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中国的主体是乡村，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现代化。在《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一书中，王果认为是北碚，而不是更为人熟知的邹平或定县，预示了一个完全现代的中国新世界。这不仅因为北碚同当时其他众多乡村建设试验区一样，尝试探索让农民无需前往城市，便可享有安全与繁荣，能够重塑其身体，革新其意识，成为现代国家的良好公民，更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主张工业化，成功实现工业增长，预示了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起飞的某些特征。卢作孚的北碚建设，脱胎于明清西南山地移民的开发经验，顺应了近代山区政治和经济边缘性的新变化，将移民社会的自治传统、开发模式，对接于现代世界从有机经济向石化经济转型的新趋势、近代民主共和与科学革命的新浪潮，创造性地将维护地方治安的团练局，转化为推动地方社会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新型组织，将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创造工业增长，达成乡村协商共和，推动乡村科学革命。尽管由于战争和政治变迁，卢作孚北碚建设的很多方面未能完成，但书中呈现的现代化经验，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既有模式，可以得到许多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若干面相的重要启示。这些认识十分重要，它关乎在我们的理解中，北碚所代表的究竟是哪种“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它处于何种位置，以及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何种经验，而这些经验也许能帮助应对城乡差距、现代化以及其他一些当前仍然困扰我们的难题。
作者简介：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关键词：卢作孚/ 北碚/ 峡防局/ 团练/ 乡村建设/ 乡村现代化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5年第4期 第1-21页
中国相对短暂的民国时期，见证了大量模范区的成立，它们由“成千上万涌向乡村的改良派”所建。①这些乡村区域，大小不一，小则数村，大可数县，探索创建社会组织的新模式，让农民无需迁往城市，便可享有安全与繁荣，重塑其身体(施以公共卫生、体育教育和改善营养等策，强健其体魄)，培养其意识，使之成为现代国家的良好公民。北碚实验区，位于川东北，紧邻重庆，不是乡建中最负盛名者，但王果这本出色的著作②认为，它应该是。通过他的视角观察北碚，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若干面相的重要启示。
北碚，实际只位于“峡防局”推行改革四县之一的巴县，但它却是整个实验的行政与经济中枢，成了整体的代名词。除非特别注明，我将交替使用“北碚”和“峡防局”来指代整体。它横跨四县，使之成为各地乡建中规模较大者之一，如下所论，规模确实重要——尤其当遇到政治实现形式，以及自上而下的管理与参与性或者至少是协商性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北碚在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强调将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并仍将他们留在乡村。许多同时期的其他改革派，假定现代化需要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如很多五四人物就持此论；有些人很大程度上回避现代性目标，如梁漱溟的邹平实验；还有为数不少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应当推迟大规模工业化的想法，直到农民获得基本安全保障，并通过扫盲运动、提升营养水平(基于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改善乡村公共卫生设施，先让村民达到今天所谓的最低“人力资本”或者“基本素质”。除了极少例外，提升非农生产的尝试，大都集中于小规模和低技术含量的项目之上。③
然而，在北碚，工业化是一个核心且直接的目标。或许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也是当时几个由实业家本人领导的乡村建设项目之一，此人便是卢作孚(南通同样重视工业化，它由官员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謇所创，但其所涉及的工业种类远不及北碚广泛，且始终易受棉纺织业的周期性波动影响)。④卢作孚在北碚成功创造了工业增长，这是王果认为北碚——而非更为人熟知的邹平或定县——预示了一个新的，完全现代的世界的重要原因。⑤鉴于农村工业化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奇迹”前十五年的关键地位，人们不禁要问，北碚的遗产是否确实影响了后来的时代，当时乡镇企业(TVEs)的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创造了超过1.3亿个乡村工业就业岗位，的确实现了农民的“离土不离乡”，这一方式显然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工业化经验(也包括1995年后的中国工业化阶段，该阶段见证了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⑥后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可能性。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北碚相较于其他乡建项目的三个独特之处。第一个看似平常但显然重要的差异，是它位于中国西南的地理位置。这意味着，与绝大多数乡村建设不同，北碚从未被日军占领，因此得以维持至1949年。
北碚与大多数乡村建设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北碚和西南大部分地区一样位于山区之中。北碚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矿资源，但因地势崎岖险峻，市场流通极为困难。书中认为，整个山地地区总体上具有一些基本特征，这对于理解北碚的地方史及其更广泛的意义至关重要。
正如斯科特所言，山区数百年来一直是国家力量难以深入的地方。这些地区成为人们逃避权力的避难所，包括土匪、走私者、宗教异见者，以及那些逃避牢狱、债务、奴役或家庭压迫的人。山区与国家权力的疏离，往往因其经济上的边缘性而进一步拉大：山区不太适合谷物生长，而这些作物是密集人口和国家政权最便利的支撑。山区或许蕴藏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矿产、木材、毛皮动物等——但它们未必容易开采或市场流通，而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或因其工作地理位置偏僻，或因高度的流动性，也难于被控制和剥削。⑦
关键是，山区政治和经济上的边缘性在近代都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并不同步。在经济方面，从农业/有机经济向工业/矿业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首先是以从化石燃料中获取能源的重要性的飙升，⑧以及能源密集型的金属制品生产的急剧扩大为特征——将一些山区从经济上被遗忘的地区转变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因为此地富藏煤、铁和其他突然变得重要的资源。这一转变在欧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而在包括中国部分地区在内的许多其他地方，则要到19世纪晚期。然而，被斯科特称为“距离压缩”的技术——过去正是它们让国家最终能够结束偏远高地的自治状态，⑨在四川，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电话和汽车，因其昂贵，很少在大城市之外出现，而推土机、直升机、无线电和链锯等工具，要到20世纪50年代才发挥重要影响。因此，这里有好几十年的空档期，其间正在现代化的国家愈发渴望掌控高地山区的资源与劳动力，然而却无计可施。这导致国家与这些地区的居民(或臣民)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毕竟这些山地民众自己正在开发这些资源，聚集财富。这些在经济上被赋能的山地人的确有进行实验的空间，但也可能更加有力地宣示其独立性；或者可能选择接受甚至主动寻求与以低地为中心的政权进行更全面的合作，不过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北碚的故事就属于这一时期，并为这种种动态关系所左右(第6、223-225页)。
20世纪初的北碚，如果能够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开发和出口本地资源，就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上级权威的相对自主的发展。事实上，考虑到当时四川和全国政局和政策的多变性，没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卢作孚，凭借其航运背景，就非常适合引领山区社会这种自治和发展的追求。
这就将我们带到王果认为北碚与其同时代的模范村、模范区、模范县相比，不寻常的最后一个方面，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话。大多数乡村建设项目都是彻头彻尾的自上而下的行动，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个重视优先培养参与者的民主精神，或创建超越最狭隘地方利益的集体自治机构。即便曾经为之，这些项目到20世纪30年代也常常被迫放弃改革的内容，因为彼时一个日益强势但远非民主的国民党将大部分乡建项目变成了“实验区”，尽管继续推进社会和经济改革，但是已经被彻底地整合进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之中，并在政治上听命于国家任命的县长和省主席。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拉拢他们，客观上得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助力，危机中很多雄心勃勃的计划资金枯竭，给了国民党以金钱还效忠的机会。⑩
相比之下，王果认为，北碚相对强大的经济基础——依托煤矿和工业——意味着卢作孚能够与国民党达成更有利的协定。这允许他能够继续推进其计划中旨在培养具有独立意识且愿意献身国家的公民，这里所谓的国家，是指基于自愿而非通过自上而下动员的被动对象而形成的政治体——卢作孚总是对此念兹在兹。证明这一问题，相比书中其他问题，要困难得多，比如北碚的剿匪成绩、提高经济产出、改善公共卫生，甚至识字率的提高，所有这些都很容易量度，而意识则不然。我猜测本书的这部分论点将会引起激烈的学术讨论。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它关乎在我们的理解中，北碚所代表的究竟是哪种“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它处于何种位置，以及我们如何从中吸取何种经验，它们也许能够应对城乡差距以及其他一些当前仍然困扰我们的难题。
起源：匪患、民团与“地方自治”
尽管北碚后来的雄心异常高远且富有改革之意，其组织基础——“峡防局”，或称为“峡区团练防务局”——却源于某种非常基本的需求：在中国暴力频发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提供对抗土匪、叛乱以及后来的军阀的安全保障。其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乾隆后期，清朝国家的行政与军事体系被严重削弱，其原因主要是日益加剧的腐败和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而后者在西南山区尤其突出。
随着清朝人口增长到远超此前任何时候的水平，数量庞大的移民也涌入到被开垦的湖床、草原，以及其他生态脆弱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迁徙到了山地，时而开垦梯田种植水稻，时而依仗美洲作物如玉米和土豆，它们能够生长在传统中国作物难以存活的高海拔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常从事非农业劳动。久而久之，非农生计变得愈加重要：这些职业包括资源攫取型行业，比如伐木、采矿和采药；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手工业，比如造纸、服务性工作(尤其是挑夫和保镖)；甚至非法职业，比如盗匪、走私和造假。(11)这些工人中，年轻、未婚男性的比例超乎寻常，他们常常在不同的工作地点和岗位之间频繁流动。比如，运输的工作就常常是间歇性的，即使矿工和伐木工往往也是短期的。矿井(也包括其他一些山地企业，比如造纸厂)常常资金短缺，一旦开采完最易获取的矿石，或者粮价和其他成本升高，就会关张歇业。原始森林常常遭到不可持续的砍伐。山坡农场种植不固土作物(尤其是玉米)，仅仅几季收成后，土地就会因水土流失而退化。(12)
