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楠:两汉行政故事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2 次 更新时间:2020-06-22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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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楠  

摘    要:

故事本仅指代过去发生的事件,它在西汉中前期行政中不具有特殊地位。随着官僚制的发展,故事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并在汉昭帝时具有了因循意味,但影响力依然有限。汉宣帝时,以效法汉武帝为核心的汉家制度逐渐形成,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祖宗权威意味,在行政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增强。汉元帝时儒生势力逐渐强大,并与文法之吏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自此故事被等同于因循守旧并受到全面否定。至东汉,由于皇权复兴、汉光武帝对继承西汉的强调和个人对吏事的偏好,故事在吸收经典后成为了决定性政治行为依据,也对史学、历史认知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关键词:两汉; 故事; 政治文化; 官僚制;


“故事”是两汉时期朝廷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当时人在诏令奏议中称引故事的行为并不罕见。故事通常是本朝行事,有着具体的内容和使用场合,有时还会有针锋相对的对象。它近似一种政治操作手册,可以简单理解为当A情况出现时采取B行为。邢义田、阎晓君、邓小南等学者均注意到故事在两汉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从不同角度对故事进行了阐发,给了笔者极大启发。1但是过往研究往往将两汉笼统地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径直将故事视为因循的象征。在这种叙述下,故事成为了独立于两汉政治史之外的固定事物。这会极大地削弱故事作为行政依据的特性,以及它在我们观察政治时局与政治文化变迁时发挥的作用。

就字面含义而言,故事仅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既不具有因循守旧的含义,也不具有天然的权威。所以下文将详尽地分析故事与祖宗相连并被赋予权威性、成为因循守旧的象征并被时人抨击这一过程,同时阐述故事在东汉时的变异和影响。

由于后人在叙述前朝史事时受自身观念影响,或仅为行文简便,将一些不属于时人认定为故事的内容也称为故事,所以,小文将在材料上首先重点关注时人议论中称引的故事。其次,循旧、尊崇先代权威、政治理性等均可能导向选用先例行为,小文也将注意区分相同现象背后的不同思维。

此外,汉人语境中尚有旧章、旧制、旧典等表达。这些词汇有时出现在一些立意较为宏大的诏令奏议中,被用于王朝合法性建设或政治训诫;但有时也会和故事一样,有着具体的内容和指向。本文将后类也归入行政故事中一并讨论。


一故事作为行政依据的兴起与性质复杂化


目前所见最早的汉代行政故事出现在《史记·三王世家》中,“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2《三王世家》中的文字来自褚少孙在担任侍郎期间所求封策书,这里“他皆如前故事”确是时人语气。

为更好地理解这里故事的含义,我们要通观事件前后。首先,霍去病、公孙贺等根据经典称:“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3建议汉武帝分封诸子。然后,汉武帝根据自身关于经典的理解,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4对分封诸子事进行推让。反复几次后汉武帝最终同意分封诸子的提议。接着,庄青翟等对霍光等的建议表示赞同,也提出了经典上的依据:“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5上述讨论均围绕经典展开。

虽然奏疏最后也涉及先帝分封诸子事迹,“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6但这是出现在整个议论最后的补充性证据,祖先事迹在决策中不具有突出地位。据“他皆如前故事”前所述“择吉日”“具礼仪”“奏舆地图”等行为,可以知道这里的“如前故事”指本次封建将在流程细节上与汉高帝、景帝时相同,即此处的故事是一种与礼法有关的标准化流程,汉武帝君臣在已经决定分封诸子之后,需要从过往的行事中选取可供参考案例,完善行为细节。这种礼仪性程式虽在汉人所称故事中占比较大,但因不具有较大的讨论空间而通常不体现特定时期内行政特点。7

除此例外,《史记》中再无其他与故事有关的政治性言论。这当然无法说明西汉中前期行政中没有循故事行为,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故事在西汉中前期的行政中没有突出地位。

