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大名垂日月，精光千古照中原”。这一诗句所歌颂的，是我国南宋时期伟大的民族英雄，抗金爱国名将岳飞。
提起岳飞，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立志于“精忠报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在金兵南下侵略，中原生灵涂炭的动荡年代里，岳飞愤然投军从戎，忘我杀敌，从20岁起便奋战在抗击金兵入侵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东征西讨，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战争烽火的锤炼中，他逐步由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一位统兵十万、独当一面的杰出将帅，成为支撑南宋半壁江山的中流砥柱。公元1140年，他发出犁庭扫穴，痛饮黄龙的铮铮誓言，统率岳家军反攻中原，在作战中，因情用兵，临机制胜，灵活机动，不拘常法，“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耳，然变而不可拘者，运用之妙，存于一心也。”相继取得了郾城、颍昌大捷，重创金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横扫中原，收复大片失地。打得曾嚣张一时的金兵鬼哭狼嚎、肝胆俱裂，绝望地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鸣。
由此可见，岳飞对于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功臣。正是靠了他的力挽狂澜，南宋朝廷才转危为安，避免了为金兵所灭亡的命运，宋高宗赵构才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城中坐稳龙庭，过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神仙般日子。然而“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宋高宗及其手下秦桧之流奸佞，对岳飞的丰功伟绩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对岳飞本人蓄意陷害，无情打击。正当岳飞连战连捷，跃马横戈准备继续北进直捣金朝老巢黄龙府时，他们竟然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致使其苦心经营十年的反攻大计，毁于一旦。随后又罢去岳飞的兵权，积极罗织罪名，诬陷岳飞“谋反”。绍兴十一年(公元1142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及他的儿子岳云、战将张宪等人残忍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风波亭千古奇冤。当时岳飞年仅39岁，壮志未酬，衔冤而赍。
岳飞之死是十足的冤案。他以功招祸、因忠罹难的不幸遭遇委实让人痛心疾首，扼腕浩叹，这样的奇冤在历史上或许并不多见，因为功臣遭皇帝屠戮，问题虽主要出在皇帝的身上，但是功臣宿将自身也多少有把柄可供人家利用，如居功自傲，如骄横不法等等。而岳飞的冤案则完全不同，它纯粹是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单方面为非作歹。这种际遇恐怕只有明末袁崇焕被冤杀事件差可比拟。无怪乎后人要对岳飞寄与无限的同情，并对残害他的刽子手赵构、秦桧严加声讨、痛予鞭挞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岳飞被冤杀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他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的立场，同顽固坚持妥协投降路线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被赵构、秦桧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为了满足金朝方面“必杀飞，始可和”的蛮横要求，赵构、秦桧遂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屠刀砍向功业卓著、赤胆忠心的岳飞。这个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岳飞的悲剧，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个深层次因素，是他无意中卷入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犯赵构本人的利益，从而使其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
明代文人文徵明曾作有一首《满江红》词，对岳飞被杀的原因大胆表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杀害岳飞的主凶是赵构而非秦桧，“念区区秦桧亦何能，从其欲”。指出赵构杀岳飞是为了防止北伐胜利，徽、钦两宗回朝，致使自己不能再居皇位局面的发生：“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应该说，文徵明的看法是很正确的。岳飞之遭猜忌，最终沉冤风波亭，其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北伐，战胜金兵，迎接徽、钦两官回朝，而且他还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这个主张宣布出来，这不能不引起赵构的极大忌恨，非杀掉岳飞不可了。
宋代自宋高祖赵匡胤利用军队发动“陈桥驿兵变”开国以来，鉴于前代功臣宿将擅权，以致江山易手的教训，一直把防范武将专权干政作为国家的既定方针。岳飞作为统帅一支雄师的方面大员，自然要成为赵构主要防范的对象。如果岳飞功劳不那么大，才干不那么高，就像刘光世、张俊之流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则朝廷尚可以有几分放心；或者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正义感不那么强烈，对朝廷事务噤口不言，漠不关心，就像后期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朝廷亦至少不会如此快地启动杀机。然而岳飞偏偏是一个血性汉子，“做事斩钉截铁，为人光风霁月”，对自己认准正确的事情非发言不可，这就直接触犯了赵构不可明白告人的私衷，其大祸临头也就无法避免了。
