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是现实与过去的对话，纪念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具有再造历史的作用。在近现代中国，纪念活动通常由党派组织，纪念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五四运动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持久的思想影响，从其发生后迄今，纪念活动几成常态。自五四运动发生后，世人对其历史意义的看法就存在很大分歧。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以追加的形式赋予的，这些追加的形式包括纪念、追忆和历史解释。这种追加投入，宛如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纪念五四”被赋予的意义可能远大于“五四本事”的原因。美国学者柯文在解析纪念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时说，“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一方面，“人们经常利用周年纪念来重温他们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人们利用周年纪念提供的机会对各自理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争论不休，并质疑以前纪念某人和某事的方式是否合适”；“总体而言，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解析“纪念”这种形式在阐发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发酵效应。

　　 “五四”成为纪念日，从1920年的第一周年即已开始，纪念五四运动与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内各派人士、共产党及其左翼都以自己的方式和活动纪念五四运动，争夺关涉“五四”的话语权。这些党派纪念五四运动的言行足以表现当时政治与“五四”的纠葛，也可显现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在1949年以前，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报刊媒体林林总总，据其党派属性，大致可分为四个系统：(一)研究系，如《晨报》(1920—1925年)；(二)国民党，如《民国日报》(1924—1930年)、《中央日报》(1929—1948年)等；(三)共产党及其左翼，如《新中华报》(1938—1940年)、《新华日报》(1938—1939年)、《解放日报》(1941—1946年)、《人民日报》(1949年)等；(四)中间派，如《大公报》(1935—1948年)、《独立评论》(1935年)、《读书知识》(1940年)、《观察》(1947—1948年)、《北大半月刊》(1948年)、《燕京新闻》(1947—1948年)等。笔者即以此分类为基本线索，勾勒新中国成立前报刊媒体的“五四地图”，并对纪念五四运动的话语文本及其党派属性作出简要分析，以显现纪念“五四”与报刊媒体、党派政治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关系。

　　 一、研究系报刊纪念“五四”

　　 研究系是五四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派，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晨报》是研究系在北京掌控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18年12月由《晨钟报》改名而来。翌年2月7日，宣布改革第七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内容多为宣传新文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持赞助态度，不仅持续报道五四运动的进展，而且刊登了与五四运动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评论文章，如罗家伦《北京全体学界通告》(5月5日)、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5月6日)、涵庐《市民运动的研究》(5月6日)、顾兆熊《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界罢课宣言》(5月20日)等，可谓五四运动的传声筒，《晨报》的销售量因此激增。1920年7月，《晨报》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以后又经他改出四开四版的单张，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主编。

　　 1920年5月4日，《晨报》特辟“五四纪念增刊”。编辑表示：“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本报增刊一大张，随报附送，不另取资。凡有未送到的，请向送报人索取。增刊的目录如左(来稿迟到的，登在第七版附录里面，请注意)。”第二版“论评”栏刊登“渊泉”(《晨报》主笔陈博生的笔名)《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可算是社评。该文从文化使命的视角定位五四运动：“世人往往把‘五四运动’看作政治的运动或且是国家的运动，我以为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所以在文化上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很重要的使命”，“要求社会的解放和实现国际的公正，就是‘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两大使命”。陈博生反对流行的两大观念，“‘五四运动’绝不是褊狭的爱国运动，也绝不是无聊的政治运动”，其笔锋所指的是激进的学生运动和他背后的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随后的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称：“去年五月四日，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盖无可疑。价值安在，则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是已。”他认定“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故机缘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梁启超寄望“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由此来看，他们二人的看法表达了研究系的基调，即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负有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此外，当期所刊的其他文章还有黄炎培《五四纪念日获告青年》、陶孟和《评学生运动》、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胡适和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顾诚吾《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等。撰稿作者阵营之强大，显示了《晨报》特有的影响力。应约的这些作者其实并非研究系人士，多具北京大学背景，由此可看出这一年知识界对五四运动话题的高度重视。