汉昭帝时出现了针对特定问题引用故事作为主要行事依据的言论。上官安在与霍光争斗过程中劝诱丁外人称:“闻长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8因为当时丁外人与盖主亲近,所以为讨好丁外人,进而换取盖主对自己女儿入宫的支持,上官安提出事成后帮助丁外人与盖主成婚进而得到侯位。为使丁外人相信自己具备获得侯位的条件,上官安以“汉家故事”为据。

故事内容“常以列侯尚主”中“常”字说明以列侯尚主不是制度规定,只是一种高概率发生的惯例。故事在此处作为上官安劝诱丁外人的主要证据出现,丁外人也相信由于前世常以列侯尚主,所以自己在与盖主成婚后即可封侯。这种行为和想法体现出,在时人眼中汉代行政倾向于遵循前例,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故事已含有某种因循意味。

此外,这里虽称“汉家故事”,但并不意味“汉家”具有更大权威性。上官安抛出的侯位是秦汉二十等爵制下列侯。由于秦祚短暂,秦时几无例证可言,所以他只能称引西汉例。无选择空间情形下称引“汉家”行为并不能证明特意强调“汉家”。

当然,此时故事的影响力依然较为有限。汉昭帝时出现了一系列对汉武帝时期政策进行调整的行为,盐铁会议上也有大量对汉武帝本人的攻击。据《盐铁论》对当时廷议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讨论依然建立在先秦经典的基础上,无论是贤良文学还是桑弘羊都没有以故事进行辩护的行为。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合理的官僚制具有“形式主义”本质,9各机构在行政中形成了丰富的惯例,这些惯例为官僚制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所以此时故事具有因循意味应是官僚制逐渐发达的自然结果,这种基于“习惯”产生的合法性无法被公开提出,成为重大争论中的依据。

霍光擅政曾对西汉皇权构成极大威胁,这一局面直至霍光死后、霍氏伏诛才有所改变。10随后,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循武帝故事”,借助汉武帝权威提高自身威望。11这一行为有着具体内容,如“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12“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13等。汉家制度的说法也在此时出现了:

(汉元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14

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倾向于重用儒生、行周政,这引起了喜用文法吏的汉宣帝的不满,所以汉宣帝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对太子进行教育,并有意更换储君。汉宣帝对儒生能力的批评在“且”字后,说明这是一种补充性证据,重要性不足。他在对话中提出的真正重要依据是“汉家自有制度”,由此可见“汉家制度”之重。又,汉宣帝口中“霸王道杂之”的典型代表是汉武帝,汉家制度实为武帝制度。汉宣帝这种对汉家制度的重视与他复汉武故事的行为实为同一过程,二者背后的理念也均与汉武帝个人权威有关。这种对个人权威的推崇与官僚制无关,并非行政理性需要。即至汉宣帝时,故事被明确赋予祖宗权威性,成为一种可以公开提出的重要政治依据。

当然,对汉宣帝时期的故事也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它们均与祖先权威有关。魏相“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他认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15这里虽强调循奉故事,但是循奉的原因是“古今异制”,这与战国以来“法后主”的刀笔吏精神密切相关。魏相奏疏称:

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早图其备。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16

疏中先帝泛指汉宣帝之前诸帝。弛山泽、省诸用、发仓廪见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夏四月,禁酤酒见于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夏。遣大夫博士巡行、举贤良等事见于史载多次,不一一列举。魏相虽称赞先帝圣德,但并非希望汉宣帝完全遵循前代行为。面对当时粮食歉收、西羌未平等情况,他认为汉宣帝应当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是一种理性的政治选择行为,祖先在整个讨论中并不具有更高的神圣性。换言之,即使魏相没有看到先帝故事,他在面临当时内外情况下提出的建议也很有可能依然如此。

汉元帝时期儒生势力抬头,不断提倡复古改制,这对西汉中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17故事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了新的含义。贡禹在初元元年(前48)明确提出: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18

