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周刊》转载《环球人物》题为《戈尔巴乔夫后悔了》的文章，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接受中国记者专访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钱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贫穷的人数却超过了苏联时期。”从这篇报道看，似乎苏联解体的责任要由戈尔巴乔夫承担，他现在后悔了。

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苏联政权解体了。苏共领导当时也想力挽狂澜，但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苏共未能得到苏联人民及1500多万党员的支持，连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后来，党组织被查封，财产被没收，却没有任何工人、机关工作人员、苏共党员自动集合起来保卫过去的区委、市委、州委，甚至连游行抗议活动都没有。多么触目惊心！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当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把一列火车的粮食运至莫斯科向列宁汇报时，因饥饿而昏倒，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消息一传出，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高涨。正是由于高级干部这种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拯救人民的精神，使政权得以生存、巩固、壮大。在饥荒年代苏共的高级干部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列宁下令设立了专供他们保证身体健康的营养食堂。然而， 1 924年列宁逝世后，即经济有了好转以后，这种营养食堂并没有及时取消，反而成为全苏高级干部特殊化的表现之一。从此以后，上行下效，党政机关特供的范围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逐渐向特权演变。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几代领导人，培育了一个特权阶层。后据俄罗斯学者估计，直接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达7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达400万之众，严重脱离了群众。

斯大林时期，仅在1935年到1941年开展的肃反活动，就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清洗的党员达120万人。领导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员，有14人被非法处死。1919年到1935年间，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捕或被枪决。

军队总数为733人的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镇压579人（包括80名最高级军事委员会中的75名），红军中只剩下154名高级干部。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于是全国上下广泛搜寻“暗害分子”，一大批专家、教授受到折磨，甚至被枪决。在恐怖的社会氛围中，苏联人民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经过多次政治清洗和组织筛选之后，苏联造就了两类干部:一类是能力平庸但听话的干部，另一类是处事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的干部。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基层组织成为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在专制的组织路线下，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各级领导层，干部队伍智力资源走向贫乏和枯竭，而大批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人被排除在外;还长期实行“近亲繁殖”政策，从身边选拔接班人，据统计，在苏联各联盟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中层领导人员中， 75%以上出身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基层和企业工作的经历，长期脱离群众，一旦发生政治剧变，很容易随波逐流。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注意力都集中在干部“稳定”上，不断搞各种条例、规定，但很多又与人民的诉求无关，反而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法制化，从而使这些官僚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决拥护者。领袖在上面，拥护者在下面，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却与广大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普通共产党员当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这恐怕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有多大责任很难给出定论，但可以肯定，苏联解体的隐患早就埋下了。

苏联解体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绝对不止一种模式，就如资本主义也不止一种模式一样。中国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样板。过去闹革命、搞建设，苏联曾是我们的“样板”，而苏联解体则成为我们的反面教材。社会主义必须开放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而如何通过改革逐步走向法治、走向民主，是很重要的课题。

（2006年第10期《同舟共进》王幼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