国家的力量在这些地区大体上本就薄弱，更无力应对人口与失控活动激增带来的冲击。在某些地方，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爆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在19世纪90年代，清廷对白莲教宗教组织的镇压，激起了教众叛乱；由于在平原上易受清军攻击，大批教众退入四川与湖北、河南、陕西交界的山区建立据点。几乎在同时，湖南与贵州的苗民，也因不满汉族移民的日益强势及地方官员的偏袒态度而起义。清廷的常规部队面对这两场叛乱收效甚微，甚至因为压迫他们本应保护的民众而激起新的问题。在这重重危机之中，地方精英被鼓励组建保甲和团练来保障安全。(13)
保甲照理说应该持续实施，但实际上在多数县域仅是偶有为之。制度上，保甲需创建以10户为单位的团体，各户户主轮流负责报告组内行状；再将这些首人集合起来，进一步组成百户和千户的更大单位。保甲长并无薪酬，原则上属于平民，而非士绅。保甲可被召集来执行地方巡逻任务，但并未以作战为目标被武装或组织起来。因此，它们尚不足以镇压盗匪或叛乱；但只要这个系统运转起来，往往能通过互相监督阻止潜在的犯罪，并能向地方官提供准确的人口登记名册。这些名册一方面可用于甄别外来者中的走私、间谍；另一方面，它也提供“忠良臣民”的名单，方便危机时从中征召民兵或者“团练”。(14)
团与保不同，团练是彻底的民兵：由一群持有武装、训练有素的男性组织而成，有时甚至发展出复杂的指挥体系，能被动员起来保卫乡梓。但团练仅为兼职武装，团练成员各有谋生的主业，主要是农业，一般不会远离家乡作战。自然，团练成员们会希望他们的首领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能设法筹集到比多数保甲长更多的资源。
然而，从小范围、非常地方性的团体中结集而出的“团”，通常规模并不大，不足以镇压大规模盗匪或叛乱，除非多个“团”能够联动合作。早在白莲教起义之时就有这样的例子，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起义爆发，军事化进程进一步升级，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一些在小规模冲突中表现突出的团众，被招募到正规军中，接受更强化的训练，他们远离家园或农田之所，被派往执行长期军事任务。这些正规军通常也吸纳没有团练经验之人，这些人惯于依靠集体暴力谋生，正是保甲与团练力图排除在地方社会之外的奸宄，如从前的匪盗、职业的保镖、被裁撤的士兵等等。由此形成的军队具备简单团练无可比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因其脱离农业、不事生产，所费糜多，方能维持。(15)
即便地方团练首领，在当地也是权势人物，这正是清廷希望这些团体仅是临时性的，并在威胁解除后立刻解散的主要原因。出于相同的考量，清廷要求，所有活跃的民团，都必须在官方的最终掌控之下(通常由县令负责)，即便他们仍依赖非官方精英动员并资助这些组织。
毫无意外，这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尤其在最紧迫的威胁，比如盗匪或叛乱，消退之后。一旦白莲教患得以平息，清廷似乎成功解散了大部分团练。(16)然而，在西南部分地区，尤其是山区和民族边界，军事化进程却并未止步。的确，在19世纪10-30年代，西南山区中的很多地方，团练的力量不仅未被削减，反而有进一步扩张。不过，如果官方报告可信，这些体制化的团练受到了官方的严密监管。(17)
1851年至1877年间，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和西北穆斯林起义，清朝进行了更大规模、更为分散的军事动员。这些战争结束后，国家最得力的军队皆诞生于团练，它们掌控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与岑毓英等有功名的士人手中——当初组建部队时，他们都未担任公职，尤其是岑毓英，功名尤为低微，若非在战场崭露头角，永无进入官场的可能。此外，这些军队中的军官大多凭借私人关系招募而来，其经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临时性商业税——“厘金”，依靠将士绅、商人与军队领袖连接在一起的民间网络征收上来。(18)然而，所有这些军事动员都得到了北京的授权，甚至是奉命为之。更重要的是，这些最重要的领袖最终都成为政府大员，接受了职位的调动，这意味着将其军队置于至少是间接的官僚体系控制之下。厘金尽管从来没有实现完全的财政集权，但其实大部分已经逐渐落入北京指派的省级官员的控制之中。(19)
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乡间团练，它们从未被整编进活动范围更广的军队，且一直从事地方自卫，又当如何收场呢?19世纪中期内战刚结束的那几年，一些原来由地方士绅主导、管理的团练局更名为“善后局”，通常负责监管基础设施的重建、庙宇修复、救灾以及复员士兵的安置。这一转变，在有的学者看来，是地方自治的某种初级形态，至少是地方精英的自治。(20)然而，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太久。随着战后紧急状态的消退，以及政府取得了对厘金的控制，地方行政逐渐回归国家主导的模式。在浙江，本地精英阶层格外富有且组织完备，而省级政府却相对遥远(闽浙总督驻地在福建，且常驻于此)，地方社会的权力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博弈，较其他地区更趋平衡。(21)但即便如此，浙江民间社会的权力最终也被显著削弱。就团练本身而言，根据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主要基于长江流域及华北地区的案例)，认为这些地方武装在战后基本上都解散了，正如朝廷希望的那样，团员回归到日常的平民生活之中。(22)恰如孔飞力等人所强调的，那些剿灭19世纪中期叛乱的军事化组织，地方性的也好，跨地方的也罢，都是“以削弱中央政府为代价”，方可成就，其结果是“加强了地方精英的权力，通常在以乡镇一级政府的正式框架下运作”。(23)这“不是从县官手中下放权力的问题，而是权力转移的问题，从一个较难控制且危险的群体(书吏和衙役)转向一个更具共识且可预测的群体(士绅)，至少可以这样合理地解释”。(24)
清末十年重新出现的乡间“团练”，在至少两个方面与19世纪中期的先例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新民团的设计旨在应对地方动乱，而非“全面内战”：镇压大规模暴力，成为装备有现代武器、日益专业化的新军的职责。因此，新的团练几乎不需要像此前的民团那样，组织成大的联盟，以对抗太平天国这样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这些新兴的乡间民团属于1900年后自上而下构建现代国家举措的一部分，也包括现代警察系统。因此，这些民团自诞生之日起便被纳入由县政府领导的指挥体系。其横向联系明显少于19世纪中期，而纵向联系得到强化。尽管这些乡间民团从属于更大的国家建设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常常冠以“地方自治”之名，但其实并不具备显著的民主要素。(2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城市团练的处境则迥然不同。在城市中，非国家性质的组织相对密集，而国家自身往往未曾设立专门应对城市事务的机构。而且，城市团练通常由商会或同乡会资助。因此，它们呈现出与乡村团练截然不同的特性，即在很大程度上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26)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民团，直接向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尽管这个议会本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机构。(27)民国以后，城市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出现了由工会或政党资助的民团。(28)不过，对城市之外的广大乡村而言，又是另一回事。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城市民团在民国时期对乡村民团整体，或者特别对北碚的民团，产生了任何具体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民团都与国家政权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这一点上，王果看到，北碚的故事与大部分乡村和小城镇的情况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差异。四川境内团练最大的扩张发生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然而，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学者们所描述的地方为应对外来掠夺性力量而“闭锁自守”的结果，(29)因为这同时也是“团”之间横向联盟达到高峰的时期。这些联盟有时跨越了广阔的地区范围，需要通过彼此谈判来达成关于资源共享、总部选址等敏感事务的共识(第38-46页)。与此同时，争夺四川控制权的地方军阀——杨森、刘湘和刘文辉——都试图切断这些横向联系，将民团纳入县级和省级官员的控制之下，并至少部分地将团练整编入他们自己的军队。其措施包括废除用于资助团练的地方税，强制要求所有团练首领参加省上组织的培训项目，以及任命省府官僚对地方团练进行监督等等(第39、41、43页)。(30)
然而，尽管面临这些自上而下的压力，1926年，峡防区域的团练领袖和地方绅士联合起来，成功迫使刘湘承认他们作为一个地方整体的权利，并得以继续设置自己的收费关卡，以维系团练必要的财政支持；与此同时，他们成功抵制了1925年省级组织的民团培训，转而组织了自己的培训项目(第39、43页)。同年年底，在军阀达成暂时停战协议后，四川举行了一次全省的“善后会议”以试图解决多个重要问题，其中就包括民团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的四川和平会议不同，此次会议不仅包括民团领袖，还包括商会代表、教育界人士(其中一人担任大会主席)、农业和其他行业团体的代表，以及由每个县选出的“人民”代表一人(第49-50页)。同样重要的是，会议投票决定保持民团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省级行政体系，并禁止将其整编为省级军队的下属单位。
这些诉求最终导致与军阀之间的僵局，而不是让那些军人统治者完全接受。然而，王果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次会议，将其视为一项标志性事件，既标示出某种初现端倪、且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公共领域，也体现了缔造社会契约的愿望；还表明，即使是军阀也认识到，必须与那些他们无法完全控制的“人民代表”进行协商，以构建这种社会契约，并为其统治争取合法性(第50-55页)。这一点本身代表了一种政治观念的显著转变——朝向更现代化、更具参与性、更加民主的潜在方向的发展。
同时，正如王果进一步指出的，这次会议中“现代”与“传统”元素的混合——包括军阀代表的参与——意味着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需要重新认识晚清及民国时期可能出现的不论什么形式的“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根据哈贝马斯对近代欧洲公共领域的经典论述，人民武装的缺席是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从这个例子中，至少可以看出，北碚的乡村团练与若干民间社会团体有着广泛联系，更接近于大城市上海或汉口的城市民团，而非绝大多数的乡间民团。峡防局利用这些关系，阻止地方社会完全落入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掌控。这使政治参与范围突破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领袖所能实现的程度，甚至可能远超其想象，更不用说晚清十年在严密控制下的民团了。
因为善后会议未能成功迫使军阀们接受有关诉求，这种难以名状的省级层面的社会契约，或者说在省一级体现出来的现代代议政治，多停留在“有可能”的不确定状态。不过，会议也未认可军方的立场。会议之后的僵局，为地方精英们联合起来，将峡防局在四县这一更小范围内开展的乡村实验的制度化，提供了机会。四县团练联盟的领导者胡南先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是以团练为基础，创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第55页)。此外，峡防局的组织者们，通过自称为一个代表四县民意的联合体，找到了违抗省级命令的正当性，进而声称这让他们拥有了四县境内真正的主权(第56-57页)。尽管北碚最终还是找了一种更务实、更少与上级对抗的工作模式，但这种宣示主权的行为，哪怕只是暂时的，也让其显著地区别于这一时期其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一个明显的例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当然会主张自己是拥有人民主权的新国家制度的先锋。但正因为这一点，革命根据地是否应当归入“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范畴还尚不清楚，尽管两者之间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与地方自发的国家建设之间的较量，贯穿了整个北碚实验的历史。然而，正如本书所强调的，这种较量并不是零和博弈。相反，地方人物与超地方人物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交织，朝着一些双方都共同认可的目标迈进：举其大者，包括社会稳定、消减贫困，以及树立中国民族危机的地方意识。