应该说，岳飞秉公议事、仗义执言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时，他就因这方面的原因而遭受过打击。宋高宗赵构初即位，年仅24岁、身为下级军官的岳飞就不顾位卑言轻之嫌而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主北上抗金。“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土作气，中原可复”(《宋史·岳飞传》)。但奏书却触怒了赵构和朝中妥协派大臣，愤懑恼怒之余，他们给岳飞扣上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了岳飞的职务。
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岳飞秉公言事的个性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遇有他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仍然要坦率表达，这样一来，赵构对他的猜忌便越来越重，悲剧的发生也就很难避免了。因为岳飞这时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军官，而是手握重兵、威震天下的方面大员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动赵构的神经，使其产生其他的联想，变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这从专制君主一方来讲，也是正常的反应。
这中间有一件事尤其让赵构大为反感，使他内心深处断定岳飞为“反侧之子”，有“不臣之心”。当时赵构因无自己的子嗣而立太祖后裔赵眘 (即后来的宋孝宗)为太子。金人方面为了挑动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表示要送钦宗之子赵靖回临安，企图在南宋皇位继承问题上制造风波，挑拨离间，煽动不和。岳飞对赵眘的人品能力有所了解，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皇位接班人，所以主张维持赵眘的继承人地位，拒迎赵靖。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主张，他决定给赵构上奏章，详细阐说赵眘应续担任储君的种种原因，提醒赵构千万不要中了金人阴险的离间之计。这时，有位名叫薛弼的大臣建议他放弃这种做法。薛弼向岳飞指出，朝廷对武将存有戒心，身为武将者应当循规蹈矩，谨守为臣的职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老实实，恭顺听命。虽说岳飞你是出于公心提自己的看法，但客观上却会使朝廷对你产生猜忌，所以还是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为好，要懂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道理！然而岳飞认为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言事，是为朝廷的前途着想，尽忠尽职，并无不可。于是仍坚持在上朝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薛弼所料。当岳飞对赵构谈及拒迎赵靖，仍立赵眘为太子的意见时，赵构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忍住怒气听完岳飞的奏章后，当即给予岳飞以严重警告：“你的意见虽说是出于忠心，但武臣不得干预朝政，乃是祖宗定制，今后决不允许你再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说完便拂袖离去。事后赵构又让薛弼转达他对岳飞的警告，不得妄议朝政。同时数派宰相赵鼎向岳飞传达类似的训诫。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猜忌之心急剧膨胀起来，你岳飞拥兵十万，尾大不掉，又居然违背朝廷祖制，对朝政说三道四，乱发议论，这究竟是想干什么？越思忖越是觉得事情蹊跷，疑窦丛生，于是就认定岳飞头上长有反骨，绝对不可信任。这样的误解日复一日加深，到最后终于通过“和战争论”事件的渠道全面爆发出来，制造千古冤狱残杀功臣岳飞。
显而易见，岳飞之死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出于公心对朝廷的具体政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意中触犯了皇帝的大忌，使得皇帝对他加深猜疑，最终亮出屠刀，制造冤案。
岳飞之死的又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封建政治的扼杀人才机制。中国历史上许多功臣勋将遭诬陷，遭迫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即一些人品龌龊、性情邪恶的国事出于各种阴暗心理、卑劣动机，秉承专制君主的旨意，在那里兴风作浪，借刀杀人。他们或捕风捉影，制造事端；或栽赃诬陷，挑拨离间；或血口喷人，狠使绊子；或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其狠毒令人发指，其肮脏让人作呕。岳飞的同僚张俊将军，就是这类跳梁小丑中的典型代表。
提到张俊，我们不得不先从岳飞坟前的四座铁铸跪像说起，游览过杭州的人恐怕都多少知道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庙里，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岳飞坟前铸有四尊跪着的铁像，供万人唾骂、古今诅咒。这四座跪像的主人公就是残害岳飞的元凶。他们以自己的无耻凶残而遭到自宋以来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唾弃，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见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公道自在人心，英雄为人所缅怀，而奸佞则为人所憎恨。
