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台湾文化生态（4）
台湾社会风气散记
吕文浩
第一印象与行前的想象相距甚远
2011年10月8日中午，我终于踏上自己向往已久的台湾宝岛，心情有说不出的激动。此前从书本上和别人的介绍里，已经得到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印象。此番终于得到机会实地考察，一方面亲自体会一下台湾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验证那些心里还不太踏实的印象的作用。
从桃园机场坐大巴到台北南港，途经许多绿意葱茏的青山绿水，心情自是非常畅快。到达南港展览馆时，司机示意到站，我们可以下车了。我问 “中央研究院”还有多远，据说是步行二十来分钟即可到达。好在我的行李并不多，主要是一大一小两个可以拖着走的箱子，我想就不急着赶路了，先在街头溜达一会儿，吃点东西再说。在这里的街头步行了大约十来分钟，一路四处张望，——窄窄的街道两旁坐落着一些陈旧低矮的房子，路上除了汽车以外，令人注目的是不少呼啸而过的摩托车。莫非因为这里是郊区，距离繁华热闹的市中心较远，才显得这般“落后”？我这样想着。走了十来分钟，没有找到中意的餐馆，我只好找了一家西式蛋糕店买了些糕点勉强果腹。
这就是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说句实话，与我想象中的台北距离甚远。原以为早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已经起飞的亚洲四小龙之首，应该显得更加现代化一些，没想到竟是这样“落后”，远远不如我们大陆的许多城市光鲜夺目。后来有机会到台北、中坜、新竹、花莲等处旅行，发现它们的形象大同小异，都没有那么多崭新的高楼大厦或形象工程。但在台湾待得久了，自然会感觉到，这里有很多不同寻常的东西值得回味。撇开外在形象，深入内里一看，你才能体会到台湾人的整体社会文明水平确实高出我们大陆一大截，那种发出内心的、不是作秀的文明意识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生活也格外安心、格外便捷。
几件公共交通车的小事
就拿几件公共交通车上的小事来说说我的印象吧。
台北的公共交通车上往往有所谓“博爱座”，还附上英文“priority seat”字样。我初到台北的那天下午，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的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张君不忘叮嘱我，我们这些不是“博爱”对象的人千万不可以坐“博爱座”，哪怕那个座位是空着的；当然你真的坐上了，也没有人干涉你，只不过本地人都是宁肯站着也不坐的。后来多次乘车，发现确实如此，车厢里站着不少人，但那几个深颜色的“博爱座”却依然空空如也。有一次遇到两个熟人在“博爱座”前，男士让年纪稍大的女士坐，女士说：“我老了吗？我不坐。”男士笑道：“你比较资深，还是你坐吧。”最后两个人都没有坐，一路站着。那一幕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让我知道说某人年龄大还可以有“比较资深”这种委婉的说法。
还有一次，一大早我赶时间从中研院去政治大学参加会议，没有来得及从容地坐下吃早餐，便买了一个可以携带的饭团上了捷运（即地铁），坐下来以后拿出来刚吃了一口，就被同行的段君制止了，他说：“在捷运上是不让饮食的，被抓住的话会罚款的。”我大吃一惊，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抬眼一看，车厢内赫然写着“车厢内禁止饮食”，其实我应该早就看到过这一行字，不过从来没有当回事，以为不过是具文而已，没有什么人认真遵守的。自从这次段君提醒过我以后，我就比较留意了，在我居留台湾的两个月时间里，还真没有发现有人在捷运里饮食。
10月下旬，我和同事葛教授去花莲旅行，两个人同行，可以说说话，免除许多旅途的单调。记得在一次大巴上我们正说话时，忽然前排的一个人扭过头来轻声说：“声音小点！”我们立即中止了谈话。其实，按照大陆一般的情况来看，当时我们的声音也不算太大，就是正常而已，但确实可以让邻座的人听见，对他的看书或休息有一定的影响。在现在的台湾，已经可以做到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大陆似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前不久，我出差坐动车到山西太原去，不幸在车厢里遇到偕同出行的七八个年轻人，他们在车厢里打牌、谈笑，毫无顾忌地放纵地谈笑，似乎这个车厢成了他们的娱乐室。我示意他们压低声音，但效果甚微，原计划在车上赶着准备两个研究生的硕士论文评议意见，也只得不作罢，变成被动地接受这一群人表演的观众。
文绉绉与优越感
到台湾不久，你就能感觉似乎回到了我们所研究的那个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好多日常用语是我在文献中熟识的，如把自行车叫脚踏车，把幼儿园叫幼稚园等。还有一些词汇，则是这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不过听起来总有那么一股温文尔雅的气息，如把可持续发展叫永续发展，把前进方向叫遵行方向，把网络邻居叫网路上的芳邻，把短信叫简讯，更让我不适应的是把厕所称作化妆室，当时在中研院近史所初见这几个字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直觉是：也太文雅了一点吧。过了几天在台湾师大听课，在教学楼里找厕所时，我问人用的是我们习惯的“卫生间”一词，对方有点茫然，不知所指，我只好直说是“厕所”，对方才恍然大悟。后来台湾朋友告诉我，他们一般用的是“洗手间”或“化妆室”。