一方面，国民党的影响逐步增强，并最终接管了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中形成的四川省政府，投入更多精力加强自上而下的控制，以及将四川纳入全国政治体系。这方面的努力在1932年后变得更为坚决，以应对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有组织活动的有限扩张(第187-189页)，和由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引发的日益增长的危机感。整个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在控制各类乡村建设项目方面的努力，客观上受到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这场危机迫使许多乡村建设的领导者接受合作，成为受政府监管的“实验区”，以换取急需的资金支持(第202-217页)。(31)后来，国民党因追击长征中的红军，加剧了对四川的渗透，随着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党对四川的控制进一步增强。
从更宏观的结构性角度来看，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的动力及其实现，根源在矿石能源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将山区变成重要的原料产地，并能带来潜在的巨大收益。(32)同时，自上而下国家建设的动力，也得益于斯科特所称的“距离压缩技术”的传播：电话、无线电、内燃机等技术的普及(第221页)，以及20世纪下半叶推土机和直升机的出现。其中重要的是，王果注意到，国民党步武前清和军阀的先例，在建立山区秩序时，首要看重将这片区域中的大量流动人口固定化，以便更容易征税、管控和动员。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早期的组织工作则强调招募流动人口(包括失地农民、无产化的流动劳工，有时甚至是土匪)，并利用其流动性，尽管最终中国共产党也希望能将他们安置下来(第197-202页)。
峡防局难以摆脱国民党的压力，最终也如其他乡建项目或地方实力派支持的团体一样，不得不接受国家更为严格的监管。在北碚的案例中，这种监督表现为在其之上设立了一个省级委员会(第217页)。然而，北碚保留了比许多其他实验区更多的自主性。这部分归因于，北碚的领导者与那些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者一样，能够利用矿产经济带来的现代产业部门的优势，其经济增速远非纯农业经济可比。这也部分归因于，这种以矿石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能让峡防局招募没有土地的流动人口——他们通常是弱势群体，因此更易接受新型组织形式，有的甚至具备武器使用经验，因此可以从事矿工、搬运工、护卫等职，被整合进团练的框架之中。同时，他们也与定居农民相互配合，在这方面与其他乡建的做法并无二致。
晚清至民国初年，这一地区流动人口的比例显著增加，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清初以来吸引新移民的未开垦农田的枯竭，山区的矿业日渐繁荣。事实上，因流动人口数量增多引发的恐慌，正是当初当地创建团练的一个重要动因(第228-229页)。(33)通过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并将其纳入地方治安力量，这样的“驯服”方式，不仅成为峡防局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为边疆群体建立合法身份做出了建设性的成就。
最后，北碚成功地保住了至少部分的自治权，这或许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于许多其他地方的改革，北碚从未将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完全托付给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或控制中央权力的其他政治势力。大致从1929年开始，王果认为，四县团练领袖会议的焦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专注剿匪的安全事务，转向民众教育和改变行为方式的移风易俗(第100-103页)。
稍后，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卢作孚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它让北碚民众保持着对国家事务的日常关注。在此，重要的是，要看到北碚的民众教育与国民党的唤醒民族危机意识努力，在内容上有所契合，但不同的是，前者强调民众利益的驱动，这种方式令人不禁想起晚清的保路运动(在四川颇具影响力)和早期的同盟会及国民党，但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迥然不同(第98-99页)。北碚也提倡一种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公”的概念，它认为个人应该直接连接于非基于宗族的社区，而不是凭借家庭或者家族的中介建立这种关系(第98页)。对于现代民族主义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但它也代表了与国民党某些版本的民族主义的不同形式，更接近于共产党提倡的民族主义。(34)
我尚不确定，是否如书中所称，峡防局敦风化俗和民族主义的民众教育，鲜明体现了北碚持续的独立性。尽管它们确与国民政府的官方宣教不同，也消耗了本可用于打击四川反政府活动的资源，这显然是国民党更希望用力的方向，但这只不过是些许微末差别，国民党也易于容忍。然而，北碚这些民众教育的举措，至少可以证明其中延续了某种程度的自治，并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卢作孚对改造中国乡村的愿景。
讨论完1929年的善后会议及其达成的政治协议——它们设定了20世纪30年代北碚半自治的政治框架，本书其余部分转而讨论峡防局在四县中推行的乡村改革。从那时起，匪患的威胁已大不如从前，峡防局得以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之上。
如果说北碚的乡建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与真正的民主精神有所契合的话，它究竟深入到什么程度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峡防局与清代和民国其他团练或基于军事化的组织大不相同。这些差异显著地表现在北碚团练的社会基础，团练之间的横向联结，以及峡防局宣称的努力方向等方面。学者们一再证明，所谓的“地方自治”在新政时期，尤其是国民党治下，通常仅是一个民主化外衣，其本质却是一套自上而下、远非民众化的国家建设措施，其核心是推行所费不菲的新式警察，大大地延伸了县级政府的权力下限。(35)需要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中期，团练局和厘金局本是更大的、多少更为横向的士绅网络的一部分，相对于政府纵向的等级而言，前者这些跨地方的联系往往基于非常传统的关系，比如宗族，或者科举考试中座主、门生关系中的“同学”，抑或是共事同僚中的前辈。(36)这些纽带毫无疑问是有效的，不过它们要么是依附性的(如家族纽带)，要么是高度等级化的，或者是基于政府内部的家长制式的仕宦经验。因此，很难将这些横向联系视为某种现代政治的先兆，因为现代政治需要在与不同团体之间进行广泛协商，达成共识，而且这些团体至少应该有一些是政府圈子之外的。
若要在19世纪寻找真正起于民间、超越政府控制的民团，最可能的地方，也许是在与浙江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大相径庭的贵州东南部高地。这些地区分布着侗族(数量较少)和苗族村落，被称为“款”的男性(偶尔也有女性)代表家族参加村落大会，并定立契约。开会之所，任何村民都可以发言，一旦缔结合约，即被视为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而更大规模的集会则将多个村落组织起来，缔结更大的协议，有时甚至囊括数万人。(37)至少在19世纪，这些集会有时也创建民团，方便履约和御匪，类似于汉族地区的保甲和团练。(38)胡林翼在贵州任职期间(1851-1855)颇重视组织团练，并在后来为官两湖(1855-1861)期间，更大规模地推广了这一做法。他注意到这些本地民兵，并设法与之协作，(39)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其中的原始民主要素感兴趣，更不用说他主动利用这些要素树立影响，进而创造性地创建具有影响力和创新性的准军事部队以对抗太平天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以“款”为单位的本地民团首领，很多从该地的木材贸易中获利，或取得科举功名，越来越像儒家地方精英，越来越偏离当初那种准民主的特征。(40)
同样，在这里我们能见到，20世纪以前的一些民团，成为了更大范围内争取自治努力的一支力量，不过这样的实践，严格说来，既不持续，也不系统。因此，北碚之所为，固有其“传统”根源，但究其要旨，应该说是全新的。
的确，如王果所言，峡防局内团练团体的横向扩张，代表着某种更接近现代代议民主的权力起源。由于现存史料的有限，尚难断言这些相似性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但这一问题显然值得进一步探究。而且，北碚的例子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它的横向合作并不依赖于明显“传统的”联系，相对于19世纪士大夫及税务官之间的科举联系。这进一步证明，产生这种彼此信任与合法性的根源，在外人看来，是某种比起科举更加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新因素，某种宪政式的，接近于现代意义上“公共领域”的东西。同时，本书提供的大量证据显示，峡防局支持者所用之话语符合这一基础，并表现出了某种民主倾向——而语言与修辞在塑造和强化这一新理念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安全到发展
峡防局的民兵还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他们被认为是“公民兵”(citizen-soldiers)而非传统观念中的“农兵”(farmer-soldiers)。如果团练要在一个正在推行工业化的社会中扮演核心机构的角色，这一变化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也包括克服中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偏见。在这方面，同样可以追溯北碚20世纪发展的19世纪先例，但是，毫无疑问，北碚体现出了重要的创造性。
在前现代西方世界——从古希腊到早期现代的若干城市国家——“士兵”的概念，即拥有专门职业，且能自食其力，就理所当然地与男性“公民”的概念绑在一起，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所捍卫的政体的主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拥有某些权利，使其可以参与政策制定(这当然也意味着城邦的许多居民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都对选举权设有各种限制，有时还相当严格)。然而，在那些毫不顾忌民主的国家——包括那些最早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君主政权——赖以应对战争的，主要是全职的、付薪的士兵，无论是雇佣兵、征募兵还是世袭军事户籍，同时也依靠军事力量的组合，包括正规军、职业警察以及相对缺乏武装的地方治安团队，控制犯罪。当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各自以不同形式，复兴“民兵”这一概念时，它被建诸于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公民权概念(citizenship)之上，尽管当时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公民权。公民权的理念影响深远，在那些声称代表一个民族的、多少带有民主色彩的国家中生根发芽，并且演化出体现人民意志的各种制度，尽管很多还保留了强大的君主制，而且不同程度地限制享有公民权的范围。