这篇奏疏首先盛称三代制度之美和西汉建国初期对古制的继承,接着抨击汉武帝及其后继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当时这样恶劣的局面是因为后世君主臣僚因循守旧,继承汉武帝政策而不加改革。

不同于过往的议论,贡禹的批评并不针对具体故事,而是针对循故事这一行为。他对故事的批评超出了一般官僚制架构下的讨论,在他的批评中故事与经典呈现出截然对立。随着复古改制运动的兴起,故事在具体行事层面上若隐若现的因循意味才被公开上升至政治文化层面,并受到整体性否定。

自汉元帝时开始,循故事行为不断受到批评,这恰恰意味着此时故事地位极重。在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杜钦建议设九女之制事、19河平元年(前28)许后上疏言椒房用度事、20阳朔元年(前24)杜钦为冯野王父子辩护事、21绥和二年(前7)杜业为翟方进辩护事22等事件中,论争双方均对故事有无进行了讨论,围绕着故事进行交锋,故事在政治领域表现出强烈的合法性。汉哀帝时王嘉的遭遇也同样说明了这点:

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门上。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23

王嘉封还益董贤户数诏行为引起了汉哀帝的不满。汉哀帝企图通过召诣廷尉的方式逼迫王嘉自杀。当使者到达时,王嘉的属吏以“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为由劝他自杀。在生死这样的大事中,故事依然可以作为证据公开提出。

综上而言,西汉中前期的故事性质相对单纯,仅由于官僚制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发挥作用,但无法在重大公开场合作为关键性行事依据被提出。至汉宣帝时,故事被赋予了祖宗权威,具备了公开声明的可能。汉元帝时,随着儒生势力的抬头,故事成为因循守旧的象征,形象逐渐负面化并受到强烈批评,但这恰恰说明汉宣帝以来故事地位之重,直至儒生代表王莽上台以后,经典才战胜故事,成为行政的主要依据。此外还需指出,西汉时在行政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通常是惯例性故事,极少见事例性故事。由于相较于事例性故事,惯例性故事的解释空间更小,这点也可以说明官僚制在西汉时的重要影响。


二故事与经典合流——东汉故事的胜利及影响


自汉元帝以来,复古改制运动愈发高涨,在王莽时达至顶峰,最终导致天下丧乱。王莽时期的一系列变动对汉制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官僚制受到了严重破坏。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时面临着“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24的严重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25重用明习汉家行事者,任用伏湛为尚书“典定旧制”26,对张纯“每有疑义,辄以访问,以断是非,一日或数四引见”。27继任伏湛的侯霸也“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28光武帝对此“皆施行之”。29

这种对故事与旧制的推崇与遵从不仅限于东汉建立初期,而是贯穿了东汉大部分时期。博士范升上疏颂扬光武帝称:“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褒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30《东观汉记》称赞汉明帝:“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无损。”31汉和帝自称:“朕不敢兴事,览于前世,太宗、中宗,寔有旧典。”32汉顺帝时台阁驳议郎顗意见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33窦武谏汉桓帝封宦官事疏称:“陛下违汉旧典,谓必可行,自造制度。”34可见在最高政治层面,遵循旧制是一种美德甚至义务。

此时,东汉臣僚在面对对自身不利的故事时,不再倾向于依据经典论述祖宗行事错误,然后予以否定:

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安与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35

窦宪在彻底击败北匈奴后,欲效法光武帝安抚南匈奴事,扶植新单于并设中郎将。袁安与任隗对此表示反对。他们面对光武帝故事这一不利证据时,只能以“权时之算”加以忽视,而非彻底否定。

而且,东汉时期故事与经典发生冲突时,故事往往能取得最终胜利。其中尤以曹褒改制与复三年丧二事最为典型。

元和二年(85)诏,汉章帝根据谶纬记载和祥瑞认为自己“托于数终”,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以“崇弘祖宗,仁济元元”。36曹褒根据皇帝的旨意提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 37汉章帝应制定真正的汉家礼乐以彰显祖宗之德。之后曹褒在汉章帝的支持下根据旧典、五经、谶记建立了一套“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并加以推广。38汉和帝即位后行冠礼所用即曹褒新制。

