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我们给康熙皇帝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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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清朝初年,汤若望因其天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受到顺治皇帝的器重,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赐号“通玄教师”,成为进入清廷的西方第一人。康熙初年,南怀仁、徐日昇、安多、闵明我、纪理安、戴进贤先后掌管钦天监,与清廷关系密切。除了治理天文事务外,他们还参与涉外事务,充当翻译,南怀仁参加了1676年与俄罗斯使节的会谈;徐日昇参加了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由于康熙崇尚西学,故常向南怀仁、安多等请教天文学、几何学和仪器用法,徐日昇以音乐见长,博得康熙欢喜,常命其为之演奏。康熙与耶稣会士的关系融洽,天主教因而在京亦获机得以发展。可以说,清朝初期使用西人主要是基于钦天监的天文观测和对外交涉翻译的需要。

   法国耶稣会士进入清宫是在1688年2月7日张诚一行抵达北京后,张诚、白晋两人被留京使用。据载他俩在京的生活:“此两神甫不久熟悉满文,获得皇帝信任,对帝讲解全部几何学,二人曾用满文编纂种种数学书籍,帝命人译为汉文,并亲作序文冠于卷首。二人并在宫中建筑化学实验室一所,一切必需仪器皆备,并着手全部解剖学之编辑,后经巴多明神甫促成之,旋译为满文。”张诚曾作为徐日昇的助手参加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充当翻译,对此张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进人宫中的传教士往往能享受许多好处或便利,学习语言即是其中之一。傅圣泽透露了这一点:

   在官廷中的神父在学习方面有许多便利,这些便利在外省是得不到的。因为,就学习汉字来说,他们可以找到最优秀的教师;就语言来说,他们周围不断有人温文尔雅地与他们交谈。必须承认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管他们如何聪明能干,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进入帝国显要人物的圈子。这些大人物邀请我们,和我们交谈,有时容忍我们谈灵魂得救的学说。虽然他们始终不归依宗教,但他们至少有时也保护他们给予尊重的宗教。

   最早进人清官的法国耶稣会士是张诚和白晋,法国耶稣会士观察康煕前期的历史记录主要出自他俩之手。张诚日记记载了他从1688年,至晚1698年开始的八次鞑靼之行的情形,其中第三次至第七次(1691、16921696、1696-1697、1697年)系随侍康熙出巡。第二次出巡回京后,康熙于1690年1月16日在养心殿接见了张诚、白晋等耶稣会士,并命他们讲授几何学方面的数学知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康熙不断请教,有时接连数日听课,反映了康煕对西学孜孜以求的渴望心情。白晋的《中国现任皇帝传》亦记述了这一授课过程:

   我们给皇上讲课时,有的用汉语,有的用满语。可是满语远比汉语清楚、明白,而且容易理解,加之康熙皇帝了解到张诚神父和我在学习了七八个月满语后,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已经可以和别人相当准确地交流思想。于是,皇上要起用我们两个人,用满语为他讲解西洋科学。……“皇上旨谕我们首先用满语进讲《欧几里得原理》。

   为了便于讲授,康熙皇帝在皇官内赐给我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原是其父皇顺治帝的寝宫,现在是皇上进膳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房间晋见皇上,度过白天的一部分时间。康熙皇帝旨谕,每天早上由上驷院备马接我们进官,傍晚送我们返回寓所。他还指派两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并令书吏把草稿誊写清楚。皇上旨谕我们每天进宫口授文稿内容。他认真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有不懂之处立刻提问,就这样整整几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学习。

   洪若翰在他1703年2月15日致拉雪兹神父的长信中也汇报了康熙皇帝随张诚、白晋学习的过程:

   这位君王看到他的整个帝国处在太平之中,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他的这一举动或是为了消遣,或是因为关心。他自己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与哲学。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编写了若干这几方面的著作。第一本是算术,其他两本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和几何学。他们用满文来做示范讲解,与曾教他的学习满文的老师一起核对,如果有某些词含义不清或不要当,他们立即就更换别的词。

