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鑫:孙中山东京行迹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0-12-09 10: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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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鑫  

  

   孙中山先生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达17年半,其中在日本9年半,占54%。这一时期,孙中山进出日本16次,其中8次是临时进出日本的。[1]是故,孙中山自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1911年其在致宗方小太郎信函中说:“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2]

  

作者唐德鑫在松本楼考察留影

  

   日本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重要摇篮之一。在日本,一以贯之对孙中山革命支持的,政治上有日本政府幕僚犬养毅;经济上有九洲煤矿的平冈浩太郎、“浪人”宫崎寅藏、实业家梅屋庄吉;后勤战备和武器供应上有“黑龙会”、三上丰夷等人。

  

   2019年1月,笔者赴日考察,在东京专程寻访几处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址。但因时隔百年,加之二战美军对日“东京大轰炸”,沧海桑田,一些遗址已无法寻觅。本文就笔者寻访的几处遗址及其历史渊源,展开论述,以期探窥“孙日关系”中更鲜为人知的历史事迹。

  

01

寻访“对鹤馆”——“中山”之名的诞生地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始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其流亡日本神户,终于其病逝前夕1924年底对日本的访问。1894年,在夏威夷相遇的菅原传,是孙中山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1897年9月27日,孙中山在平山周、可儿长一的陪同下,首次赴东京面觐日本政友会领袖犬养毅(1931年当选日本第29任首相)。这三位日本友人为孙中山早年旅日策划革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这次极其重要的会晤,犬养毅成为了孙中山日后在日本活动的重要政治保障。也无意间催促了“孙中山”名字的诞生。

  

   据平山周回忆录[3]载:

  

   “(当晚)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胁(旁)的对鹤馆内,在这馆内姓名簿子上写名字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真姓名守秘密,来写一个假名字;于是我同曾根俊虎想了一会,才想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有乐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将他改为中山,名樵。我们决定之后,就在旅馆名簿上写了中山樵。”

  

   据笔者走访,今天的对鹤馆已不复存在,但根据回忆录中提及的“数寄屋桥胁(旁)”,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查询到,其大致位置,恰好在现今日本“皇居”(天皇御宫)旁边,距离上述另一处地方“有乐町中山侯爵家”也不远。中山侯爵,即日本中山忠能公爵,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的父亲,也即明治天皇之外祖父。

  

   据史载,中山忠能位于麹町区(今千代田区)有乐町一丁目,原迹也已湮没。笔者经实地走访,该遗址大致位置,距孙中山另一处重要活动场所——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也仅500-800米之间。

  

今天的有乐町一带已是高楼林立,百年前的此处,对鹤馆、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都错落在此;笔者/摄

  

   据上述回忆录可知,1897年9月27日当晚,孙中山拜谒完犬养毅后,平山周等安排其下榻在附近靠近日本皇居的对鹤馆。入住时因需要登记姓名,而孙其时尚遭满清海外通缉,不想以真名示人,于是平山周想到,出门后经过中山忠能侯爵官邸(今东京有乐町日比谷公园附近),遂以“中山”两字为姓登记,而据可儿长一的史料载,当时的孙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为名,孙以“樵夫”自嘲。于是“中山樵”成为孙中山在日本最早的化名。后经章太炎在国内大肆宣传,“孙中山”之名始定格。

  

02

寻访“琢也家”——孙中山在东京的最早寓所

  

   1897年9月,孙中山首赴东京期间,平山周、可儿长一两人奉侍左右。可儿长一也是最早将《孙文伦敦蒙难记》翻译为日文的第一人,据其回忆:

  

   “孙中山刚到日本时,受犬养毅的介绍,住在东京牛込鹤卷町高桥込的一处房子里。当时很困难,一面有警视厅早晚监视,一面又为生活费发愁。不过在当时有位好义之士,名叫渡边元,他是个矿主,生于长崎,他直接间接在物资方面帮助孙文”。[4]

  