帝制中国的居民，当然是“臣民”，而非“公民”，因而武装他们，并不能基于这样的理念，即他们是所捍卫的政体的主人。然而，这里存在另一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很多世纪之前，即务农之人，通过农业活动，将天与地联系起来，以供养生计，就像帝国祭祀时一样，因此他们身上具备特殊的美德，使之成为可以被信任持有武器的“良民”。除了这种宇宙观的论述，在更务实的层面，农民是安土定居之人，故易于登记造册，他们有非常具体的利益考量，去抵御土匪和叛乱，因此只要不被派遣到离家太远的地方，他们愿意提供至少部分支持。他们是保甲和团练的理想人选，为地方安全贡献力量(有些时候，家族为了耕种国有土地，需要贡献一名全职士兵，作为交换。不过，到清代，这仅适用于极少人群，因为90％以上的土地已经属于私人所有)。(41)
相比之下，非农人口几乎从未被纳入传统团练的体系中，这种态度直到清初仍未改变。如前所述，矿工、伐木工、搬运工等人群流动性强，难以注册；他们与农民相比，更难成家，并养育子女，更容易成为纯粹男性社群的一员，这通常被认为是危险的——如果他们进入了某个定居社群的话。(42)明代及清初的统治者，总体上对这类流动人口及其聚居的高地地区感到无计可施；他们寄希望于尽可能地限制人们进入高地，而不是将之转化成居民，或者开发资源，使其为我所用。
然而，人口增长、商业化加剧以及城市对高地资源需求的扩大，让高地治理的问题不可永远忽视下去；而大小金川之战，将成千上万的挑夫、士兵和其他单身男性为主的人群带入西南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趋势；18世纪末的白莲教起义和苗民起义，则让这一问题避无可避。(43)因组织团练、帮助清廷镇压白莲教和苗民起义而闻名的严如熤，就主张伐木工、矿工、山地造纸工及采药人都可以被转化为“良民”，值得信赖进入保甲或团练。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让他们的收入更加稳定，为此提供必要的帮助，比如，在不景气的时候，提供贷款，让矿业继续运营。一旦他们有更加稳定的收入，严如熤指出，他们便会定居、落户、成家、生子，最终还会有家族墓地，可供祭扫。(44)与之相对，他认为农民不太能够成为高地地区的稳定力量。因为一旦森林被砍伐殆尽，山地关键作物，比如玉米和土豆，无法有效固土，势必造成水土流失和土质退化，三两年之间，就会迫使农民流动，迁徙到新的地方。(45)严如熤和其他官员还建议，对各种流动职业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如何通过他们自己的领袖实现更好的规训，使之与国家安全的考虑相协调，而非单纯依赖国家强制手段或一味镇压。(46)他甚至建议，在某些偏远地方可以默许非法盐业生产的存在，因为合法的盐业无法覆盖那些区域。(47)
这些反思，至少有若干方面，延续到了乾隆嘉庆过渡时期的危机之后。河南籍状元吴其濬，在1844年至1845年的云贵总督任上，对开发云南自然资源多有论述，主张在此多山省份中扩大非农就业，强调矿业社群实现自我管理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可能。在很多方面，他提出的办法与严如熤颇为相似。矿主和其他社区领袖当与社区订立明确的“约书”，确保人人完成登记；官员则应确保矿主有足够的信用，以免他们在盈利之前就因供给短缺而跑路；同时，应劝阻人们到过于偏远的地区单独行动。(48)鉴于这些情况，吴其濬认为，矿工应该成为安全的保障而非其威胁：“当他们能够依赖稳定的就业时，即使有人企图驱赶他们，他们也不会离开。”(49)
实际上，吴其濬认为，恰恰是农民更可能成为山地社会的安全威胁，因为水土流失迫使他们频繁迁徙，而产量低下又导致他们即使是定居，也居住得过于分散，难以形成防御组织的有效契约。对此，吴其濬与其前任的一位云贵总督伊里布有相同看法。伊里布1836年写道，山地农民中有些人，远赴最偏远之地，焚烧森林，在灰烬中耕种，正是他们，最难造册并纳入保甲，因此也最容易引发安全问题。(50)可能像吴其濬所称赞的那样的组织比我们所知的要多得多，正如杨煜达和金兰中最近论证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云南官员有时宁愿不公开承认存在甚至规模相当大的矿区社群，却暗中依赖他们来完成维护安全和筹集税收的任务。(51)四川本地在19世纪也存在一些由煤商组织的民团，尽管数量上远不及士绅所组织的(第123页)。
19世纪中期，叛乱再次爆发，非农业的民兵再次在山区高地的防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我们更注意那些以农民为基础、在河谷地区组织的武装力量，比如曾国藩的部队，他们也被清廷官员标举为民众忠诚与英雄主义的典范(这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毕竟，这是全国人口最稠密、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前文已提及贵州木材产区以少数民族“款”组织的民团；与此同时，岑毓英的部队，在平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变(1856-1873)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也使他成为平乱后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大员，而这支部队看似就起自于他在黔滇边界山区为自有矿山组建的安保团练。(52)
的确，19世纪存在动员非农业群体来管理自身安全的先例，也存在这样的观念，即培育非农业产业，可能是西南山区应急动员与长期稳定的关键。然而，北碚的实践显然大大突破了这些早期的例子。北碚不仅将非农人口视为值得信赖的团练候选成员，将团练成员的资格与公民身份联系起来，还试图通过团练建设推动工业发展，将农民(以及流民)转变为非农业的劳动者。接下来，我们将转向讨论北碚如何推动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
从农民到团兵再到工人
接管峡防局之前，卢作孚从事过教育，也做过官，但他最成功的还是作为企业家。他于1925年创立的民生轮船公司(在与刘湘大量合同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为重庆附近汇入长江的川江上的主要航运公司，随后成长为重庆至上海长江航线上的主力之一。尽管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但自辛亥革命以来，渝沪航线发展迅速(第74-76页)，到20世纪30年代，民生已成为该航线上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53)
卢作孚在航运业的成功，创造了许多对北碚发展来说重要的联系(第127-138页)。最直观的是，他的轮船需要用煤，这使他对提高北碚煤矿的可及性抱有浓厚兴趣，并促使峡防局优先考虑修建通往这些煤矿的铁路(民生公司投了资，但并未直接修建它)。这显然不仅仅惠及这家航运公司，更廉价的煤炭对该地区的各种企业都至关重要，包括当地众多的小型盐业生产商(第120页)，对他们而言，煮卤水的燃料费占据着生产成本中的很大比例。煤炭本身也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出口商品。与此同时，航线还通过开发本地往下游出口的其他商品并从中获利：在这方面，峡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鼓励发展一系列低技术产品线，如手动织布机织布和编草鞋，并进一步推动中药材等传统出口商品的繁荣。另一方面，民生公司的上海的办事处对北碚获取现代化装备具有战略意义，进而促进了北碚的基础设施建设。电话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重庆周边地区最终建成了一个基本的电话网络，并延伸至很多乡村地区，这一成就大大领先于成都(第152页)。的确，民生公司的发展模式——看重直接从上海到重庆的航运服务，而对长江沿线其他港口的交通开发则用力较少——这表明，(54)对民生而言，具备支持四川现代化项目的能力、建立与国家政治舞台的联系，至少与追求利润同样重要。
尽管具体统计数据难以获得，但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北碚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产出和工业就业都有显著的增长；城镇人口也随之增加(第127页)，涨幅达到了总数的30％(第7、127页)。不足为奇，正如王果注意到的，有些人将北碚项目视为创建“模范城市”的尝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其目标是创建“模范乡村”(第115、124、128页)。
毫无疑问，卢作孚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值得追求且自有其价值的目标；但必须认识到，在他的思想和峡防局的实践中，经济增长始终与保障安全的追求和培育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的愿望交织在一起。这三个方面的交汇点，便是一旦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匪患和军阀混战的直接危机平息之后，如何安置武装人员的问题。
战争或叛乱一旦结束，安置士兵的去军事化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乡村民兵理论上应该卸甲归田，尽管大家也认识到，这条路能否行得通往往需要国家的干预，以重建被毁的基础设施，此外，战时的动荡和持有武器的人员的增加，二者的交织增加了边界、继承和其他日常纠纷演变为暴力冲突的风险。然而，更棘手的问题在于那些已经完全军事化、依赖军饷为生的士兵，即将面临的停薪问题。他们中有的从未务过农，或者迫于土地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而投身军旅；另一些人的确曾经是农民，但被认为沾染了某些军中习气(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军队中常见的吸食鸦片)，他们是否还能甘于农耕生活，一般人对此并不看好。(55)
从21世纪的视角回望，解决遣散士兵安置难题最简单的办法，或许是引导复员士兵到稳定的非农业部门就业，可能一开始是让他们兴建基础设施、工厂等等，以待更多的工业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类建议在过去极少被提出，即使提出也很少得到积极响应，它们与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相左，包括针对非农业部门、游走的单身男性以及兼有以上两种特征之人的各种成见。(56)在北碚，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扩大非农业就业提供了可能，而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日益脱离农业(以及稀缺土地资源)的趋势也提供了参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卢作孚开始创造“工兵”(“士兵—工人”，而非“农兵”，即“士兵—农民”)，作为他社会改革计划的核心，即将潜在的危险分子转变为可靠的公民，同时改善该地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为持续推进的改革努力提供财政基础(第92页)。
关键在于，卢作孚将“化兵为民”看作一个过程，当从士兵应招进入团练之初就开始，经过为期三至四个月的培训课程，培养他们业务技能和公民意识(第85-90页)。(57)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将固化的稳定生计作为终极安置的传统观念，他希望所培训的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中继续保持工兵的身份，以便随时为安全事务及各类建设活动服务(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事实上，正因为他希望民兵能够长期并随时可用，所以他才认为非农业就业的人实际上比农民更为理想，因为农民在特定季节无法中断耕作(第77、91页)。这一偏好使他将招募的重点放在破产农民和边缘农民身上(这些人本身可能更倾向于应征)(第82、84页)，而不是传统团练主事者理论上更倾向的经济条件更优越(因此据说更少“危险性”)的中农。
尤其是在峡防局成立之初的那几年，民兵的非农业就业形式，与其作为防匪武装的部署方式并无甚差别。例如，首要任务之一是守卫通往煤矿的新铁路(第93页)。此外，还被动员去疏浚航道，砍伐运输用于传送电报、电话的木材电线杆，一旦这些分散且易受攻击的设施到位后，还要负责守卫(第93、153页)。然而，这些就业形式本质上是过渡性的：民兵，稍后及其家庭，最终被转移到煤矿、织布厂和其他生产领域中，而他们的角色，无论是作为维护治安的武装，抑或是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从事运动式的资源开采和建设的角色，势必都归于弱化。
20世纪20年代末，各式各样的企业在北碚如雨后春笋一般创设兴办(第100-103页)，此后仍在继续新增。观其大略而言，尽管北碚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并较早建立了发电厂(第137页)，其生产仍基本采用了相当劳动密集型的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第94-96、140页)，而非简单地采取能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尖端技术的运用，从其运用场景看，更多是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量，而非单纯的经济需求。例如，北碚的电话网络最初主要用于连接各团练机关，并快速向其分队传递警报(第150、152、155页)。不过，这种模式在20世纪初期也是相当常见的。(58)
