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以深化中日合作增加世界形势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4 13: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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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一、疫情冲击下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形势不是孤立、割裂的,是处在疫情前形势发展延长线上的。疫情的冲击使之变形,或是持续、强化、加速,或是中断、减缓甚至逆转。总的来看,受疫情影响,“百年大变局”进程加快,大国力量对比演变加速,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多边机制变革需求上升。疫情最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改变世界,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而且冲击必定是不均衡的。

   在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中,首先是东亚的发展和全球重心东移的加速。其次,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相对其尚不完善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而言,其防控疫情及重振经济的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明显,疫情带来不同“梯队”内部的分化,广泛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等力量”国家的分化。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此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6月的预测,还有越南、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尼泊尔、老挝、缅甸、孟加拉国等约30个国家将实现正增长。

   “分化”是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出现的长期趋势。北美和欧洲以外、人口占世界85%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经济表现良好,贸易实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速。疫情爆发以来的事实进一步说明,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率先摆脱疫情、重振经济,如越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孟加拉国等。同时,作为防控疫情表现欠佳的国家,在全球新冠病毒相关人均死亡病例数据排名中,欧洲国家和美国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位。基于疫情防控与经济重振的密切关联性,从疫情后趋势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如全球经济更加数字化、更趋多极化、更具流动性。还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更年轻,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人均死亡率,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疫情后的世界可能更加无序,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围绕未来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前景,存在各种各样的预测,如“新冷战”“两个半球化”“G 0时代”以及“战国时代”等等。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但对未来格局、秩序而言,中美关系是关键但非唯一的因素,欧洲、日本、俄罗斯同样重要。

  

   二、“第二梯队”中的日本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源于日本经济对外部发展环境的高度依赖,也是由于疫情爆发与日本景气周期的下沉形成了叠加效应。2019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下滑,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6.3%,长达71个月的“安倍景气”宣告结束。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下降3.4%,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日本进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环比下滑7.9%,按年率计算下滑28.1%,降幅创二战后最差纪录。第三季度以来,日本经济恶化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反弹力度还是比较疲弱。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的冲击更为深重,国民士气、国际形象受到影响,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疫情还导致了日本的制度危机感上升,日本学者金子将史在《确保(日本的)“战略不可或缺性”》一文中提出“疫情就像是一次对体制间竞争的测试”,如果中国取得了控制疫情的胜利,那么“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中国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在国内政治领域,疫情加剧了安倍执政的颓势与困境,最终酿成自民党政权更迭。但是,疫情也反向激发了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积极外交趋势更加明显。

   世界范围内,伴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分化,将出现“上中等力量”的下移和“下中等力量”的上移,“中等力量”群体呈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的趋势。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变得不容小觑。加拿大战略学界就提出,“为免受大国过度竞争的影响,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第二梯队强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及韩国必须站出来,超越以往经由美国建立起来的中心—辐射型关系,采取更具实质性和有组织的方式,展开更多合作,稳定全球秩序。”实际上,早在疫情爆发之前,日本政界、战略学界已经开始就加强“中等力量”合作发出类似声音,采取了类似行动。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2020年4月,日本政府出台政策,资助在华日企从中国撤资。但结果证明,日本无法做到对华“脱钩”,现实中日本经济界也没有这样做。美国发明的“脱钩”论至少说明迄今为止彼此是“挂钩”的,而“挂钩”体现的利益交织是带有两面性的,它既是谈判的筹码,也是从根本上维护稳定的工具。日本更是如此,受国情限制,其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挂钩”的重构。日本政府出台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政策后,5月底首批报名申请截止,共有90家企业提出申请,57家获得资助;7月底第二批申请截止,共有1670家在华企业申请撤离。2014年以来,在华日企回撤比例每年都在2.8%至3.5%之间,假设1670家申请企业也按第一批的比例获得资助,那么前后两批回撤企业占全部在华日资企业的比例将略超3.5%,并没有大幅超出以往。疫情及日本政府的相关举措反而显示,中日之间的纽带是不容易被割断的。

   实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速较之前的十年就已放缓了一半,调整早已势在必行。疫情下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上升,但“跨越国界的思维”不会消失,甚至反而强化了各国要协调合作的认知。在这种前提下,生产链、供应链的调整既是必然的,也是企业合理化运营的一部分。

  

   三、中日合作潜力无限

   冷战结束30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历史性新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新挑战。唯一合理、智慧的选择,是努力加强合作、保持稳定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些确定性因素。

   一是千方百计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中日双方应在传统的贸易、投资合作外,广泛拓展合作空间。相较核武器出现后冷战中的世界维持着“恐怖的和平”,今天的世界更多是靠利益相互持有来维持的,这是一种“质子的变异”,本质是利益的相互渗透、相互质押。对中日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新形势下,两国合作的潜力无限。如日本曾提出“Society 5.0”即所谓“超智能社会”概念,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彼此存在合作潜力。在多边层面或者基于第三方视角,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访华时就曾建议两国建立共同援助第三方开发的合作机制,此后又提倡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一带一路”对接。这些都有共同深入探讨的必要,其中一些议题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的可能。RCEP的签署,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中日合作对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性也将由此变得更为突出,两国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需要更紧密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二是切实管控好突出敏感问题。2020年3月以后,日本国内围绕中日关系的消极言论有所上升,中日之间信任赤字问题更加突出。构建互信,转变观念、深化认知很关键,诸如“6·18共识”究竟是包袱还是外交资产?对此,2019年6月27日中日于大阪达成的“十点共识”中明确写有:“双方将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我们应当抓紧落实,挖掘外交资产。再比如,如何理解、有效实现中日之间的互利互惠?日本著名媒体人池上彰与傅高义先生的一番对谈给人启发,他说:“近年来我有好几次访问非洲的经历,无论是在苏丹、南苏丹、肯尼亚还是乌干达,所到之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援助的强大存在。”“在苏丹,最初由日本援助的项目被中国接管,建成了漂亮的公路。而当地的日本人告诉我:‘中国帮助修建了基础设施,这没什么不好的,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些路开展经济活动,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了。’这真的让我大彻大悟。”

   三是以有效措施,切实增进中日双方互信。在过去3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保持双边关系基本稳定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但是,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稳定向前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要实现关系的全面发展、行稳致远,还需要付出不懈的政治努力。实际上,在“十点共识”中,中日两国领导人重申,“中日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和平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策,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第12部分的标题就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自主选择的科学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政策宣示。中日两国研究界,在研究中日关系的同时,应当加强对“中国和平发展”课题的研究,深化认知,也希望中日媒体就此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报道。中日增进互信,志在高远,始于足下,需要从眼前做起、从具体事例做起。譬如,要避免“疑心暗鬼”、战略猜疑并陷入不必要的相互消耗,中日各界应当就美国大选后对亚洲政策、对亚太政策等深入交换看法。

   四是从历史、文明的高度认识中日关系,理解亚洲的崛起。疫情防控过程中,东亚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文明共性”,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政治规范,值得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深入思考。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2017年以后改善向好的势头是否应当维持下去,“十点共识”所确立的目标方向是否应当坚持?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第三,中日如何能为疫情下、疫情后世界和地区的稳定繁荣共同做出应有的贡献?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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