10月份到中坜的“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拜访王所长，见面不久即聊起业界的一些消息，他问我：“听说你们换所长了？”我回答道：“是的，9月底才换，您消息还挺灵通的。”他接着问：“真除了吗？”天哪，“真除”是我在历史文献中遇到过的词，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人用过，看到王所长用这个词那么自然随意，一点不像故作文雅，真是吃惊不小。当时来不及细细品味，我还是不习惯用“真除”这个词，马上应答道：“呵，已经正式任命了。”回到台北和北京的朋友QQ聊天时，我说起了这件事，果然有好几位朋友说他们不知道“真除”的意思，我说这是古文里常见的词，他们不由得慨叹：这么一说，我们简直太没文化了，中华文化都丢到哪里去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随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百度知道”的解释是：由实授官职，由暂时代理改为正式官职。此词汇常见诸台港海外媒体，并非在大陆通用。并且列出其典故来源是《汉书·平帝纪》。这个解释证明这个古意盎然的词确实是台湾的流行语，并非王所长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故作文雅。
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曾把看到听到台湾的一些用词随手记录下来，时常翻看，玩味一番。用词习惯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从中可以窥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确实在这里做得比较好。台湾蓝营的领导人也是以此为自豪的，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在一个什么场合马英九讲话中说起台湾的文化优势，大意说：“我们台湾使用正体字（繁体字），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粹。”具体到文字是否应该简化这一个具体问题，不同意见当然可以讨论，但马英九的那种从所有方面阐述他们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自豪感，则是令人难忘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往往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方式，即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打压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是迷信或糟粕的东西。台湾等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又似乎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和现代化并存，甚至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源泉。台湾不仅经济上起飞了，而且接受了相当多西化的观念，它的开放程度是我们大陆目前所不能及的，但与此同时，在台湾也保存了相当多的传统文化。看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作用的理解确实不能太狭隘，我们固然不能说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主要拜传统文化之赐，但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文化绝对不像我们先前设想的那么负面。
客观地说，台湾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都要超过我们大陆目前的水平，我们现在大概相当于台湾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我在读龙应台的《野火集》时时常感到，她笔下所批评的那些负面现象在台湾本土几乎绝迹，而活生生地像是在描述我们大陆目前的种种弊端。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现在痛心疾首的那些现象会逐渐消失，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
在感受台湾的温文尔雅和秩序井然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那种隐藏在骨子里的优越感，尽管它在很多情况下是隐而不彰的，但你仔细体会，还是感觉得到。