   笔者在东京文史学者的帮助下,查到上述提到的“高桥込(迂)”,现今位置在新宿区早稻田马场下町。又据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梁启超对“国家”认知的心路历程》[5]中提及,1898年梁启超避难东京时,犬养毅即安排梁下榻在“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込)琢也家”,而此处正是犬养毅一直用于接济中国政治流亡家的过渡秘密处所。可儿长一等人的资料中,也经常提及与孙中山在“琢也”家中会晤的文字,可以确认此处也正是孙中山在东京最早的寓所。1897年9月,犬养毅安排孙中山临时下榻于此;次年10月,梁启超避祸东京,犬养毅亦接济梁启超于此。“琢也家”成为中国政治流亡家的隐蔽集散地。

  

今天的早稻田马场下町街市;路标处显示“高田马场駅(站)”,毗邻早稻田大学;“40番地高桥(込)”的“琢也家”已无迹可寻。笔者/摄

  

   如今的早稻田马场下町,毗邻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女子大学,而且距离另一处孙中山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也仅仅7-8公里路程。

  

   从此,位于“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込)”的“琢也家”,成为孙中山最早的革命寓所,成为其与日本社会各阶层重要人士接触地和民主革命思想孕育地。

  

03

松本楼: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议事厅”


   从孙中山的寓所“琢也家”到东京日比谷公园(Hibiya Park),约6公里路程。公园毗邻日本皇居以及上述提及的“中山忠能侯爵官邸”、“对鹤馆”。公园开创于在1903年,是东京最早的西式公园。开园之初,园内一座法式餐厅也诞生应运而生——松本楼。

  

   1913年3月1日,梅屋庄吉在松本楼为孙中山(后排正中)举行“日华同志恳亲会”纪念酒会时合影。前排右二为宋庆龄父亲宋耀知。拍摄人署名:大武丈夫(Otake Takeo);笔者/摄于松本楼展厅

  

   早在1895年仲春,29岁的孙中山,“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居香港”[6],经其在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执教的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ne)恩师引荐,孙中山到位于香港中环的“梅屋写真馆”,首次会晤了后来影响孙中山一生的日本革命友人——27岁的梅屋庄吉。

  

   虽是短暂的首次会晤,但梅屋庄吉却对孙中山的革命情怀,备受鼓舞。此后数日,孙中山再次登门拜访,两人于相馆二楼密谈,纵论天下,引为知己。后来孙中山向梅屋庄吉表露了有意发动“广州起义”的行动方案,梅屋庄吉当即许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7]

  

   于是,孙、梅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合作:广州起义。此际的梅屋庄吉只是27岁的青年,在港生活并不宽裕,经多方筹资,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并多次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并委托他代为筹措步枪2.5万支、手枪1000支。后因电报走岔,泄露风声,起义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队在广州港口被一网打尽,陆皓东、朱贵全等起义领袖罹难,梅屋庄吉费尽心血筹集来的600支手枪也被悉数收缴。[8]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海外流亡”,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之间的7年里,梅屋庄吉不忘继续为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倾囊相助。辛亥革命爆发后,梅屋庄吉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武装起义成功,请求资金援助。请求派遣萱野先生。”[9]落款人是成功发动上海革命的陈其美。收报后,梅屋庄吉立刻为萱野长知支付了7万日元。而据梅屋庄吉本人所写的《永代日记》载,至1912年,梅屋庄吉总共为革命军方面支付45.6万日元。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庞大的经费。

  

   1906年6月,阔别日本故国12年之久的梅屋庄吉又返回日本,并已积累了逾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约4亿日元)的巨额财富,时年36岁。同时注册成立了“M百代商会”,创立“日本活动照相株式会社”,转身成为日本电影业奠基人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访日考察实业并募集资金,14日晚抵达东京,并见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梅屋庄吉。在东京火车站恭候孙中山的梅屋庄吉,在久别重逢后的现场动情的说道:“孙中山是盟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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