曹褒改制得到汉章帝的支持,也符合经义、谶纬。不同于以恢复周政为核心的西汉后期儒生运动,这次改制的目的是建立汉道。从内容上看,曹褒改制比以《周礼》为核心的儒生改革更偏重仪式性,不会对现实行政造成根本性冲击。相对而言,这样的改革阻力较小,本会有极大的可能成功。但最终,永元四年(92)太尉张酺和尚书张敏上疏称:“(曹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 39曹褒改制因违背传统而被废止。

在曹褒改制废止之后,张奋重提此事,称:“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40张奋强调汉和帝即使改制也“非自为制”,将改制包装为循旧制,可见东汉之重因循。但他并没有得到朝廷和舆论的回应。此后,至董卓主政前,史籍中再无较大的朝廷礼乐变革事。

复三年丧也是一场礼制变革。践行孝道虽有从生到死一整套完整的做法,《礼记》所谓:“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41但由于生前奉养时间跨度较大且并不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通过死后丧礼表达“孝”。《后汉书》也常会通过描写个体服丧期间行为以表现其人孝行,所谓“夫礼……重于丧祭……此礼之大体也”。42

自汉文帝以来,朝廷从未允许过公卿、二千石、刺史服三年丧,这与当时重孝观念43相矛盾。于是在邓太后的推动下,东汉朝廷于元初三年(116)恢复三年丧制。但邓太后去世后,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提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44以汉家旧制为由废止了三年丧制。汉家旧制再次战胜了经典。

至永兴二年(154),再次出现“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情况。45虽无从知晓此次复三年丧的原因,但不久之后,延熹二年(159)即“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46延熹九年荀爽以今制“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为由试图恢复三年丧制,未得到回应。47

这两次改制运动失败说明,即使某一理念得到普遍认可,但如果践行该理念并没有故事依据,且会对已有行事产生较大影响,那么该行为依然不会得到接受。由此可见东汉时期故事影响之大。韩国磐在《魏晋南北朝史纲》中指出:“东汉时的社会和人物,好象被某种规范所束缚,比较持重因循。”48这里的某种规范实质上就是“故事”。在故事的约束下,东汉时期君臣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寻求祖宗行事支持,对较大的制度变革持警惕态度。

此外,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时期的故事还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经义与故事不再对立。上节已经提到,西汉时对今制进行变革的行为常以经典为凭,持经义还是持故事会被视为文法吏与儒生的界限。49至东汉时期则不然,经义则常被用于对故事进行支持。这种支持有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引用重因循保守的经文,《诗经》中“率由旧章”之说在不同场合大量出现。50此外,西汉政治中的“孝”多与宗庙相关,所谓“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51大臣常以宗庙为重的名义劝诫皇帝重视某事。52东汉时政治上所强调的“孝”则是“孝子无改父之道”。53因而东汉时也以“孝”支持因循。如东平王苍赞明帝之德称:“大孝无违,奉承贯行。”54

第二,引用的经文与故事互为表里,内容指向一致。如汉和帝时议章德窦太后合葬事中,为说服大臣,汉和帝一方面提出:“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另一方面则指出上官太后与窦太后罪行相近但是并没有降黜之事。55

其次,事例性故事的地位得到急剧抬升。前文已经指出,西汉时期往往只有惯例性故事才具有强烈的合法性,事例性故事并未明显发挥作用。但此时即使某一故事并非延续至今,仅仅是曾经发生过,那么它在政治行事中也可以作为依据:

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固等将兵到燉煌,当出塞上,请马谷。上以固言前后相违,怒不与谷。皆言按军出塞,无谷马故事。马防言:“当与谷。”上曰:“何以言之?”防对曰:“宣帝时,五将出征,按其奏言:‘匈奴候骑得汉马矢,见其中有粟,知汉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马当与谷。”上善其用意微致,敕下调马谷,防遂见亲近。56