北碚的许多非农业岗位是兼职性质的，尽管很多工人希望这可以成为他们完全摆脱务农的过渡阶段。大量工作集中在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尤其是铁路(第140页)。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的引入似乎并未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冗余过剩。这意味着平均劳动生产率可能提高不多；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总产量的增加，同时带来了劳动需求的增加，从而创造了机会以扩大稳定就业的公民数量(第143页)。
因此，北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似乎契合了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阐释在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劳动力的社会中，如何开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模型中，发展必须由外部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协调努力来启动，将部分“过剩”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体系的建设中。经此动员，劳动力被转化为资本，这一过程理论上一直延续，直到新增的生产能力足以消耗劳动力的过剩，以及工资开始上涨为止。(59)
而且，在依靠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北碚也预示了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农村推行的更大规模的实践，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类似发展模式的重现。(60)不过，大量既有个案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人口非常密集的国家，通常也没有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过剩”劳动力——即那些可以从农业中转移而不降低农业产量的劳动力——肯定比计划者预期的要少。(61)结果，这种发展方式也不得不止步于此，一旦出现因强烈的劳动力需求，食物供给陷入短缺，就会转向依赖于强制手段。因此，持续的增长很快就需要一种不同的策略：通过教育和公共卫生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进而实现在生产产品和供给市场两个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也会倒逼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就像后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改革开放那样。
北碚，如我们所见，付出了巨大努力，尝试通过改进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提升劳动力的素质(第172-185页)。然而，由于峡防局的存在时间不足一代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当通过刘易斯式的农村未充分就业劳动力动员所获收益耗尽后，北碚的发展会走向何方。我们也看到，北碚已经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投资意愿，无论是探索新的产品线，还是通过技术驱动，为未来的升级奠定基础。北碚的西部科学院有意地支持实用项目，以支持地方的发展——包括林业和农业(也包括棉花种植，尽管成效不佳)，以及煤炭和水泥制造等领域(第160页)。由于峡防局存在的时间不长，我们难以评估这些技术升级投资的经济意义，然而，它们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既是北碚发展目标的证据，也成为了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重要部分，这样的“现代化”蓝图已经超越单纯经济发展本身了。(62)
超经济发展
非农业就业可以说是帮助北碚家庭转型为现代公民的一条有效途径，但不会有人认为只有这一条路径，或仅靠工作就能达成目的。为了培养当地居民的符合现代公民的思维习惯，峡防局兴办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复杂的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博物馆、报纸、体育场等等。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如前所述，部分是出于培养更富能力的劳动者的考虑，但这并非其主要目的：对卢作孚而言，一以贯之的首要目标始终是塑造现代公民。
北碚的文化“现代化”的探索，始于打击那些被认为有消极作用的文化，包括1927年的接管寺庙(第115页)，以及选择性地破坏宗教偶像，主要针对较小的寺庙和神像(第126页)。这一做法并不少见，与北伐时期华东华南类似的运动也大致相仿，也与清末十年间将“淫祠”寺宇改作学校或其他世俗公共活动场所的做法遥相呼应。随后，更多建设项目迅速展开，包括兴建用于通讯和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用于科学技术教育的场馆(如博物馆、学校、图书馆)。同样，这些设施常常是通过将原有寺庙建筑改作世俗之用而来的。
这些文化建设的实施时间较短，覆盖的人口规模有限，因此我们无法有把握地评估其转型的潜力及局限性。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即便在短短几年内、相对有限的预算下，北碚仍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到1931年，北碚学校的入学率达到43.8％，远高于全国23％的平均水平(第172页)，更是大大超过了当时农村地区和内陆相对贫困省份的平均水平。北碚图书馆的年读者量达到约78000人次，其中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尽管其中一半是学生或峡防局职员，但这也意味着另一半是普通民众(第174-176页)。此外，约30万人接种了疫苗，医院使用率也颇高，医院补贴一度成为峡防局的最大支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任何领域的开支能够超过治安，成为地方政府的最大开销，都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医院结合中西医治疗，吸引周边10英里范围内的病人前来就医；疫苗接种尤其受欢迎，有利于吸引民众参与到其他的改革项目中来(第179-181、184-186页)。如果再一次将这些改革，放在民国时期四川的深度贫穷和暴力频仍的背景之下，这些成就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当然，北碚的乡村建设的探索及其成果，若与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的巨变相比，显得有些渺小。然而，将一个在乱世之中、仅能短期推行的小规模实验所做出的成果，与一个强大国家以数十年之力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显然是非常不当的，也不应该顺着这种思路，低估北碚的成就。尽管书中论及了许多非常宏大的问题，但本书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基本事实：它是一部推行改革的地方史——这一立足点的好处在于，方便从微观层面向我们展示，当事人如何具体地应对这些棘手问题，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本书明智地避免写成一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史、政治组织史，或者乡村社会史。然而，却引人入胜地将我们所知的北碚为培养现代公民所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绩，置于20世纪更大的历史洪流的既有研究之中，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乡村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之中。
这一研究如何改变我们对1949年前中国乡村文化变迁总体图景的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西方和日本历史学界日益将研究兴趣聚焦于社会史、经济史，以及非精英的历史。对于中国史的学者而言，这种趋势很自然地契合了探究农民革命起源的浓厚兴趣，这一研究兴趣不仅受到了当时思潮和理论重要的激发，也有感于同时期越南、古巴、尼加拉瓜等地声势正隆的农村斗争的政治影响。因此，尽管有很多学者关注晚清和民国的乡村研究，但通常较少涉及乡村的文化史。加之乡村文化史的文献资料远不如经济史和社会史丰富(土地所有权、物价等信息常有文字记录，而农民极少留下关于信仰的书写记录)，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外国学者能进入中国农村开展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乡村的准入性大大改善，恰好大致碰上了西方学术界强劲的文化史转向。这样的因缘际会，本应该迎来的一场乡村文化史的研究热潮，然而，这却并未真正出现。这部分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将学者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一些话题，包括如企业家精神、工厂生活、消费主义、性别角色变迁、大众传媒等，这些话题在1949年前基本上是城市问题。研究兴趣的如上变化，也造成很多学者在关于近代中国崛起(及其特殊性)的宏大叙事中，不再看重农民革命及其起源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如今已积累了大量关于民国时期乡村文化发展的学术成果，王果此书对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研究大致围绕三大主题展开，尽管三者并不总能被清晰地区分开来。这三个方面，在此都透过北碚的例子，加以讨论。
第一，学者们关注“现代”社会文化实践的建立和推广，以及“传统”社会文化实践的减少或消灭。前一方面包括入学率和识字率的提高、接受疫苗接种和现代化接生技术，以及关注全国新闻等；后一方面包括摒弃缠足、算命、早婚等传统习俗。相关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子主题，是在某些改革推进过程中“强制”作用的探讨，例如强制关闭“淫祠”并将其改作他用，或者民间对某些运动的抵制。(63)在北碚的案例中，同样可以看到对被认为属于迷信的庙宇及物品的破坏(第115、126页)，但这并非王果叙述的主线，甚至连对这种偶像破坏的抵制也不那么起眼。这是否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相比于伴随着北伐而来的“反迷信”运动，北碚的这一变迁更少冲突，也更少诉诸暴力，现在还不得而知。这样的差异，可能仅仅是因为所存留的史料造成的，不过看起来至少可能的情况是，在北碚这样一个相对外来者干预较少的地方，更倾向于使用正面的激励，而不是强制的手段。
第二个主题，更加专门，是关于试图培养树立并为之献身的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这是西方学界早已有之的先发领域，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关于农民民族主义与经济贫困化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意义的有关争论。(64)大体而言，虽然大家都注意到许多提升农民民族意识的努力，但却很少发现1937年前民众的乡村民族主义的证据。(65)这里，比方沈爱娣(Henrietta Harrison)就曾做了有意思的研究，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视角出发，思考民国时期“民族国家”如何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通过暴露在新历、新式服饰、现代节日等革新的礼制之中，由此提示大规模地接受这些新的象征，让人感到自己已经属于一个后帝国的民族国家。(66)但恰恰因为这些象征融入了日常生活背景，使用它们并不需要对新秩序抱有多强烈的认同，更不要说为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做出牺牲。这种认同距离许多民国政治家(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和知识分子试图培养的民族主义公民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体而言，乡村建设研究——与其本身一样，主要关注的年代在抗日战争之前，认为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颇为有限。当然，许多参与乡村建设的改革者都希望乡民认识到中国地缘政治的困境，不过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一转变需要从更地方、更切己的关切开始，例如防匪安全考虑，或是减轻贫困问题。尽管20世纪30年代很多乡村建设项目愈发依赖政府财政支持，进而增加了它们与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的联系，后者名义上也宣称培养民众民族主义，但现实情况却适得其反。因为国民党希望压制那些公开反日的民众情绪，这强烈打击了试图组织可能激起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也给了基层的改革者另一个理由，将其关注点局限在地方事务之上。