   神父们给皇帝做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他越来越赞赏我们科学的可靠,并以一种新的热忱用功地学习。神父们每天都进官,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和皇帝在起。皇帝通常让他们登上他们的坐台,要求他们坐在他身边让他看到他们的脸,并使他们在对他讲解时更便当一些。

   当人们最初给他讲授这些课程时,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在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早晨四时离开北京,到夜幕初降时才回来。他们一回来马上就又要工作,经常为准备次日的讲课忙到深夜当他们回去后,皇帝并没有闲着;他自个儿复习神父们刚刚给他讲解的内容:他重看那些图解,他叫来几个皇子亲自给他们解说。他对自己想学的东西若还没完全搞清楚的话,就不肯罢休。皇帝这样学习有四或五年,他始终非常勤勉,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他并没有把所学的东西仅停留在思辨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这使他学得很开心,并完全理解人们所教给他的内容。

   康熙的这一学习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与耶稣会士的密切接触,他的对外态度大有改观,白晋对此印象深刻:“长期以来,耶稣会士就把自己对欧洲及世界其他各国国民的看法流露给皇上。尤其是康熙皇帝在研究了我们的艺术和科学之后,认识到无论在科学还是艺术领域,中国并非惟一的文明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拥有文明开化的科学家以及善于制作精美艺术品的能工巧匠。基于上述认识,康熙皇帝与其国民的排外陋习大相径庭,谕令赐予荷兰、葡萄牙及俄国的使节以破格的优待和礼遇。”

   如果说张诚、白晋是观察康熙前期的历史见证人,那么巴多明则是康熙后期随侍左右的主要翻译。康熙病逝后,巴多明在1723年5月1日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中对康熙作了高度评价:

   在欧洲也非常有名的中国皇帝热爱科学,渴望获得外国的知识,因他不认为必须学习我们的语言以利用这些知识;他觉得对他来说即上半期最便捷的办法是让我把(法国的)种种发现详尽地译成他的母语,因为以前我在交谈中只对他做了粗略的介绍。

   这位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的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种非凡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知识面不加任何限制,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爱好科学和艺术。向他介绍新的尤其是来自欧洲的发现,简直是对他的奉承和讨好;而这种新发现,只有在你们卓越的科学院里才能获得这么多,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与这位伟大君主谈论得最多的也是你们科学院。

   二十五年前我到达中国时,人们已经使他对经你们精心完善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产生了重视,甚至向他呈上了在你们指导下制成的许多或大或小的精美仪器并教他使用。你们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也未被遗忘。至于人体解剖和疾病方面的问题则刚刚起步。

   这位熟悉中医典籍的伟大君主清楚地知道,若不在中医知识中添加解剖学知识以指导医生处方并指导外科医生进行手术,那中医知识是不完善的。因此,他命我把一部解剖学著作和一部医学大全译成鞑靼语。

   巴多明在1723年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谈到他及其他那会士随待康熙出巡塞外一事,在康熙的随行西人中有好几位方外科医生,反映了康熙对西医的信任:

   此后十八年时间里,皇帝每次出鞑靼地区我都跟随左右。先后与我做伴者有已故的红衣主教多罗(de Tournon)的医生高廷玉(Bourghese)大夫,法国人樊继训(Frapperie)和罗德先(Rhodes)助理修士,热那亚人何多敏(Paramino)助理修士、卡拉布里亚人毕登庸( Costa)助理修士等,他们都是耶稣会士,有的是外科医生,另一些是药剂师,最后还有法国耶稣会士安泰(Rousset)助理修士和罗马圣灵医院外科医生加里亚(Gagliardi)先生。