窦固在供给马谷事上前后摇摆,这引起了汉明帝不满。为附和皇帝,群臣也称“无谷马故事”。最终,马防称汉宣帝时有供给马谷事,以此说服了汉明帝。整个讨论以承认故事的权威性为前提,对立双方均用对自身有利的故事为行为提供依据。对比上文汉武帝封建诸子事讨论结构,可以发现此时故事成为了论争中最有力的支持。

当然,正如邢义田所说:“汉代行政运作极少绝对客观、超然、制度性的依据。一切取决的关键,究其终极,乃在人主的心意。”57重故事并不意味着皇帝只能“恪守祖制”,无所作为,但下述事例说明君主即使试图有所作为时,也常会在故事的框架下进行,充分利用和尊重故事。

前文叙汉和帝议章德窦太后合葬时已提到,皇帝可以主动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故事。此外也有其他手段。建和二年(148)汉桓帝册封中常侍州辅时诏书称:“大汉典制,有恩泽之封。”58此前汉有恩泽封侯事,但绝无册封宦官事。汉桓帝此时故意含混其辞,借由恩泽这一模糊概念,将自身行为伪装成旧制。

有时也会出现需要特殊处理的情况:

恺字伯豫,以当袭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至永元十年,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因上书曰:“……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鄳侯邓彪,并以高行洁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恺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和帝纳之,下诏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59

东汉刘恺本应袭父刘般居巢侯爵位,但是出于兄弟之“义”和“礼让”的自我要求将爵位让与弟宪。由于这一行为违背宗法要求,所以遭受有司弹劾。贾逵以经义和过往行事为刘恺进行辩护。汉和帝听从了贾逵的意见,认为“王法崇善,成人之美”。至此,这一行为得到了经义和皇帝的共同支持,已可形成新的故事。但是汉和帝依然会强调“后不得以为比”,以避免与旧有惯例发生冲突。

最后,本节拟补充探讨故事在政治行事领域之外的影响。

首先,这一时期朝堂议论中出现了守成视角下的西汉历史叙述。梁统认为建武年间法令较轻导致奸宄盛行,所以应当加重刑罚。在“以遵旧典”的名义下上疏称:“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宽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无革旧章。武帝值中国隆盛……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因循先典,天下称理。”60对照《汉书》中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梁统的叙述中忽视了景帝轻刑与宣帝设廷平等事。梁统后又称:“自高祖之兴,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谟谋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 61继续强调西汉历史的因循性。固然最终梁统的意见并未被采纳,但反对他的理由是:“非明王急务,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62反对者强调积重难返,梁统的建议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实施,并不强调梁统对旧典理解有误。换言之,当时人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梁统的说法。

其次,当时史学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史记》《汉书》大体成于个人之手,其中有着强烈的寄托个人意志倾向。但基于重故事这一政治文化下出现的《东观汉记》则与上述二书不同。首先《东观汉记》成于众手,跨越时间也较长,这其中很难寄托个人意志,易转向以保存史事为重点。其次,众人奉诏修国史,这也体现时人对本朝事的特殊重视。此外,本时期内出现了大量以保存汉制为目的的私人著作,如蔡邕为《东观汉记》所作的《十意》《独断》,应劭所作《汉官仪》等,这也或许与当时重故事风气有关。


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故事在两汉时期的变迁。秦代“以法为教”传统下处处必依法令,西汉承秦制立国,在基本政治精神上延续秦代传统。从汉初至武帝时期,朝廷上下既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明显因循守旧倾向,也没有在言论中刻意强调因循故事。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政治行事中并未出现因与前代行事不同而受到强烈阻力的情况。