因此，绝大多数乡村建设计划都试图培养乡民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却未必期待这种意识会在短期内发展为强烈的民族意识，更不要说民族主义者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将抗日的外衣与激进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之前，乡村中国并不存在民族主义意识呢?
一些学者认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早在延安的政策推行之前，至少在某些农村地区，已经广泛地出现，它通常集中在可能激发强烈民族主义反应的关键大事件之上。毫不意外，这样的事件常常包括直接的外国侵略或者有关新闻，它们让抽象的外国霸权变得可以感知。像这样的导火索，包括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晚清时期关于路权矿权的冲突、凡尔赛条约和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及其激发的大罢工、九一八事变、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等等。然而，除了抗战，其他事件大多未能为广大乡村所直接经历。因此也很难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事件改变了乡间民众的情绪，或清晰解释此类转变可能发生的有关机制。对绝大多数乡间民众而言，要对这些事件有亲身的经验，就必须经过某种媒介加以传播，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足够强大的传播渠道能够将这些信息传送给他们。(67)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关于抗战时期陕西的研究展示了一种完全不需要中介的可能，不过他关注的地区有着日本暴力和掠夺的直接经验，然而，正因如此，就不能证明这一地区由此而来的仇日情绪是否能归因于民族主义。如唐纳德·吉林(Donald Gillin)指出的，农民对正在抗日的阎锡山军队的掠夺行为的反应似乎也与此相类，这表明这种愤怒更可能源于对当下生存环境的反抗，而非一种深层次的国族意识。(68)同样，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关于排外情绪如何出现在鸦片战争期间和稍后的广东乡村的研究显示，有关英国军队暴行的直接的、亲身的暴力经验，激发了强烈的“我们与他们”的人我差别反应，明确地支持了中国民兵的对抗性行为。然而，他的研究仅限于非常局限的时间与空间，并未证明这种对侵略者强烈的敌意，可以转化超越地方的“中国”民族国家意识。(69)与之呼应，拉纳·米特(Ran Mitter)对九一八事变所引发反应的研究说明，尽管许多积极分子试图利用这一事件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但除了那些深受现代媒体(如印刷品、录制音乐与电影)影响的城市社区以外，收效甚微。甚至在东北本地，米特发现反抗常常与地方关切紧密相关，而不是因为与中国其他部分分开而产生的反感。
与上述研究不同，王果的北碚研究并未强调对“标志性事件”的反应，尽管它们也被提及。然而，他所专注的是卢作孚构建的、用于增强对超越地方事件和问题关注的一套特殊机制，书中称之为“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受到补贴的报纸、图书馆，以及作为公民或军事训练的旅行等等(第105-115页)。这与李孝悌在晚清启蒙研究中所采取的方法类似，关注的重点并非在于改革者千方百计想要传送到社会底层的信息的具体内容，而是讨论它们创造的用于传达信息的各式各样的工具，比如戏剧、歌曲、演讲等等，也包括在扑克牌和麻将牌背面书写教育民众的信息等类似的事情。(70)
这种关于信息传播方式的研究，与“触发事件”及所兴运动的研究，是暗中互补的。如果缺乏可以反应的重大事件，以及组织者对其叙述与引导，激发特定的集体情感和行动，仅有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并不足以创造新的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孝悌和王果所讨论的，是各自时期真正触及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软件”所需要的，即信息传播的“硬件”。同样，因为北碚乡建历史不久，我们尚不可确知这些设施给民众思想造成了多大的不同——是否使之超越直接的地方经验与过去世界更大的宗教基础?然而，这一案例确实提醒我们关注一个创造“现代公民”的关键环节——一个被许多学者忽视、但卢作孚特别重视的环节。很明显，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音乐、艺术及其他形式的媒介向远在西南的北碚民众传递了关于此次危机的消息，甚至包括很多文盲的受众(第105-114页)。这些努力显然独立于米特所强调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宣传工作者的工作，(71)也表明我们需要扩大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探讨民族主义从何时以及如何开始影响到中国广袤乡村的不同部分。然而，人们多大程度上消化了这些信息仍不清楚，因为我们尚没有确定这一点所需的证据。
第三个经常出现在民国乡村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主题，也是最难清晰界定的问题，持续不断地把学者们的关注点吸引到它之上。它背后通常的问题意识是：“中国的独特性如何?在研究所及的这段时间内，它有所消减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意识的预设，是一种从理想型意义上的西方来论区别，即认为西方注定是“现代的”，这就是症结，它不是从地理论区别，比如印度或者日本。由此而来，中国特殊性的问题，就常常与另一个问题绑在一起，即现代性是否必须，或者说应该，意味着全球的殊途同归。在西方经验的既存研究中，城市被当成核心的、正面的突破所在；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城市要素更多时候常常被看作是缺乏的，不管是自治、自由还是资本主义，而乡村常被视为体现中国真正特性的唯一可能的源头，无论是美德，还是缺陷。无论这种“独特性”被解读为积极的、消极的，还是兼而有之，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特征已经流传甚久，这意味着它们根基深厚，并不能由某位历史人物，或某个特定时期开展的社会运动所能决定。(72)
在此，本书再次采取了更加细致入微且富人文关怀的研究视角：既聚焦于特定个体如何推动大规模“现代化”变革的努力，同时又关注那些被认为是“传统的”因素如何持续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王果引用的北碚的发展愿景中区别于20世纪早期“主流”西方现代性的几个关键特征——例如，发展中注意保护环境，防止生态恶化(第218-220页)，以及保护而不是消灭乡村(第230页)——这些特征未必一定是“中国性”的，就像梁漱溟从儒家出发所认定的那样。相反，王果看到的保存在卢作孚“新世界”构想中的那些“传统”元素，更可以被称为“乡村的”，或仅是“渐进主义的”，而非特定的“中国乡村”的。正因为如此，其中蕴含的潜在挑战，不仅是对西方和日本发展模式的，也是针对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自身现代化模式的——简言之，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整个当今世界都有意义，也包括中国，而不是一套仅为世界其他地方准备的“中国的”经验。毕竟，中国的发展政策不时总会呼吁，让农民留在乡村，也能享受到现代性的各种益处——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乡村企业繁荣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的理念(73)——但更普遍的情况是，留在乡村(无论是主动选择，或被迫)往往意味着被排除在现代增长的好处之外，即便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繁荣时期。(74)近年来，中国计划让更多人分享现代发展的红利，倡导加速迁出农业人口，而非抵制或减少迁出。同时，与改革初期相比，乡村环境保护得到了更多关注。正如本书结论所言，北碚的经验，对一个发展高歌猛进，但又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和城乡差距的近代中国而言，就别有一番借鉴价值。(第230页)
因此，“特殊性”的问题最终让我思考如何超越本书专家层面的地方史，回到本书主题的两大宏观框架。一是北碚经验对当前政策困境的意义；二是这一故事在现代历史更大洪流之中的地位。
在当代的政策借鉴方面，本书区别了卢作孚的蓝图与很多其他改革派的愿景，卢作孚坚定推动工业化，同时又比很多20世纪的现代化推动者，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环境问题，而且他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就地城市化”政策的先行者。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相对基于大规模城乡移民的增长方式，这种城市转型被认为更少损害个人利益和社会稳定，因此也寄希望它能减少城乡差距的鸿沟(前一个目标也许达成了，但后一个并没有)。
在评估北碚实验的历史地位这方面，王果对其中生态意识和“就地城镇化”可能性的关注，将我们带回到北碚特殊的地理环境：深居内陆乡村，富有矿产，但农业潜力乏善可陈。在此，他再次提醒我们北碚这段历史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终于能够爬上高山，以及从这段特殊的历史中丰富我们对发展可能存在的多样性方式的认识。但清楚的是，北碚的故事显然不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那类叙事，其中现代技术和国家权力的进入山区，只不过是整个悲剧的最后一幕，它让山地民众别无选择，只能绝望地屈从于他们想尽力避免的生活方式；同样清楚的是，这也不是一个山地民众简单地接受现代化赐福的故事，像是坐等上面权威们的施舍。卢作孚，就像本书所示，主动拥抱现代性，甚至奋起加速地让它到来，但同时又不忘对它加以改造，正如他所做的那样。然而，最终更大的历史力量，特别是战争，意味着他和他的地方社会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无论是在利用它的好处，还是在规避它的代价方面，都是如此。但是通过这样架构关于北碚历史的叙述，作者既写出了一本细致入微、令人信服的地方史，同时又照顾到更大的问题，兼具普遍的参考意义。可以预见，这本出色的著作未来将一直得到持续的关注，从中吸取营养。
王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5)
注释：
①Kate Merkel-Hess,The Rural Modern:Re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3.
②王果：《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后仅随文夹注页码。——译者注。
③河北的高阳纺织实验区，尽管是一个大规模项目，但仍然专注于小型企业的低技术生产，顾琳(Linda Grove)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一书进行过研究。参见Linda Grove,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另见Kate Merkel-Hess,The Rural Modern:Re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p.73-77，这是在山西的另一个以手工业为重点的项目。
