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知识分子为什么批判文化产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32:00

进入专题: 文化产业   知识分子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自苏格拉底塑造的“牛虻”形象之后,知识分子与其生存环境特别是其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疏离和对抗贯穿着西方文化史。文化产业批判的动力来自传统与现实,存在着滋长与鼓舞批判理论的许多动力和理由,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等。以西方的经验看,知识分子对文化产业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对古典理想的依恋、对文明衰落的恐惧、对文化产品过剩的反思。

  

  

   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包括两个线索和两种类型。一种是学术研究,即从社会科学的各个角度对文化产业所作的若干行探讨和评论。另一种是批判理论,多属哲学、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范畴,其起源可以追溯至18世纪。比较而言,批判是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主旋律,事实上也只有“批判理论”较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因此,研究文化产业或文化产业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文化产业理论为什么多取批判的视角,它的理据和动力是什么?

  

   1、对古典理想的深情依恋

  

   文化领域最需要创新,文化领域也是最保守的领域。历史上,几乎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文化风格都遭受过传统理念和标准的排挤和压迫。面对以文化产业为标志的新的文化转型,一些论者既因其与传统文化形式的巨大差异而错愕、而无法从容理解,也因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只有在经历了严格的批判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正当性。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现代西方创造了一个有着无数辉煌杰作的伟大传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高峰。它不会、也不应当随着经济技术与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成为过去,它所代表的意义、价值、风格和技巧不会、也不应当因文化产业的兴起而立即消失。传统不但是古典的,也是规范的,它依然在有效地塑造着当代文化和人性,文化转型是一个远比经济社会转型更为曲折、更为漫长的历程。因此,面对工业文明、社会民主、技术进步的强大压力,以古典传统对抗新的文化形式,是一个合理的惯性选择。在民主革命波澜壮阔的1848年,毕生醉心于古典文化德国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仿佛从你的眼神里觉察到一种无声的责备,因为当波兰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对世界进行最后审判的通知已经送到门口,而我却轻松地醉心于南欧艺术考古这种堕落和行当。我的老天,对于历史,谁也无能为力。在铺天盖地的野蛮主义(目前我的眼睛看不见还别的什么)奔腾而来的时候,我只想贪婪地多看几眼过去的‘贵族’文化,等到革命的浪潮过去后,文化必然再建时,我能在其中略尽绵薄……我们都会死去,但我希望死个明白,是为欧洲悠久的文化而死……”[1]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布克哈特又在信中说:

  

   欧洲大陆两个最讲精神文明的民族,正在致力于摧残他们的文化。1870年前人们感兴趣、为之倾心的东西,到了1871年人们的手里,却可以对之无动于衷……最令人不堪的还不是目前这场战争,而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战争连绵的时代。我们的思想将不得不适应这个时代。唉!多少受过文化教养的人将不得不把他们心爱的文化成果作为精神奢侈品而予以抛弃!新时代的人们和我们是多么不同!……任何能够延续的东西,总要其中蕴含有一点永恒的价值。如果想创造任何能够持久的东西,只有靠真正诗歌般的巨大力量。对我这个历史老师来说,有一个真正奇怪的现象在日前明显:过去的历史事件被看作仅仅是个“事件”而撇在一边了。我想,从现在起,在大学的讲课中,将只讲文化史……[2]

  

   差不多同时,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英国哲学家穆勒(James Mill)、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瑞典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等都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文化的现代命运忧心忡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言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单调、同质且未能区分特性的集合体而组成的社会,“民主激情”可能造成“民主专制”:民主的理念,转化为社会上,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转化到文化上,就是平庸。这就是司汤达说的:“在19世纪,民主制度是不可避免地要把平庸的、理智的、目光短浅和索然无味的人物(就文学意义而言)的统治带到文学领域中来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作者无论如何不愿生活在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下,理由是:他宁愿向内政部长献媚,也不愿讨好马路转角上那位香料杂货商。”[3]

   在19世纪文化精英的目光中,“杂货商”就是“大众”的代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北海时,黑尔戈兰岛的一位渔夫笑着对正在此处休养的诗人海涅说:“穷人胜利了!”海涅是穷人在政治上的朋友,他当然为此高兴。但法国的现状却是马克思说的:“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陪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即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4]正如历史上多次革命一样,“七月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穷人,以穷人的名义发起的革命建立的恰恰是“发财致富者”的政权。对此,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均作过出色的描绘。海涅固然欢呼“七月革命”对苟延残喘的“波旁王朝”等级秩序的破坏,但对此时开始主导法国社会的资产者也极端厌恶。在盛行“你们发财吧”的巴黎,资产阶级英雄时期的战士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吞没,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把小店主的思想带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摧残文化。海涅诗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资产者市侩与狭隘的讽刺,但当1848年“三月革命”来临,他更担心又要“胜利”的穷人可能对文化造成的更大伤害。这年5月,正陷于“褥垫墓穴”的海涅艰难地来到罗浮宫:“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出门,告别我在幸福的岁月所崇拜的偶像。”[5]他动人地虚构了底层平民和无产者掌权后的恐惧情景:

