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开始蔓延，西方对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解读也从最初的制度嘲讽，迅速变异为对中国政府恶意隐瞒的指责。从一开始“美国和意大利等国随即切断了与中国之间所有的空中航线，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中国人已沦为不可触碰的世界贱民的印象”（英国《金融时报》），发展到特朗普公然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西方对新冠病毒危机的主流叙事正在发生突变。西方随着自身开始深陷危机，其新冠危机叙事开始从对中国制度的进攻，转变为对自身制度的防御——通过诱发全球对中国的追责，达到国内的政治卸责。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了意想不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为了尽量消解中国和西方抗疫效果对比带来的制度冲击，将这场“天灾”定位为“人祸”就成为西方叙事的必须选择。美海军部长在给罗斯福号航母深陷新冠病毒威胁的舰员们的训词中，毫不掩饰地说：“他（指舰长 Brett E Crozier）的邮件中最让我困扰的一件事是，他说我们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严格来说，我们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是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面临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因是一个叫作中国的大极极权政权对这个病毒的情况进行隐瞒。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声誉，他们把世界置于危险之中”。
为了消除危机对西方核心制度的巨大威胁，西方叙事从一开始就将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解读为“中国邪恶制度导致人道灾难”。沿着这一叙事的主线，武汉就被解读为“切尔诺贝利”，中国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苏联”。一旦这一叙事被灾害中的各国民众接受，不仅中国对全球抗疫的物质支援会被解读为中国对其早期隐瞒行为的“赎罪”，甚至疫情过后还可能像对待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那样，对中国进行孤立、清算甚至索赔。其后果将会使疫后中国的国际利益受到长远而巨大的损害，中国迄今在全球抗疫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威望将荡然无存。山雨欲来，构建-中国自己的叙事已迫在眉睫！
由于缺少像西方那样成熟的核心叙事，中国面对国际舆论压力，只能依靠外交部门战术层面的被动应对。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大爆发后，中国国内的舆论一开始就被引向问责政府这一错误方向，地方政府早期试图对各种信息的控制（也是西方国家现在做的）、李文亮的牺牲以及自媒体（方方日记）广泛传播武汉人民遭遇的苦难（很多都是事实），都在西方的叙事逻辑下被解读为“集权（Totalitarianism）政府对民众知情权的打压”。各种真假信息（比如各种阴谋论），有意无意地沦为西方叙事的注脚（比如西方国家以罕见的速度出版方方日记）。
任何事实都是叙事的素材。在不同的叙事里，同样的素材会被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建立被广泛接受的叙事，远比依靠网管四处堵漏式辟谣，更能够剪裁层出不穷的事实。只有叙事才能对抗叙事。构建中国的新冠叙事已经刻不容缓。在我看来，中国版的叙事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叙事1：新冠病毒爆发是人类和一种未知病毒的遭遇战。新冠危机就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全人类抗击共同敌人的战争。将“病毒”而不是“他国”定义为战争的对手，应当是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的分水岭。西方叙事中最核心的论述，也是其最低劣的一环，就是将新冠危机解读为“国家责任”，一旦我们开始在“谁应负责”这一话题上与西方国家“互殴”，我们也就掉入西方叙事的陷阱——病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如果接受“人类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病毒”这一叙事，武汉就不再是西方叙事里的病毒之源，而是在惊涛骇浪中第一个发现船舱漏水的“水手”，它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是人类命运之舟上的“英雄”！在新的叙事里，武汉面对的是一场和未知敌人的 “遭遇战”，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政府一开始的隐瞒和延误提供合理解释，才能坦然承认和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才能消弭西方叙事中对中国“极权政府有意隐瞒事实”的虚假陈述。在正确的叙事里，武汉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面对“闭卷”考试的城市，他在初期犯下的错，是任何面对“盲试”的城市都难以避免的。在这样的叙事下，对武汉政府初期的决策失误和武汉人民承受的巨大痛苦根本无须掩饰，李文亮悲情、方方的日记都可以放到这一特定叙事里成为武汉“伟大的围城史诗”中一部分。
2） 叙事2：武汉是英国当年抗击鼠疫的埃姆村。在我们的叙事里。武汉应当是英国当年为抗击霍乱而自我牺牲的“埃姆村”而不是“切尔诺贝利”。“埃姆村”和“切尔诺贝利”在西方现有的话语体系中具有特定的象征含义。将武汉比作“埃姆村”就是要击破西方将武汉封城描述为“极权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的叙事。武汉封城之所以成功，不是靠极权，而是建立在全体人民自觉、自愿的集体牺牲之上的。武汉就是超级的“埃姆村”，选择封城是自由的人民自愿付出的崇高牺牲，是人性的光辉！从全中国源源涌入武汉的逆行者和海量物资，国家不计任何经济代价的生死救援，不是“极权制度”的强暴，而是全国人民绝不会放弃为他们殊死抵抗的武汉人民的集体意志。中国各省与武汉这种生死与共的关系，应当是今天全球抗疫中各国生死与共的光辉样板。