④Elisabeth Köll,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Asia Center,2003; Qin Shao,Culturing Modernity: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⑤Guy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Charles 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Sidney 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北：时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⑥Samuel Pao-San Ho,"Rural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Growth,Development Patterns,and Issues",Pacific Affairs,Vol.68,No.3,1995,pp.360-391；关于乡镇企业创造工作岗位数据，见Chris Bramall,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56-59。关于农村工业化有助于实现长期增长的可能，参见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67-70,181-190; Kenneth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52,No.1,2008,pp.83-100。
⑦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4-5,10-12,47-48,51.
⑧关于向以矿物为基础的能源制度的第一次过渡，参见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关于涉及中国的更广泛讨论，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20,32,52,59-68,279-283。另见J.R.McNeill and Peter Engelke,The Great Acceleratio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Press,2016,pp.8-11。
⑨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11.
⑩Kate Merkel-Hess,The Rural Modern:Re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p.111,125-138,152-155.
(11)Ho Ping-ti,"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7,No.2,1955,pp.191-201; Ho 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39-148；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118、295页；Dai Yingcong,"The Qing State,Merchants,and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Late Imperial China,Vol.22,No.2,2001,pp.35-90。
(12)Pan Yiying,"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Symphonic Spaces:Environment,Society,and Governance of Eastern Sichuan,1723-186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20; Anne Osborne,"The Local Politic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Highlands",Late Imperial China,Vol.15,No.1,1994,pp.1-46; Nanny Kim,"Silver Mines and Mobile Miners i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lands of the Qing Empire",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63,No.1,2020,pp.117-156; Daniel McMahon,"Restoring the Garden:Yan Ruyi and the Civilizing of China's Internal Frontiers,1795-1805",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99,pp.45,178; S.T.Leong,Migration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Pengmin,and Their Neighbor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68-171.
(13)Wang Wensheng,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Crisi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98-200; Sutton; Daniel McMahon,"Restoring the Garden:Yan Ruyi and the Civilizing of China's Internal Frontiers,1795-1805",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99; 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37-50; Mao Xiaorui,"A Study on the Local Militia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MA thesis,University of Chicago,2022.
(14)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64-76; Xiao Gongq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p.66-83.
(15)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65-175.
(16)Xiaorui Mao,"A Study on the Local Militia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MA thesis,University of Chicago,2022,pp.37-47。请注意，在毛小瑞的例子中，官员们确保他们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后白莲教时代的民兵，甚至不惜让他们的实力保持在较弱的水平，包括离北碚不远的巴县。
(17)参见吴大旬：《清朝治理侗族地区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20-121；道光《威远厅志》第3卷，第48b-54页；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道光十年来鹿堂藏板重刻，第18-26、49-50页；Daniel McMahon,"Restoring the Garden:Yan Ruyi and the Civilizing of China's Internal Frontiers,1795-1805",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99,pp.228-229,234-235,249-254。龙泽江、傅安辉：《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保甲与团练：九寨侗族村落保甲团练档案的文献价值释读》，《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第42-51页，尤其是第43页。其中包含19世纪上半叶汉人和少数民族保甲和团练的例子。
(18)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94ff; Stacie Kent,Coercive Commerce:Global Capital and Imperial Governanc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Empir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25,pp.145-146,167.
(19)Stephen Halsey,Quest for Power: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Statecraf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86-100.
(20)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92-135；关于更具批判性的评估，参见R.Bin Wong,"Great Expectations: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Times in in Chinese History",Chūgoku Shi Gaku,No.3,1993,pp.7-50。以及Christopher Heselton,"Reconstructing Order:Post-War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Taiping Civil War,1864-187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2017。
(21)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2.
(22)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12-216; Daniel Knorr,"Putting Empire in Its Place:Urban Elites and the Qing Imperial State in Jinan,Shandong,1639-1926",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20,pp.255-256；王果：《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第25页，注释114，北碚旁边不远巴县的例子。
(23)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7,215；如上所述，一些最近的学者怀疑这种权力下放是否像孔飞力和他的那一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持久。
(24)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16.
(25)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16-225; Philip Kuhn,"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n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270-287; Edward McCord,Military Force and Elit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London:Routledge,2014,pp.82-108.
(26)参见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88-296,337-344; Daniel Knorr,"Putting Empire in Its Place:Urban Elites and the Qing Imperial State in Jinan,Shandong,1639-1926",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20,pp.236,239-256，其指出济南的民兵从未相对独立，部分原因是济南是一个商业化程度低得多的城市；筹款不太成功，对城市的威胁不那么持久，领导地方组织的士绅仍然与省政府紧密相连(省政府直接出席，因为济南是省会)。
(27)Mark Elvin,"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1905-1914",Jack Gray 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65.
(28)Elizabeth Perry,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Worker Militias,Citizenship,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pp.29-46.
(29)G.William Skinner,"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3,No.3,1971,pp.270-281; Elizabeth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80-95,152-207.