汉武帝时期盛行以经义缘饰律令,儒生势力抬头的同时,文法吏施政传统也在继续延续。至汉昭帝时,上官安所称故事中已有了因循意味,但此时故事依然无法在重大公开场合作为关键性行事依据被提出。由于霍光主政期间皇权衰落,为提升自身权威,汉宣帝有意识地“循武帝故事”,提倡汉家制度。至此“故事”被明确赋予了祖宗权威含义,可以在公开场合作为重要依据提出。

汉元帝时期,儒生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与文法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此时,儒生以经典作为行事依据大规模变革今制,他们将文法吏以故事作为行事依据的行为视为因循守旧。在这一过程中,故事隐含的“形式主义”因循性被上升到政治文化层面。但此时故事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直至儒生代表王莽上台以后,经典才战胜故事,成为行政的主要依据。

东汉时期,由于汉光武帝对于继承西汉的强调、皇权复兴和本人对于吏事的偏好,因循成为了政治文化的主流。不仅是惯例性故事,事例性故事也成为了政治行为的重要依据,“汉家行事”不断得到强化。此时,经典不再被用于对抗故事,而是被用于支持故事。曹褒制礼、复三年丧等事均由于违背传统而失败。东汉诸帝即使试图“任意施为”,也常会在故事的框架下充分利用和尊重故事。

此外,在东汉人的泛论性叙述中,西汉前中期历史呈现出相对静态模式。史学出现重故事倾向。透过这个变迁我们也可以看到皇权、官僚制与政治文化的变化。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皇权借助严格的官僚制得以伸张。经历秦末丧乱后,汉初形成了东西异制的局面,大一统集权制受到限制。汉武帝及其后继者借助儒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帮助的同时完成了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此时,官僚制进一步发达,但也积累了很多弊端。汉元帝时期开始依据经典不断对今制进行较大变革,最终导致新莽时期政治形态畸形,引发天下丧乱。63

因此,如何调和政治中的“常”与“变”成为了东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自东汉立国之始,政治领域中逐渐形成以本朝故事作为行事根基,将合法性诉诸祖宗的行为模式。重故事则意味着重官僚制,正常的官僚制又天然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同时因为故事通常存于官府之内,一般人难以知晓,因而对故事的强调可以避免西汉后期人人言事情形再次发生。这样则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此外,故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为君臣在进行必要变革时留有操作的空间,当权者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选用、解释故事。儒家经典则彻底成为原则性指导,与故事配合使用,不再对具体行事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也是后世王朝政治最常见形态。


注释

1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0—449页。作者称该文:“据《汉代‘故事’考述》一文增补,原载《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86),页371—424,原刊《秦汉史论稿》(1987),页333—410。”邢义田在文中对故事的内容、范围、性质、掌管者及其在汉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阎晓君:《两汉“故事”论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阎文将故事视为法令、法度、制度等的同义词,同时将两汉的故事分为惯例性故事与事例性故事两类;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邓书主要论述北宋前期政治问题,但也涉及两汉故事问题,她认为:“汉代君臣对于‘祖宗故事’的追寻,使彼界的祖宗发生着现世的影响,事实上拉近了继嗣们与祖宗的距离,也反映出‘祖宗’与此界人事、与现实政治的紧密结缘。”(第28页)

2《史记》卷60《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2110页。

3《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6页。

4《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7页。

5《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07页。

6《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10页。

7关于其他礼仪程式性故事,可参见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附文,《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1—436页。

8《汉书》卷97《外戚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58页。

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1页。

10详见辛德勇:《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9—240页。

11《汉书》卷36《刘向传》,第1928页。《汉书·刘向传》称:“(刘向)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汉宣帝“循武帝故事”事在刘向既冠前后。据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刘向既冠在神爵二年(前60)即汉宣帝复武帝故事在霍氏伏诛(地节四年,前66)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页)。

