面,美欧世界在治理能力、公共信誉、集体协作诸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伤,疫情对世界最富裕国家集群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对照而言,东亚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比西方做的好得多,中日韩在主要经济体中则有相对更好的表现。疫情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动能转换,将促使各国综合国力消长及战略格局重塑,“新旧交替”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趋势也不可避免对日本国家战略定位、区域合作政策产生微妙影响。

   (二)全球霸权国即美国受到较大负面冲击

   由于政策失当导致疫情失控、社会分裂加剧,美国国内治理体制的缺陷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国际地位、可信度乃至全球领导力下降幅度明显。对全球共同应对疫情,美国缺乏道义、不负责任,导致国际多边合作困难重重,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愿向盟友和伙伴伸出援助之手。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美国本来手握好牌——利用强大国力及先进医疗科技,发挥领导力,联合或领头全球抗疫,然而,特朗普政府固守“美国优先”,并未提供援助或发挥领导力,反而到处甩锅推责、“截胡”,直至与加拿大、欧盟或韩国等盟友伙伴发生龃龉矛盾。

   这场危机让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持久性产生了新的疑问。面对疫情,美国对权力的粗暴使用影响了其他所有国家及个人。从世界卫生组织(WHO)“退群”表明,现任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及发挥领导作用极其缺乏兴趣。美国的东亚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就此表示:“除了暴露出美国领导意愿的减弱外,对大流行病的应对也暴露出一个新的现实——美国的无能。这可能对华盛顿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造成更具破坏性的影响。”[3]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后可能出现类似领导人的情况,使得美国的盟友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一个可预测、奉行重视盟友及多边主义协商的美国政府,今后能否出现以及持续多久,疫情下已变得难以预测。如果疫情危机持续更久,形势变得更严重,美国经济将遭受更大的损害,这就可能需要削减国防开支和海外援助。这些情况正对日本外交的决策评估,特别是对美国领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判断产生影响。认识到这些可能性后,日本正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多的对冲和平衡行为,并悄然加快步伐向更大的“强军经武”和“国防自立”过渡。

   (三)激发大国关系复杂化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如果说危机和战争往往是打造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关键,那么此次疫情也不例外,它可能会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疫情是否造成基辛格所云“永远改变世界秩序”[4],尚待进一步观察,但围绕国家发展模式与治理体制、核心竞争力、高科技能力以及秩序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博弈,将更加突出。尤其是,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对成功“抗疫”并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中国更加忌惮并更感焦虑,将斗争矛头猛烈对准中国,这加剧了两国之间已经加深的战略不信任,并破坏了双方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特朗普政府试图加大力度攻击中国,全方位打压中国崛起,并由此转移国内对其在处理疫情时失误的批评。除了单独发力,美国意欲动员盟国联合对华施压,例如试图举办排斥中国的“G11”会议、纠集“五眼联盟”打压华为、力挺英联邦国家干预港台事务等。美国可谓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其反华情绪正在增长,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态势。在2020年3月召开的七国集团(G7)危机讨论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坚持要将COVID-19命名为针对中国的污名。当其他成员国拒绝称其为“武汉病毒”时,美国反过来又拒绝签署一份联合声明。美国学者自己对此都承认:“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不听我的,就走人’外交的例子。”[3]特朗普总统的这种美国外交例外主义,让美国的盟友也感到震惊。为此,美国的欧亚盟友一直在努力调整政策,实现微妙平衡,既承认与中国关系存在矛盾与分歧,又避免采取美国那种可能导致高昂代价的鲁莽强硬立场。日本、欧盟等拒绝在对华贸易战中与美国“联合一致”、对华态度摇摆不定的做法,都体现了实现这一平衡的意图及其难度。

   这一事态,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可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感到很难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但在一些日本政治精英看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虽然存在种种弊端,却似乎比奥巴马的做法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对于日本保守执政势力来说,最大的外交噩梦是美中共治(G2)及联手主导亚太2。在这种思维背景下,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日本不少政客和官员即便不是毫无保留但也宁愿赞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强力施压更有希望使中国的行为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总体上也有利于日本,同时这也意味着中美短期内无法和解,即美国不大可能实施绕过日本的对华政策[5]。

  

二、疫情下中日关系获得短期利好因素

   疫情带动的全球形势变化,意味着中日关系的宏观前提和战略环境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到,抗击疫情及非传统安全合作、保民生及稳经济的需要,短期内对中日关系带来正面利好及促进因素,使得两国关系至少在2020年春季之前达到2017年加速改善以来的一个小高潮。在疫情最初的流行中,东亚曾一度看到一个新的合作秩序和中日关系更上一层希望的到来。

   (一)“抗疫”合作曾部分改善中日相互认知与国民感情

   在疫情跨境影响和共同抗疫目标驱动下,中日间的矛盾分歧被暂时搁置,而“命运共同体”的相互认知因此得到增强。以疫情为契机,中日民间及舆情曾有良好互动,国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2019年,中日政府同意加快合作,开创“新时代”关系。这一共识在2020年两国最初共同抗击疫情的积极行动中得到了体现,双方曾坚持在全球疫情期间通过寻求合作而不是冲突来发展双边关系“新时代”的承诺。

日本尽管最初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但在疫情暴发后对中国采取的措施似乎更像是一种例外,例如没有立即关闭其边境。日本一直在是否全面禁止中国游客入境方面颇有顾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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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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