(30)大略而言，这与日本战国时期(约1467-1592年)兴起的，建立在多村庄联盟基础上的武装农民联盟，和由城市行会联盟组织的民兵有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下，省级军事领导人和怀有民族统一抱负的人有时利用这些联盟，但最终目标是解散它们，同时将其中的一些领导人和全职战士纳入自己的部队。日本的案例也引发了关于这些联盟在多大程度上与草根“民主”运动有关的问题。有关简要概述，参见Nagahara Keiji,"The Medieval Peasant",Kozo Yamamura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3,1990,pp.334-337,341-343。
(31)另见Kate Merkel-Hess,The Rural Modern:Re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p.125-155。
(32)大致同时期云南龙云政权的兴衰——通过出口锡和其他矿产来换取技术援助和武器——是这种动态的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它创造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并使该省的领导人能够摆脱早期省级政府对他们与拥有土地的农村精英关系的依赖。关于最后一点，参见J.C.S Hall,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1927-1937,Canberc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6,pp.148-149。
(33)一种更长时段的考察视角，参见Pan Yiying,"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Symphonic Spaces:Environment,Society,and Governance of Eastern Sichuan,1723-186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20。
(34)关于孙中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参见David Strand,"Community,Society,and History in Sun Yat-sen's Sanmin Zhuyi",Theodore Huters,R.Bin Wong,and Pauline Yu eds.,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Conventions,Accommodations,and Critiqu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26-345,esp.pp.330-338。这些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变得更加棘手。
(35)Philip Kuhn,"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n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268-287; 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8-85.
(36)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25,135,146-148,183-188.
(37)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5-38、51-55、77-81页；徐晓光：《款约法——黔东南侗族习惯法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6、41-51、73页。
(38)徐晓光：《款约法——黔东南侗族习惯法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第23-24、32-36、52-53页；石开忠：《侗族款组织及其变迁研究》，第82、191页；姚丽娟、石开忠：《侗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还可参见吴大旬：《清朝治理侗族地区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其中引用了胡林翼1853年的言论称，在贵州省官员被命令组织保甲和民兵之前，贵州省的1500个寨子已经组织了保甲和民兵组织。
(39)胡林翼描述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与苗族团练合作的案例，但他同样也经常将苗族视为安全风险。参见胡林翼著，曾国荃、郑敦谨编：《胡文忠公遗集》第52卷，同治六年(1867)武昌书局刊本，第22a、10a、23a、25b—26a页。
(40)Xavier Ante,"The Wooden Sinews of Empire:Forestry,Indigenous Elites,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Southeastern Guizhou,1726-1949",Ph.D.dissertation in progress,University of Chicago,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2025，获准引用。
(41)关于清朝和民国时期土地制度中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简要概述，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71-72。
(42)对于这些经济状况的简要概述，参见Kenneth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52,No.1,2008,pp.83-100。
(43)Dai Yingcong,"The Qing State,Merchants,and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Late Imperial China,Vol.22,No.2,2001,pp.35-90.
(44)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第10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1a、4b—7a、15b—17a页。同时参见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7卷，西安：陕西通志馆，1935年，第54a—b、64b—66b页。以及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见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艺文志》第14卷，第17a—b页。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第17卷，第18b—26b、49b—50a、58b页；Daniel McMahon,"Restoring the Garden:Yan Ruyi and the Civilizing of China's Internal Frontiers,1795-1805",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99,pp.228-229,234-235,249-254。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第9、10卷；严如熤：《乐园文钞》第6卷，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a—4a页，第7卷，第7a—8a页(将同样的逻辑运用到士兵身上)。另见Daniel McMahon,"Restoring the Garden:Yan Ruyi and the Civilizing of China's Internal Frontiers,1795-1805",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99,p.256以及Daniel McMahon,"Qing Reconstruction in the Southern Shaanxi Highlands:State Perceptions and Plans,1799-1820",Late Imperial China,Vol.30,No.1,2009,pp.85-118。
(45)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7卷，第54a—b页。
(46)关于这一时期出现的管理流动人口的基本主张，参见Pan Yiying,"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Symphonic Spaces:Environment,Society,and Governance of Eastern Sichuan,1723-186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20。
(47)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第10卷，第7b—9b、14a页。
(48)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清道光刻本，第6a、37a、48b—50b页。
(49)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第97a页。
(50)该奏折收录于道光《威远厅志》(1837年；重印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9a—54a页(重印版第371-381页)；特别是第50b、51a—5、54a页(重印版第374、375-376、381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贝杜维(David Bello)认为，这些农民刀耕火种的做法，在生态上可持续的，而那些采用“汉式农业”的人则造成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和环境危机；因此，他们所能达到的较高人口密度必然是暂时的。参见David Bello,Across Forest,Steppe,and Mountains:Environment,Identity,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230。
(51)Nanny Kim and Yang Yuda,"Mining off the Map:Fulongchang and Silver Mines in the Qing Empire's Far Southwest",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64,No.3,2001,pp.251-301。另见Yang Yuda,"Silver Mines in Frontier Zones:Chinese Mining Communities Along the Southwestern Borders of the Qing Empire",Nanny Kim and Keiko Nagase-Reimer eds.,Mining,Monies,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Societies:East Asi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Leiden:Brill,2013,pp.99-100。
(52)关于岑氏以矿业为基础的民兵，参见黄世仲：《岑春煊》，香港《世界公益报》，无日期，但大约为1910年，第51-52页。关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最高峰是担任云贵总督，参见Arthur W.Hummel 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Qing Period,Great Barrington: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2018,pp.742-746。因此，他在许多方面是与更为著名的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相齐名人物——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在没有获得高级科举功名的情况下达到了这些高度。
(53)关于民生公司崛起的简要论述，请参见Anne Reinhardt,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Shipping,Sovereignty,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1860-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237-244。
(54)Anne Reinhardt,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Shipping,Sovereignty,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1860-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241-242.
(55)参见Diana Lary,Warlord Soldiers: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98-100。关于军阀士兵回归平民生活的一些障碍，即使有曾国藩在19世纪中叶领导的军队——通常被认为比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更好——复员也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参见Christopher Heselton,"Reconstructing Order:Post-War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Taiping Civil War,1864-1874",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2017。
(56)这种意见的一个例子，重要的是，它也来自一位西南山地的官员，参见后来的云贵总督张允随的回忆，5/27/YZ12，5/4/QL7(1742)和7/5/QL7，收入《张允随奏折稿(上)》(未出版，1996年稿本)。张允随在数月前的一段备忘录中，刚刚报告了由汉族移民垦殖土地造成的几个问题，见2/17/QL17。
(57)北伐期间，士兵的公民意识课程是训练的常见部分，这种模式可能影响了这些始于1928年的北碚课程。感谢Kate Merkel-Hess指出这种可能性。
(58)例如，台湾也是如此(第154页)。关于亚洲的电气化，以及监狱、警察局、军营和其他以安全为导向的实体作为这种权力的早期使用者的突出地位，参见Elizabeth Chatterjee,"The Asian Anthropocene:Electricity and Fossil Developmen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9,No.1,2020,pp.3-24。
(59)W.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Vol.22,No.2,1954,pp.139-191。在日本经济史中的应用，参见Minami,Ryoshin,The Turning Poi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apan's Experience,Tokyo:Kinokuniya Bookstore,1967。
(60)在此，我想区分一下两种非农转化的具体情况。第一种可谓“时期”，期间大量人们希望真正地退出农业(有的迁居城市，有的即使仍然住在农村，但已全然成为全职的产业工人。第二种只能算“插曲”(如“文革”期间的大寨式动员)，期间人们间歇性地动员起来从事建筑和工业劳动，但也继续负责从事大量的农业劳动，其中大部分新建项目本身也旨在扩大农田的供应，从而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61)关于这个观点，主要基于印度的证据，参见Theodore 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53-70。
(62)关于北碚改革，更消极的看法，认为它仅是重庆城市现代化溢出效应的结果，而它并没有扭转该地区农村民众福利的普遍负面化趋势，参见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321、329-339、346-358、365页等。
(63)Rebecca Nedostup,Superstitious Regimes: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pp.67-68,111-115; 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p.92-120.
(64)关于早期最富影响的争论，参见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争论的另一方，参见Mark Selden,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65)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66)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7)请注意，作为对比，Gary Rawnsley,"'The Great Movement to Resist America and Assist Korea':How Beijing Sold the Korean War",Media,War,and Conflict,Vol.2,No.3,2009,pp.285-315，关于物理上遥远的军事威胁与农村人民的日常担忧的更有效联系。在1946年—1949年内战期间，实施土地改革和动员支持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了许多联系，这代表了军事冲突与地方问题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但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往往发生在那些动员支持者的家附近。
(68)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Donald Gillin,"'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2,1964,pp.269-289.
(69)Frederic Wakeman,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70)李孝悌：《清末下层的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特别是关于麻将的部分，见第211-212页。
(71)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72)关于这样的例子，每一个都值得进一步大大关注，参见Fei Xiaotong,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Xiao Gongq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p.500-518。关于“威权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连续性(特别是第505页关于认为清朝地方自治的学者如何屈服于“幻觉”)，参见Stephan Feuchtwang,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pp.vii,20-39; Richard Madsen,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9-18,33-67,244-264；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第1-6、300-324页。
(73)Samuel Pao-San Ho,"Rural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Growth,Development Patterns,and Issues",Pacific Affairs,Vol.68,No.3,1995,pp.360-391.
(74)Wang Feng,China's Age of Abundance:Origins,Ascendance,and Afterma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并将其视为这个“富足时代”快速积累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