3） 叙事3：武汉的牺牲是为全人类而牺牲。中国叙事要强调在世界其它地方还以为新冠只是流感的时候，武汉是第一个发现病毒并果断“开枪”的那一个人。武汉与未知病毒的遭遇战，是全人类与未知病毒的遭遇战。武汉的确损失惨重，错误连连，但它没有成为二战中投降的巴黎，没有成为崩溃的敦刻尔克。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和慌乱之后，武汉在第一时间抄起最简陋的武器就地构筑防线，随之而来的就是惊天动地的殊死抵抗。是武汉靠自己的牺牲为世界抗住了最毒的那颗“子弹”！在正确的叙事里，武汉的牺牲不是什么独裁极权导致的恶果，它代表了全人类在危难关头崇高的勇敢和高贵的不屈。它如同当年的斯大林格勒，在至暗时刻给人类带来希望，它是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展开的抗疫事业的伟大标杆。正是由于武汉的牺牲，使中国和东亚迅速走出疫情，进而成为今天支持全球抗疫仅存的根据地。
4） 叙事4：武汉保卫战为其他地区赢得了时间。在中国的叙事里，要特别强调武汉的殊死抵抗暴露了新冠病毒的主要特征——正是因为武汉率先向世界公布、预警这一空前狡猾的“敌人”，从而使其他地方的抗疫成为“开卷考试”。东亚国家在抗疫中的优异表现不是西方叙事中民主制度对极权制度的结果，它和湖北之外的其他中国省份（含港澳台）能取得更优异的表现一样，都是建立在武汉做出巨大牺牲这一事实和基础之上的。世界各国在共同灾情前的不同表现，不取决于民主还是极权，而取决于是否充分利用了武汉赢得的宝贵经验和时间。武汉不仅不应像西方叙事那样被问责、被追究；相反，武汉应当被感激、被传颂！
叙事完成后，剩下就是传播学工具的选择：
1） 向武汉致敬。这次清明节向新冠疫情中的牺牲者默哀是一个非常好的肢体语言，它向世界表明武汉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不会被忘记。建议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专门向伟大的武汉封城者致敬，并在“遭遇战”的语境内中检讨危机中出现的各种不足。要对牺牲者和一线医生、基层公务员、施工者、志愿者予以实质性表彰（奖章、奖金），要奖励、补偿所有封城期间滞留在武汉的人民（可以通过手机甄别并用发送话费的形式），要免除武汉封城期间的国税，要优先安排来自湖北的农民工……我们对待武汉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告诉世界应当怎样对待中国——如果我们不能善待武汉人民，就不能指望世界会善待中国；如果我们歧视湖北人民，就不能指望世界不歧视中国。我们要有意识将地将中国各省与武汉的关系，投射到世界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向世界示范中国叙事的真实场景。
2） 利用自媒体。面对西方媒体（包括国内一些自媒体）对武汉故事的恶意解读，中国缺少RT、半岛这样有影响力的国际喉舌，这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但中国有强大自媒体，我们可以在中国自媒体社区首先建立主流叙事。一旦有了被普遍接受的叙事，这一叙事就会自动剪裁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各种故事就会通过民间渠道（留学生、华人、外企，抖音、推特……），渗透到海外社区（特别是英语社区）。通过证据和事实，让读者自己生成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叙事。同时，所有的国家行为都要同这一叙事相一致，要把每一笔对外援助都纳入这一叙事描述的情境之中，要让对武汉抗疫的丑化成为“反犹”一样的政治不正确，冒犯武汉人民尊严的实体不应得到任何援助。一旦中国危机叙事能进入西方网络，它就会像追杀病毒的抗体一样，在其民间社区传播、变异，重新剪裁事实，并最终压倒西方设定的危机叙事。
3） 建立传播信任。信息传播的前提就是真实。中国是当事人，是第一线，本来拥有最多的真实，但由于缺少自己的叙事，在西方大众传播中反而不受信任。为了抵消西方叙事剪裁过的故事（比如李文亮事件），不得不通过网管四处堵漏。而大规模的网管的结果导致原本真实的信息也变得不可信。一旦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叙事，被动的网管就不再重要，事实的保真就成为我们话语权争夺的工具——谁能最先获得最原真的事实，谁的叙事就越容易被传播和接受。传播学的规则是通过叙事剪裁真相，而不通过权力剪裁真相。真相永远是拥有更强大叙事能力一方的工具，一旦拥有强大的叙事，你就不会惧怕真相。
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本身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上。但从大历史看，几个月也好，几年也好，新冠危机终会过去。即使像大萧条、世界大战这样的危机，本质上也都是“一过性”的，疫后经济定会出现V形反弹，反倒是对危机的叙事，会对疫后世界格局产生更持久的影响。这就像学校的考试，本身并不会对考生产生实质的改变，但考试结果所导致的新排序，会重塑同学间的相互关系，其影响一直会持续到下一次考试。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全球对抗瘟疫视作一场战争，战后的利益格局不会按照国家利益牺牲大小排序，而是会按照主流叙事针对危机中的表现所给出的分数排序。
叙事争夺绝非是一个臆想的战场，经验丰富的西方国家比我们更早意识到叙事主导权极端重要的意义。3月16日吉迪恩·拉赫曼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一篇文章写道：“如果中国人的叙事获得了接纳，那么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将会长期存在，甚至在疫苗研发成功后也很难消退。届时，不但‘中国在持续崛起、西方在无情衰落’的说法将获得更多信众，而且在西方内部也将出现一些人——他们会越来越积极大胆地支持中国的威权体制并反对西方的民主制度。”
好的叙事，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坏的叙事，可以把一手好牌打成烂局。战败国之所以“战败”，最终是被战胜国通过其战争叙事而定义的。我们切不可天真地以为历史属于拥有真相的一方。在叙事面前，真相并不重要。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这个意义上，对叙事主导权的争夺，才是这场危机中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