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从宋史的角度解读苏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8: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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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今天我们来谈谈历史上的苏轼。我不是苏轼研究的专家,只能从北宋历史的角度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

   我们与苏轼之间,相隔近千年,但好像有一座“精神之桥”,让我们能够心灵互通。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诸多造诣,以及他对待人生遭际的态度,都让他的形象“活”在今天。

   苏轼是一个时代塑造的杰出人物

   苏轼生活在1037-1101年,也就是北宋仁宗景祐到徽宗建中靖国年间,这段时间是北宋从沉厚安宁历经波折,走向跌宕严苛的时期。苏轼和他的友人、同道,正是活动在这一期间。

   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年的纪念大展,内容围绕苏轼,却以“数风流人物”命名,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苏轼在北宋中期历史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特定时代造就的,也是一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陳寅恪先生早年在《论再生缘》中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两宋三百年间,最为“开明”的时期,实际上是以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为代表的。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苏东坡热,某种程度上也与近些年来的宋代文化热相关。对于宋代历史,可以说评价迥异,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宋代本身存在多重复杂的内在矛盾,这在中古历代王朝中是相当特别的,当然也为我们开启了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

   大体上讲,北宋从唐代、五代走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上的“寒俊”--也就是出自平民或是清贫家庭的读书人--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一些科举出身的优秀士人,怀抱着对国家对时代强烈的责任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当时尽管也有各种问题和周折,但北宋立国以来养育的士人已经成长起来,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在政治生活之外,士人也有相对独立的文化活动空间。苏轼、苏辙兄弟在嘉祐年间受到欧阳修等人赏识推举,得以崭露头角,正是在这一时期。

   北宋中期以来,有承平开放的氛围,也有边境持续的压力,繁荣安宁与艰困忧患并存,社会环境的多元,使得士人群体既有清新从容的情思,又有激昂慷慨的格调。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都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追求哲理深邃的意趣。

   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后期,政治上波澜起伏,在给他带来无尽困扰与委屈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不凡的品格与风格。

   士人的交游圈

   士人的文化修养,都是在群体切磋中养育而成的。这种涵养与切磋,需要充分的空间和互动的网络。

   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通常是以门第、婚宦来评量人品高下,结为社会网络。而宋代社会流动相对频繁,士人通常缺乏稳定可倚靠的家世背景,前途要靠个人努力与彼此间的相互扶持,因此“举世重交游”。友人、同僚之间的切磋琢磨、诗文唱和,“同声相应,发言成章”,在宋代蔚为风气。这些群体性的交际往来,逐渐形成了当时多重的士人交游圈。

   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指苏轼、苏辙兄弟和黄庭坚、李公麟等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泼墨挥毫、赋诗题词的盛事。相传李公麟为此创作了《西园雅集图》,南宋以来也有摹本流传。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称,画图中“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

   西园雅集一事是否存在,学界有不少争议。画图中的具体细节不一定真实,但这类情境确实是经常出现。画卷毕竟并非照片,创作者完全可以荟萃不同的场景,“汇聚”式地予以呈现。当时的同年会、真率会、耆英会等等,比比皆是,

   当时的文士圈,具有不可忽视的辐射面与影响力。活跃于文士圈中的苏轼,以他的卓绝才情和人格魅力,吸引了无数优秀的追随者,成为继欧阳修之后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

   苏轼与王安石

   活跃在北宋中期政坛文坛上的苏轼,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一样,都是当时一流的人物,都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为后人所关注。

   宋神宗年间熙宁新法的推行,是北宋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到宋代的整个政治走势,数十年间朝政风云变幻翻覆,也影响到官僚队伍中许多人的政治选择及其命运。在这段时期中,有苏轼对新法的激烈批评,有司马光、苏轼等人与王安石等人因基本思路不同而进行的尖锐交锋。但我们也看到,苏轼对于以政治立场划限定界、取代理性判断的做法,是有所警觉的。新旧之间,他有基于从政经验的个人判断,而非一概排斥。

   苏轼与王安石,不是政治上的同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天下情怀方面有相近的追求,在文化方面有相近的趣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出他们人格的磊落。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据说曾经进言相救。苏轼离开黄州后,也曾专程到江宁府去看望王安石。两人像多年老友一样“诵诗说佛”,相谈甚欢。不汲汲于政坛事务的二人,相当程度上可以彼此谅解。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后,担任宰相的司马光也由衷称赞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建议朝廷“优加厚礼”。这些评价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放弃了不同的治国理念;而面对以往的政治对手时,这种坦荡的心境,让我们看到政治人物应有的胸怀。

   苏轼给予我们印象最深之处

   苏轼的造诣博大精深,诗词、书画、文章、经术兼通绝佳,这样的人物,显然如王安石所说,几百年才出一个。不过,直至今日,他仍然能够如此打动我们的心灵,并不止是由于其才情的卓越超然。他经历了无数的跌宕起伏,始终不改“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的秉性;无论是所谓的“高光时刻”还是极端的恶劣处境,对苏轼来说,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都能从容面对,光明坦荡而不苟且。他精神的旷达豁朗,性情的本真脱俗;他独立不羁的人生态度,他内在的真诚理想与乐观,他言谈创作的厚重与风趣,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苏轼的气度襟怀,真正称得上是“天下士”。他在《赤壁赋》中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境界,在他来说,是彻上彻下通贯终生的。他一方面嫉恶如仇,一方面又可以“泛爱”天下人。他不仅兄弟情深,友朋情深,而且据说“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没有半点阿谀矫饰,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宋代尽管政治风气相对宽松,但也有政治整肃、党同伐异。朝廷致力于“议论专一”,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苏轼先后经历了乌台诗案、流放海南,多次贬谪,但他的独立精神始终不倒。相比于前人“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失落与抱怨,苏轼自海南渡海夜归时所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豁达,让每一位读者无不动容。

   苏轼一生中,留下了无数的作品,有应试的策论,有面向朝廷皇帝的章奏,也有诗词,有书法,有画作。如今传世的,都是一流的杰作,效法者无数;但他自己说:“我书造意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不是专业书手,不是职业画家,所谓“无法”,“信手”,是说笔端点画不求技法,而是真切情思的寄寓,是心境气象直接的流露。这也使得他的每首诗、每幅字,一举手,一投足,背后都是鲜活感人的故事。

   针对苏轼本人的研究著述,大多来自文学史界。早年有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近年有王水照先生与朱刚合写的《苏轼评传》以及朱刚老师的《苏轼十讲》,可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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