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术比赛败下阵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3 次 更新时间:2011-01-14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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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进入专栏)  

上期分析国际体育比赛,论中国选手获亚运金牌大有瞄头,虽然以人口比例算还落后于不少其他国家,但今天看,中国人多势众,国家出资培训,在可见的将来奥运金牌雄视地球可以断言。也因为人口那么多,只要今天的培训制度继续,一旦奥运金牌拋离对手,这优势恐怕会持续到无尽期!

解释过,因为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大部分的项目没有多少商业价值,政府不出资培训不可能获得那么多面金牌。值得吗?那要看北京的体育总局每年花多少钱。明确数字没有公布,几个我不敢赌身家的数字相差很远。体育总局说的,二○○○年总支出在人民币十六亿「以上」,之后至○四年每年加一亿,○四至○八每年加两亿。不久前另一篇文章,作者不支持巨资培训,说目前的每年总支出达五十亿。

先说一点,就算每年花五十亿巨资培训,体育上北京可没有做蚀本生意。他们发行体育彩票,生意兴隆,去年只三个月销售六十亿。如果每年销售二百四十亿彩票,而彩票的回报率通常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那么体育总局的支出得可偿失矣。

让我假设国家的体育支出是每年五十亿吧(可能高估,而北京奥运后可能下调)。算永久如是,不加不减,那么以年息五厘算,每年五十亿到无尽期加起来,其总现值是一千亿。这是说如果有大富豪愿意一次过地捐出一千亿,年息五厘每年有五十亿收入,中国可以每届亚运及奥运拿得最多金牌,直到永远。找不到这个富豪吗?中国人口十三亿多,每人大约出七十五元就凑够一千亿了。很多贫困人家当然不愿意出那七十五元。朋友,你呢?愿意出多少?我自己不认为金牌永远雄视地球有意思,但受了那么多年鬼子佬的气,愿意出一万。那是替一百三十多个不愿意乐助的每人出七十五元了。

这种数字游戏永远作不得准,也无从估计。高斯曾经说过如下的不能反驳的话:不真的要求消费者自愿付钱购买,我们不可能知道某事某物究竟值多少钱。话虽如此,我认为上苍有知,只要炎黄子孙不搭顺风车(no free rider),衷心地随缘乐助,凑够一千亿不困难吧。愿意出万元以上的同胞应该不少,凑够一千亿轮不到我那一万元了。

回头说上述估计北京体育总局每年花五十亿的那篇文章,作者把几年花的加起来,除以上届奥运中国拿得的三十多面金牌,每面花钱七个亿,认为不值。可是,炎黄子孙一般不那样算。他们不管金牌数字的或大或小,只管谁最多!说实话,每年五十亿,多想几次,不难想出有其他更值得花钱的地方。然而,北京奥运在望,要花的花得七七八八了,覆水难收,上苍保佑,过一次最多奥运金牌之瘾再说吧。

花钱值不值得是一回事,花了钱而见不到可观成绩是另一回事了。就算○八奥运中国拿不到最多金牌,成绩骄人应无疑问。这些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在学术的发展上,如果有国际大赛,中国会输得一塌糊涂。开放改革了二十七年,发展之速举世哗然,什么世界第一的数之不尽,但学术的发展却不成气候。那是为什么?

从天生条件衡量,炎黄子孙的体力说不上是人类中的表表者。是的,体力上,与西方或黑人相比,中国人略嫌不足,但国际体育还是搞出可观的成绩来。学术讲智力,中国人的天生智力怎样了?艾智仁与高斯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数十年前以发明半导体而拿得诺贝尔奖的那位仁兄,后来著书立说,以资料支持中国人智商最高。美国的儿童智力测验,跑在前头的通常一半以上是中国血统。再者,中国人在西方搞学术,说得上是有成就的为数不少。身在外地可以,在本土不成,那是为什么?

是悲剧。人口那么多,经济发展得那么快,天生智力绝不后人,开放改革了那么多年,称得上是思想大师的我们到哪里去找?困难有好几方面,不难指出,但要怎样处理很头痛。

首先要说的,是学术成败的衡量,可不是体育比赛那样简单或客观。今天的中国,连判断学术高下的人材也不容易找到。这方面,有市场或有商业价值的研究(可算学术)远为容易衡量,而我不怀疑这类研究中国会发展得可观。事实上,在商业上的R and D投资,这几年在中国飙升。继续改善知识产权或专利权及商业秘密的保护,我们不用担心中国的产品不会成功地提升科技。要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商业价值的学术。后者在中国发展得差劲,但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看,这后者比有商业价值的知识重要。

没有商业价值的学术知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源。历史上差不多所有大思想家都走这条路,但因为这类思想是软性的,着重于概念及哲理,不容易拿得准,商业价值于是谈不上。然而,长远一点看,所有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比较硬性而又明确的,都是从某些软性的理念变化出来。

以自然科学为例,牛顿的三大定律,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本身都没有商业价值。但如果没有这些人,今天的世界会怎样了?社会科学、哲学、文学等更为软性,离商业价值之途更远,然而,回顾历史,大思想家在这些学问上出得最多。说一个文化的发展不要过于俗气,不要过于重视金钱,说来老土,但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没有上述思想家的国家,可以持久地繁荣的。

二十多年前我批评北京急功近利,今天有了改进,还是急功近利。他们对没有商业价值的学术没有多大兴趣。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社会科学、哲学、文学等的发展,有或明或暗的言论约束。我不反对某些言论需要约束,但在中国,需要的界定不清楚,于是成为大问题。我自己曾经沧海,被封封闭闭过无数次,摸不准,莫名其妙。可幸我这个老人家早就有了一家之言,封之不闭,锤之不烂,自己要收也收不回来。但我想,后学的年轻人要走软性思想的路,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左顾右忌,岂非路不通行哉?

如果学术的发展可以像体育培训那样,政府重手下注有可为。要为学术研究大手下注,每年用不上三几天的外汇进帐。问题是有真意的学术进境不易量度,不是花钱那么简单就可以买到。想当年,美国的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我用过不少,衷心感激,小心谨慎,但抚心自问,用得效率不够理想。香港政府资助的研究金不少,我不懂的学系无从判断,但懂得的大部分是浪费了。

回顾历史,学术思维发展得最精彩的多个片段,那些后来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派发展,我想不到有哪一「派」是由政府资助搞起来的。需要的是言论气氛好,有足够共同兴趣的人,其中有三几个天赋格外高,聚在一起吵呀吵的,足以传世的学派就吵起来了。

愚见以为,不管中国的发展有多快,也不管亚运、奥运等金牌赢得多少,学术思维搞不上去,农民生活搞不起来,整个国家变得俗不可耐,有一天会见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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