12《汉书》卷25《郊祀志下》,第1249页。

13《汉书》卷36《刘向传》,第1928页。

14《汉书》卷9《元帝纪》,第277页。

15《汉书》卷774《魏相传》,第3137页。

16《汉书》卷774《魏相传》,第3137—3138页。

17关于这场运动的具体研究甚多,这里不一一举例。可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

18《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69—3071页。

19事见《汉书》卷60《杜周传》。

20事见《汉书》卷97《外戚传下》。

21事见《汉书》卷79《冯奉世传》。

22事见《汉书》卷60《杜周传》。

23《汉书》卷86《王嘉传》,第3501—3502页。

24《后汉书》卷26《侯霸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02页。

25《后汉书》卷79《儒林传上》,第2545页。

26《后汉书》卷26《伏湛传》,第894页。

27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5《张纯传》,中华书局2008年标点本,第618页。

28《后汉书》卷26《侯霸传》,第902页。

29《后汉书》卷26《侯霸传》,第902页。

30《后汉书》卷20《祭遵传》,第741页。

31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2《显宗孝明皇帝纪》,第57页。

32《后汉书》卷34《梁竦传》,第1174页。

33《后汉书》卷30《郎传》,第1066页。

34袁宏:《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标点本,第627—628页。

35《后汉书》卷35《张奋传》,第1520页。

36《后汉书》卷35《曹褒传》,第1202页。

37《后汉书》卷35《曹褒传》,第1202页。

38《后汉书》卷35《曹褒传》,第1203页。

39《后汉书》卷35《曹褒传》,第1203页。

40《后汉书》卷35《张奋传》,第1199—1200页。

41孙希旦:《礼记集解》卷47《祭统》,中华书局1989年标点本,第1237—1238页。

42孙希旦:《礼记集解》卷58《昏义》,第1418页。

43《后汉书》专门立卷39记刘平、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周磐、赵咨等人孝行。即使因为范晔所处的时代重孝才立此传,但至少也能说明在东汉时期有大量的孝行故事流传。而且东汉的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中也散见有不少孝子事迹,可见时人确实重孝。

44《后汉书》卷46《陈忠传》,第1560页。事在建光元年(121)。

45《后汉书》卷7《孝桓皇帝纪》,第299页。

46《后汉书》卷7《孝桓皇帝纪》,第304页。

47《后汉书》卷62《荀爽传》,第2051页。

48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49新莽时期曾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故事。王莽为推行井田制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行为,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汉书》卷99《王莽传中》,第4111页)。邢义田在分析该例证时认为这属于经典中的故事。如此,似乎西汉时已经出现了故事和经典合流现象。但我们注意到这里称引的舜帝前有“皇始祖考”四字,即在王莽眼中,他效法舜帝行为的合法性与舜帝的皇始祖考身份有关,这与汉宣帝以来依托祖宗权威的一般性故事没有本质区别,不得据此认为经典已与故事合流。

50如光武帝建武七年杜林议郊祀事(《后汉书·杜林传》注引《东观汉记》),汉章帝永平十八年即位诏(《后汉书·章帝纪》),汉桓帝时朱穆谏抑宦官事(《后汉书·朱穆传》)、陈蕃让太尉事(《后汉书·陈蕃传》)等。

51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卷1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8页。

52如袁盎劝汉文帝避开险坡事(《史记·袁盎列传》)、郅都阻止汉景帝持兵救贾姬事(《汉书·郅都传》)、刘向劝汉成帝排抑外戚事(《汉书·刘向传》)等。

53《后汉书》卷48《杨终传》,第1598页。

54《后汉书》卷42《东平王苍传》,第1437页.

55事见《后汉书》卷10《皇后纪上》。

56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论》卷12《马防传》,第443页。

57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429页。

58洪适:《隶释》卷17《吉成侯州辅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上。

59《后汉书》卷39《刘恺传》,第1306页。

60《后汉书》卷34《梁统传》,第1166—1167页。

61《后汉书》卷34《梁统传》,第1169页。

62《后汉书》卷34《梁统传》,第1168页。

63详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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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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