  

   他们将用他们粗暴的拳头摧毁我亲爱的艺术世界中的所有大理石雕像,他们打碎诗人所钟爱、妙不可言的浮想联翩式的奇思妙想;他们将锄掉我的月桂树丛林而代之种上土豆;既不织布又不劳动的百合花却穿戴得像所罗门国王那样华贵,倘若它仍不思抓起纺锤一类东西干活,将被连根从社会的土地上拔起;玫瑰花——无所事事的夜莺的新娘不会有更好的命运;至于夜莺,这种与事无补的歌手将被赶走,呜呼!我的《诗歌集》将被小贩用来做成纸袋,为将来的老妪装进咖啡或鼻烟——呜呼!这一切我都事先料想到了。每当我想想共产主义将威胁我的诗歌、想起旧世界秩序的衰亡没落之时,这种难以言喻的忧伤就向我袭来。[6]

   如果只是基于诗和美的要求而反对暴力革命和平民文化,那事情还比较简单。然而,海涅不但承认共产主义者“是法国运动唯一值得尊重的党派”,而且无法摆脱共产主义者那难以抗拒的逻辑魔力:只要无法反驳“凡人均有吃饭的权利”这一大前提,那么就要服从由此推出的所有的结论。吃饱肚子比写诗读诗重要,既然很多人需要摆脱贫困和暴政,诗和美就排不上革命的日程,小贩们就有权利把《诗歌集》当包装纸。“肚子的逻辑”坚强有力,但其后果也相当恐怖:穷人们会把“肚子”的优先性当作唯一性,以平等的名义反对一切直接需要之外的文化创造。在空想共产主义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在设计思想社会时没有给艺术家留下任何位置,一些革命者更是平均主义地而否定智力和精神的差异,认为自己不会写作是一种特别的美德,用品格代替才智,把诗与美划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一国。这些人的口头禅是“他是一位贵族,是一个形式的人,是艺术的朋友,人民的仇敌。”海涅理所当然把这些人统称为“阴暗的破坏图像者”。他相信在否定诗和美这一点上,粗野、拙劣而蠢笨的穷人和狭隘、功利的资产者并无不同。“缪斯女神们得到严厉的训令,从今以后,再也不许疏懒而轻佻地游荡,却应该为祖国效劳,也许做一名贩卖自由的随军女商贩,或者做一个洗濯基督教日耳曼民族国民性的浣洗妇。”[7]富人和穷人都不需要诗,诗人陷入绝望。1848年前后,海涅一直在沉思:“现在往哪里去?”东望故园,专制野蛮;英伦三岛,煤烟呛人;广袤的俄罗斯,无异是冬日的皮鞭;

   有时也动过念头,

   向着美国扬起船帆,

   向那庞大的自由棚圈,

   里面住满平等的俗汉——

  

   这样一个国家使我恐怖,

   那里的人嘴里嚼烟叶,

   他们打九柱没有王柱,

   他们吐痰没有痰壶。[8]

  

   海涅没有去过美国,但其所论却代表了欧洲人的观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考察美国时,既感受到民主所带来的希望,也充满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指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个人的权力其实不是在增大而是在缩小,而国家的权力则在平等的名义下持续扩大,因此民主社会有可能堕入由匿名的大众所操纵的“多数的暴政”——多数人的动议、主张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比如在大众生活中,报纸是重要的。“当人们之间不再有巩固的和永久的联系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叫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与其他一切人的力量自愿联合起来,否则是没有办法使许多人携手行动的。只要利用报纸,才能经常地和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只有报纸,才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9]民主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个人主义,它使人们忙于私事而拒绝参与社会生活,把公益事业都推给国家,导致权力集中,因此民主制也可能走上集权、专制的道路。报纸是联合个体共同参与社会行动的必不可少的媒介:“民主国家,往往是大多数人希望联合和需要联合,但是办不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不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个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10]但是,另一方面,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得看报读杂志。一种报刊,只有反映某些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才能存在下去。报刊是其长期读者的代言人。问题是:“身份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是薄弱,人们就越容易随大流,越难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报纸是以全体读者的名义向每一位读者发言,而且读者个人的能力越弱,报刊越容易吸引读者。”[11]因此,报纸也具有支配个体的功能,它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民主通向专制的危险。

   一个世纪之后,文化产业首先在“住满平等的俗汉”的美国兴起,海涅当年的厌恶、托克维尔当年的观察也都成为文化产业批判的早期源头,并被后继者建构了一种批判范式。并非偶然地,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提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个类似海涅当年的观点:他们“嘲笑把柏拉图和黑格尔、雪莱和波德莱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扔进杂货铺的想法”。[12]

其实,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人类整体,包括个体的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在某一时刻真正降临。从现代初期开始,西方社会总是变动、转型的过程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单世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产业   知识分子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3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