初到台湾，我需要买一个转换插座。因为我的插头的两只脚是八字形的，而台湾这边的则是平行的。我和复旦大学的张君在台北买转换插座时不会使用，我们担心质量问题，请求打开看看试试。售货员要我们交了钱再打开，我们照办。打开后发现两只插头有点八字形的，不知道怎么把它掰直了，向售货员请教，她也不懂，她叫来店里的“老大”帮忙，也没搞清楚，我们就有点犹豫要不要买了。见到这种情况，售货员马上说：“我们台湾的东西质量很好的，有问题可以来换，不像你们中国。”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事情还说了几次“你们中国”。我对此早已有心理准备，大约十年前有朋友来台购物即有此遭遇，张君出来后则心里大为不快。说到插座问题，后来还是那个售货员解决了，我也就买了。我们心里有点酸酸的，但说句实话，台湾的产品质量总体上说还是比较可靠的，张君尽管心里不舒服，但他在台期间还是买了不少东西，包括不少进口的奶粉，他总是说台湾的东西质量是有保证的。
还有一次，我和北大的欧阳教授在南港的一家小店吃水饺，欧阳教授和老板娘攀谈起来，他问：“你去过大陆吗？”老板娘说：“没去过，听说你们那边米饭里有沙子。”欧阳教授忙解释道：“没有。当然也不能说极个别的地方没有，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在台期间，我感受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也觉得我们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有不小的差距，他们批评我们的一些事情也不能说是子虚乌有的，但仍然觉得批评不免有点太多了一点。这可能与长期以来两岸意识形态对立和隔绝造成的隔膜以及负面宣传深入人心有关，就算在今天台湾已经相当开放、两岸关系大为缓和的时候，我还时常在台湾的电视上看到对大陆的负面报道。有一段时间大陆连续出现了马路上两件见死不救的案例，台湾的电视新闻不仅报道了事实，而且以“大陆社会人情冷漠”为题进行了贬斥。当时在台北看到这个画面和语音，心中不由得五味杂陈。
中研院院区开放日
初到台湾的大学和中研院时，发现这里的大门口几乎没人管，中研院大门口有一个保安的房间，但我每天出入，从未见过保安站岗，更没有什么人查问，似乎是谁想进来都能进来。
在中研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在院内外的椰子树上、电线杆上到处看到“10月22日中研院院区开放日”的彩旗飘扬。院区不是随时都在开放着吗？这个开放日是什么意思？是搞一个面向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吗？我的心里充满了疑团。10月22日是星期六，早上8点多钟，我计划出去游玩，准备先到近史所的办公室去取点东西再出发。刚到中研院门口，发现一向安静的门口一下子涌进了许多排队的中学生。我决定进去先看个究竟。原来，中研院的院区开放日是面向年轻学子和一般社会公众的，从1998年开始举办，至今已办了十几年。这一天，院机关和各研究所大门敞开，所里派出一部分服务的同仁穿着专门的制服，迎接来自各方的朋友。今年这一次院区开放日，全院31个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共规划了200多场精彩的活动，既有院士的演讲，还有幼儿园的合唱演出，另有涵盖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众多活动。作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他们安排的这些活动既有学术的品味，又设计得极为生动活泼，便于青少年及社会公众接受。以我参与的几项为例：（1）陶偶压压乐。准备了很多陶泥，可以压在刻有文物图像的范子里，有力慢慢压实，轻轻倒出来，一个活灵活现的陶制文物模型就呈现在眼前，工作人员为大家准备了漂亮的橘色塑料盒，可以装上带走，如果你愿意的话，工作人员还现场帮助用吹风机吹干。（2）字画裱褙。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从未见过字画如何裱褙，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工作人员演示如何裱褙字画，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做一次。（3）制作纸质文物保存卡。做文物卡看似很简单，材料只是几张硬纸板，一块透明塑料，但准确地切割小方框和做塑料小角，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低于10分钟时间，一个新手休想顺利完成。有些地方人比较多，为了减少排队时间，工作人员采取了预约排队的方式，比如我上午预约了下午的制作纸本文物保存卡，下午按时间去就顺利做成了。作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主要目标在于高深学术，按说与公众并没有直接关系，这种传播新知、回馈民众的责任它不主动去承担，是不会有人指责的，但可贵的是它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勇于做一些对社会有益对自己未必有什么好处的事情。
来自北大的欧阳教授说北大每年也搞开放日，但所做的只是面向考生介绍学校情况，并没有组织可供青年学生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增长他们新知和见识的活动。