在这四座跪像中，秦桧是残杀岳飞的主谋之一，秦桧之妻心肠歹毒不亚乃夫，正是她一句“放虎容易缚虎难”，促使秦桧最终下定决心向岳飞开刀。万俟呙是岳飞冤案的直接“主审官”，为虎作伥，在残害岳飞一案中赤膊上阵，充当急先锋，罪不可恕。他们三人受声讨、遭唾骂是很自然的。可是，第四个跪像的主人公则教人产生另外的感觉，既蔑视憎恨又惋惜遗憾：原本是人为何甘愿做鬼!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名声显赫、地位尊崇、也曾立过战功的大将张俊。这位张俊长年在军中服务，也在抗金军事活动中跃马横戈，没有功劳有苦劳，一步步成为了统兵数万、独挡一面的方面大员，与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一起并称作为南宋初年“中兴四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位多少也可以称为南宋朝廷“功臣”的张俊将军，却丝毫不念与岳飞的袍泽之谊，丧尽天良，在陷害、残杀另一位大功臣岳飞的丑恶事件中，充当打手，助纣为虐。以致身败名裂，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后人唾骂抨击，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真可谓“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从史实记载来看，张俊在岳飞冤狱中的确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令人作呕的角色。是他秉承赵构、秦桧的旨意，有意自解兵权，出任虚职枢密使，从而以“旅进旅退”的政治姿态，胁迫岳飞解除兵权，出任无实权的枢密副使，使其“痛饮黄龙”、收复中原的凌云壮志付诸东流。是他编造了岳飞在淮西战役中违抗圣旨、逗留不进的弥天大谎，使赵构、秦桧找到借口，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是他处心积虑要把岳家军彻底摧毁，要置岳飞于死地，而暗中在岳飞的部将中物色能告发岳飞的奸人，抬出贪昧良心、认贼作父的副统制王俊、都统制王贵充当首告，帮助其炮制《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兵到襄阳谋反，并把岳飞牵涉于其中。也是他故意昧着良心判定王俊《告首状》中所述一切属实，亲自冲到前台，赤膊上阵“亲行鞠炼”，逼张宪自诬“欲劫诸军为乱”，并亲自伪造所谓的张宪“口供”，将张宪、岳云一同押解到杭州的大理狱中，接着又向岳飞本人伸出魔掌，将捏造的案情上达“天听”，终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冤狱悲剧。
正因为张俊秉承赵构、秦桧的罪恶旨意，鞍前马后来回奔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前期工作，一手策划了所谓“岳飞伙同其子岳云、部将张宪阴谋叛逆”案件，赵构、秦桧才能顺水推舟，制造出英雄蒙难、千古同悲的“风波亭奇冤”。由此可见，张俊是赵构、秦桧迫害忠臣、自毁长城的罪恶行径中的主要帮凶，说他是岳飞冤案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他遭到人们的憎恨唾弃，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示众，乃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张俊诬陷迫害岳飞，这固然有他品质卑劣的因素，但真正的病根还是应该到中国传统政治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提倡普遍平庸，反对个别冒尖，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谗必随之”，指的正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劣胜优败”的淘汰机制。你才华出众，功业过人，就反衬出其他人的平庸与无能，他们因而会感到不舒服，觉得没面子，心理一失衡，于是就对成功者滋生出极大的敌意，恨不得把他拉回到平庸之中，甚至要想方设法打击他，毁灭他。这样一来，嫉贤妒能、损人利己种种做法便大行于世了，小人得志猖狂，英雄进退维谷，亦成为正常表现，代有相传，不绝如缕。换言之，中国古代的“人才”，往往是揣摩人、对付人之才，而非做事建功之才。而中国传统政治之所以萎靡不振，弊端众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才”过剩而“事才”短缺。
从这个角度考察张俊陷害岳飞的行为，其初衷动机或许也能够比较理解了。张俊资历比岳飞老，地位比岳飞高，可是军事才能却远逊于岳飞，战功也无法和岳飞比拟，这样，自己的威望自然一天天不如岳飞，长此以往，可能会连带自己与岳飞的官爵地位互换位置。眼见岳飞“芝麻开花节节高”“风风火火闯九州”，自己老牛破车，光采不再，“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庭冷落车马稀”，成了“迟暮的美人”，这如何不教人妒火中烧，气填胸膺。“是可忍，孰不可忍”。要使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维系住自己既得的利益，最佳的出路便是把竞争对手打下去，从根本上消除这方面的威胁。而打击竞争对手的主要途径，则莫优于借助朝廷的力量，利用天子的喜怒哀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无妨不择手段。我同你岳飞不比军功，不比人格，专比谁脸皮厚，谁心肠黑，你岳飞如今神气，我就让你神气不起来；看看究竟是你有能耐，还是我有法道。于是乎，他甘心情愿充当了赵构、秦桧等人的帮凶，成了十足的奸佞。
总言之，岳飞一方面直言不讳，使得宋高宗赵构萌发内心深处的凛凛杀机；另方面功盖天下，害得庸将张俊之徒颜面尽失，无地自容。如此这般，岳飞尽管其心“天日昭昭”，但又焉得逃脱“风波亭之狱”，留得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