   在18世纪上半期出入清官的传教士中,巴多明历时最长,其地位也最为突出。他在1698年11月4日入华,随即进京,1741年9月28日在京逝世。康熙皇帝对其颇为重视,亲自选择老师为他教授满、汉语言,巴多明很快精通满、汉语,在欧人中无人与之比肩。“帝前从张诚、白晋二神甫所习之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学,至是遂日渐精通。多明并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之利害关系告帝;帝之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世之为人,皆多明进讲之力也。”“凡欧洲人之入朝者,若传教师,若教廷专使,若葡萄牙、俄罗斯二国专使常用巴多明为译人。多明担任此种危险事务垂四十年,皇帝与其对言人皆表示满意。多明所操语言有满语、汉语、拉丁语、法兰西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人皆惊其能”在中俄交往、谈判巴多明斡旋其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沙如玉神父在10月10日致信韦塞尔神父时对巴多明的品德、才干、热情给予了极度的颂扬,并报道了葬礼的现场,其礼节之高堪与此前最为隆重的、1688年逝世的南怀仁葬礼相比:

   巴多明神父的逝世使传教士、基督教信徒、偶像崇拜者和大大小小的人物们,都一致地感到痛惜。其葬礼上的各种致辞便是人们对他尊重和崇拜的一种明证。皇帝愿意承担这一切经费,他以一种不愧为一位大君主的气魄这样做了。御弟率领其他十名王公,都为此作出了奉献,他们各自选派其官吏陪灵直到我们的墓地,它位于距北京以西两法里处。帝国的大批达官显贵,官员和其他名人,都根据皇帝的表率行为,前来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于这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分担我们的痛苦。他们不满足于只向我们作出这些同情的表示,而且还以他们一直到墓地都出席,以为送葬队伍增光。尽管他们是非常不信基督教,但也出席我们于下葬期间所举行的所有祈祷。

   张诚、白晋、巴多明对康熙的评价充满了赞美之词,除了他们三人外,康熙当朝时期进宫服务的法国耶稣会士还有洪若翰、刘应、冯秉正、殷弘绪等人。雍正在位时间较短,加上他从即位开始就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与耶稣会士之间明显拉开了距离。在康熙时期素受重视的翻译巴多明就没有参与中俄《恰克图条约》的谈判,反映了雍正对他的不信任甚至冷淡。巴多明连续数封信追踪报道苏努亲王家族被流放的实情,即是雍正厉行“禁教”的证明。雍正平时与耶稣会士甚少往来,只是在欧洲使团到来时才想起在京的传教士,与他们交换意见或传达旨意。雍正之所以奉行“禁教”政策,除了与他本身信仰佛教,对西方传教士东来抱有警惕等因素攸关外,耶稣会士卷入皇储之争可能引起他的恼怒也是直接原因。

   冯秉正可能是向欧洲方面最早报告雍正“禁教”政策的法国耶穌会士。1724年10月16日他在从北京发出的一封致某神父的信中悲叹地说:“我们神圣的宗教在中国被完全禁止了,除了在北京的传教士以外,我们的所有传教士都被驱逐出中国。我们的教堂或者被拆毁,或者被移作它用。诏书已经颁布。诏书命令基督教徒们放弃信仰,禁止中国人入基督教,违令者将受到严厉惩罚。我们花了二百年的心血建立的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宋君荣亲眼见证了雍正大骂天主教的现场。1725年10月22日罗马教皇派遣的两名使节葛达多、易得丰抵达北京,在接见来使之前,11月27日雍正事先接见了在京的宋君荣等在京传教士,明确宣布了自己的“禁教”政策,宋君荣记下了所见的这一幕:

皇帝降旨要在距离此地二十华里兴建一所新的宫殿。前天,他召见了我们。赐茶之后,便当着我们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相提并论。不过,他也承认天主教会带来裨益他谈到教皇和欧洲各国国王时,则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看来他所受的教育远不及其父皇。他接着又说,罗马教皇派遣来的两人(他们二人当时不在场)可以向他畅所欲言。此外,他对待我们特别彬彬有礼,还命人送我们每人一个哈密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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