志工遍地开花
大约在台湾待了一个月左右，我才发现在台湾社会的很多角落，都有志工（即志愿者）活跃的身影。他们大都穿着志工特制的服装，戴着特制的帽子，一望即知。我第一次见到志工是在我租住的房子前，遇到的那群人是社区道路清扫队的。后来每天清晨早起，在“胡适国小”的前后门附近，都能看到帮助小学生过马路的志工，每当有学生在对面，他们便举起手中长长的印有“停”字的旗子横着马路中间，汽车见到旗子便停下来等小学生过去以后再缓缓开走。见过这种情景多次以后，我和她们攀谈起来，得知她们每天早上在这里义务服务45分钟，一个星期需要来上几次。后来我注意到“胡适国小”正门的玻璃橱窗内印有“胡适志工团招募”的海报，注明招募时间不限，地点则在专门负责志工管理的志工团办公室。据这张海报，志工团分10组，分别是：
1.交通组：协助学童上下学之安全等。
2.辅导组：协助学校之各项辅导工作，如班级事务整理等（如彩虹故事妈妈）。
3.图书组：协助图书整理、借还书、影印资料、推展图书馆利用等事务。
4.园艺组：协助校园绿化、美化等工作。
5.保健组：协助健康中心进行各项活动。
6.活动组：规划执行志工团志工训练、联谊、进修、成长活动。
7.总务组：负责志工团总务事宜。
8.文书组：负责志工团文书资料事宜。
9.会计组：负责志工团账簿支出事宜。
10.美工组：负责志工团活动海报制作。
除了这10组可以有固定服务时间而且分工明确的组以外，还有第11项“其他”：如果您无法固定时间服务，欢迎不定期提供专业咨询，协助规划。
从这张海报来看，一个小学就设有专门管理志工的办公室，但并不需要很多人力，大部分具体工作可以由招募来的志工承担；招募来的志工需要有培训、进修活动，以达到相应的专业水准；分工细致，涵盖了小学生活动的很多方面；志工团是一个长期性的组织，保存有文书、账簿，还组织志工的联谊活动，使之产生归属感。
后来我在台北的不少场合见到过志工，享受过他们的服务。由于他们的工作都是义务性质的，所以态度特别热情周到，让你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温暖。记得在台湾大学校史馆和一家博物馆，两位热情的志工还主动送给我名片。尤为难忘的是在博物馆门口，我见到穿着志工服装，笑容满面的赵先生，他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手写着：I can speak English。我便大胆请求他用英语来给我讲解（在台湾用的词是“导览”），我说：“尽管我是中国人，按说不需要英文导览，但我平时没什么听说英语的机会，如果您方便的话，请给我用英文导览。”对于我的这个不情之请，赵先生欣然答应。据他介绍，他是台湾人，早年去美国留学，后来居留工作，留学加上工作，在美国先后待了40年，现在叶落归根，回到台湾。在工作之余，他很享受为别人服务的志工工作。每个星期他都来这个博物馆工作3个小时。他可以用中文讲解，也可以用英文讲解。两三天之后，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邮件，是赵先生发来的，他把我们的合影发给我，在邮件正文，用英文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有一句话说“Being a volunteer to serve the community is honour，and I truly enjoyed”。后来我们还通过几次信，至今仍保留在我的邮箱里，作为我台湾之行的美好记忆。
自从和志工有了实际的接触并获得了美好的印象之后，我不时地上网看书了解有关台湾志工的情况。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志工有悠久的历史，起初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区服务开始，逐渐扩展到公家机关柜台，然后向医院、学校延伸，二三十年前开始出现文化机构的导览。在几十年民间社会志工活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十几年前政府部门推出了“社会祥和计划”专案，鼓励人们当志工，受此影响，岛内的青商会、狮子会、同济会等团体也纷纷推动会员做志工，一些大企业也动员员工做志工。2000年是台湾志工活动的一个关键点，这年出台了“志愿服务法”，以前零散的规定被整合成一部法令，志工从招募、训练、管理、保障、补贴、奖励作了完整的规定，台湾志工更加蓬勃发展。以2011年11月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例，该馆共有志工194名，全部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专科学历的占23%，大学学历的占57%，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6%。有如此众多的编外人员参与服务，该馆的工作能不轻松吗？游客能不感到方便吗？我还想到，台湾如此活跃的志工活动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试想，有这么多人怀抱着一颗帮助人的善心，社会正气不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主流了吗？这是比任何官方呼吁或名家提倡都要有效的社会力量。
原载《博览群书》201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