　　 1921年5月4日，《晨报》又辟“第三个五四”专栏纪念五四运动，编辑部为此说明：“今天是五四运动第二个纪念日，学界的人自然是耿耿不忘的，就是非学界的人，也不能忘记，并且也不可忘记。本社因为这个意思，所以把今天的报特别变个体裁，所有对于五四纪念的言论，都排印在二、三、六版，使大家揭开纸就看见。其余新闻排在六、七版，并且把比较不十分紧要的都省略去，请读者注意！”刊登的纪念文章有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瞿世英《五四与学生》、高一涵《将来学生运动的责任》、孙几伊《五四的回顾与希望》、孟寿椿《“五四纪念”与“精神劳动纪念”》、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陶玄《我底五四纪念观》、章廷谦《“五四”的我感》、鲁士毅《一九二一年的五四》、钱用和《“五四”的精神》、冯淑兰《五四纪念的杂感》、平心《一年来我们学生界的回顾》、太空《五四运动之回顾》、伏庐《五四纪念日的些许感想》等。撰文作者的思想倾向殊不一致，多为京城文化名流，学生运动是纪念的主题。其中，瞿世英指出：“五四已经过去了两年了。想不到‘五四’两个字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最神圣、最鲜明的名词，他至少给我们以一种新刺激和新印象”，“五四运动的功绩不独在拒签德约，不独是罢免国贼，不独是街上添了几次学生的游行，也不独是多发了几次传单——他的功绩是给中土以一个有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动机”，“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章廷谦的观点略有不同，强调“五四”的“群众运动”一面，“就当时的运动而论，不过是一种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一时性的，是有惰性的，想使之永久的进行是很难的；所以为了青岛问题而发生的运动，虽当时拒签了德约，到如今还是没有解决”，尽管如此，虽然许多人都说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但“所谓‘文化运动’的成绩，比我以上所说群众运动的成绩还少”，“我们历来的失败，都因为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可见，该文更具反思的意味。

　　 1922年 5月4日，《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刊文有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谭熙鸿《纪念“五四”》、张维周《我主张学生要干预政治》、甘蜇仙《“第四个五四”底感言》、费觉天《追怀旧五四，努力新五四》、周长宪《五四运动底价值和平民阶级的觉悟》、黄日葵《怎样纪念“五四”？》、鄢祥褪《五四值得再纪念吗？》、钱用和《这次“五四纪念”的社会心理》、王仲宸《“五四”—“武士”—“无事”》；5月5日刊载章廷谦《纪念“五四”》；5月6日发表陈国榘《五四运动底精神那里去了》。《晨报副镌》5月4日另刊柏生《五月四日》。总的来看，刊文所用篇幅量与前两年相当，但作者名气似不如从前。章廷谦强调“纪念五四”的现实价值就是“使任何人都知道五四纪念日比无论什么的纪念日也都光荣，而且使任何人都以为纪念‘五四’比纪念无论什么也都值得”，这就对五四运动的价值作了最大程度的肯定，表达了各位作者纪念“五四”的心声和共识。

　　 1923年5月4日，《晨报副镌》发表章廷谦《所望于今之教育界者》。5月5日，《晨报》刊出《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内载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女子高等师范召开纪念“五四”大会上陈启修、朱务善、李大钊三人的演讲，他们全为共产党员。陈启修演说内容集中于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和现国会、维护人权、教育独立、对外作国民的“自动外交”等。李大钊诉说了学生干政的理由：“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中国共产党开始利用纪念“五四”的活动做政治动员。

　　 1924年5月4日，《晨报副镌》“特载”一栏刊出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有夷初《五四》、朱务善《五四运动给国人对外的印象》、谭仲逵《五四纪念与青年的责任》、董秋芳《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赵国钧和萧友梅《五四纪念爱国歌》、王振钧《五一与五四》、冈念《五四杂谈》。5月5日发表君度《五四运动之革命的涵义》。

　　 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特辟“五四运动纪念号”，刊文有梁启超《学生的政治活动》、汪典存《每逢五月便伤神》、张维周《噫，五四运动！》、谭仲逵《五四运动与中国国家的前途》、止水《又要添一个纪念日罢！》、唯理《大学与学生》。5月6日发表汪震《想起来的几句话》、龚漱沧《五四运动纪念日的感想》。梁启超在文中把“五一”与“五四”作了比较：劳动节的“五一”是世界性的，学生节的“五四”是中国的；“五一”的价值如旭日初升、隆隆日上，“‘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对“五四”的评价不再如当初那样高调，而似有贬意。梁启超以为纪念“五四”“就是纪念学生们的政治活动。然则纪念‘五四’，当然是要希望学生继续这种活动了”。鉴于当时政治“乱七八糟”的情形，他直率地说：“中国现在并没有政治，现在凡号称政治活动的人，做的都不是政治活动。”因此奉劝青年学生：“现在所谓政治是万恶渊薮，现在所谓政治活动是诱惑青年一大坑陷。”这番言论多少表现出梁启超对中国现实政治心灰意懒的心态。

　　 综上所述，从1920年到1925年，《晨报》纪念五四运动的专栏特别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报刊媒体界中独领风骚，为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显示了职业新闻人的特色。该报所约作者不限于某一特定党派，在教育界具有相当代表性。研究系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的“五四”话语虽表露出某种思想倾向，但大多数作者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五四运动，并不称其为“主义”，更不用说是意识形态。1926年《晨报》依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后就不再见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了。

　　 二、国民党报刊系统纪念“五四”

　　 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发生后，国民党领导人在《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发表文章，对五四运动给予热情支持。在国民党当政的年代，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先后有《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两大报纸。

《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