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8 次 更新时间:2019-11-27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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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全球国际关系学; 文化; 实践共同体; 天下体系; 道义现实主义; 关系理论


编者按:2019年正值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一百年来,国际关系学从隶属其他学科的身份成长为一门发展迅速、前途光明的独立学科。为此世界各地陆续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百年国关与中国”也成为今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大热门话题。4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即以此为主题在南京大学举办了第三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本期刊发经由论坛主旨发言修改而成的一组文章以志纪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已经开始产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理论成果。同时也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秩序以及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引 言


国际关系正式设立学科已经100年了。一个世纪里,国际关系理论有了重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理论的发展,国际关系学才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百年之际,国际关系学科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具有真正意义的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关系理论。过去百年,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后期尤以美国为重镇。当下,全球国际关系学呼唤更多的知识成果和理论建树,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很有可能成为百年国关的标志性变革。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考量这一发展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贡献,反思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挑战。


首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可以充分解释全球事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全盘否认西方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否可以解释全球范畴的国际关系实践呢?第二个是“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是否会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都会强调历史、文化这些重要因素。但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逐渐开始向“超时空”方向发展,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强调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属性,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因此,历史实践与文化传统就被排斥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外。反观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理论都是以超时空为目标、以普适性为基准的。在这种标准之下,包括实践、历史、集体经历等广义的文化要素,都成为没有意义的虚空。


对于第一个问题,简单的回答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全部的、全球性的多元世界。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开始真正提出和思考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2004年,蒂克纳和维弗组织了旨在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项目,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多样化,并开始着手出版系列丛书。2005年,阿查亚和布赞组织“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项目,讨论国际关系理论西方话语主导的现状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位。2014年,阿查亚正式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在刚刚出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一书中,阿查亚和布赞讨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关注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再次呼吁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那么,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简言之,全球性实践需要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个关键的百年时刻,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能够出现一个革命性突破,其基本标志应该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一个极好的拓展创新的平台。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文化对国际关系理论乃至社会理论都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建构者都是在某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即便是我们想一想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到建构主义,再到实践理论,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要素成为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我在本文中想用三个中国理论发展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即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还有我自己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当然,这三个例子只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做过很多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开展了更多的理论探索。使用这三个例子,是因为三种理论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经出版,相对容易作为案例使用。


二、文化在理论建构中的意义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共有背景知识。这个定义的依据是实践理论。所谓的背景知识是指“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一组非意图或前意图能力”。而共有背景知识则是一个群体或是实践共同体具有的共同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作用于实践。比如,中国的茶文化和西方的咖啡文化,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共有背景知识使得某一人群或某一实践共同体成员在宏观层面上具有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根据实践共同体的定义,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是最典型的实践共同体。


文化是社会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这是因为所有理论建构者和知识生产者都是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人”,具有赋予世界意义的能力和意愿。如果以共有背景知识界定文化,一个具有共有背景知识的群体或共同体便可以称之为文化体。“文化人”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文化体之中,以这个文化体的背景知识为基本的思维和行为依据。进而,文化是文明继承中的结晶,是长时段实践的生成,所以,文化体的集体经历或曰历史和日常实践活动塑造了这个文化体成员的世界观,影响到文化体成员的行动过程和结果。


知识生产者的文化人属性是鲜明的,在社会理论建构方面尤其如此。他们是生活在文化体中的人,经历该文化体每日每时的实践,受到该文化体背景知识的长期浸润,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也无疑会带有自身文化体的烙印。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共有背景知识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关系实践为基础的,反映的是一种类似原子活动的国家行为。均势理论主要来自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实践,在东亚等地区则鲜有此类经历。再如,个体理性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理念,而个体理性恰恰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背景知识要素。反观中华文化,关系理性更表现出文化体本色。


文化体的多元导致了社会理论生产路径和产品的多元。正因为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重视不同文化体的世界观,认识不同知识生产的方式和产品。知识生产者希望自己创建的理论能够具有普适性,但所有知识生产都是起始于地方性实践而非先验理性,由于共有背景知识的差异,所谓的“普适性”最多可以达到有限普适的状态。同时,有限普适性也为世界所有文化体和地区的社会理论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创新空间。一般来说,有较大文明差异的文化体更容易产生具有原创意义的知识产品,因为这样的文化体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思维,更能够跳出窠臼,提出新的思想,推进深层意义上的多元主义(deep pluralism)及以此为基础的全球国际关系学。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案例


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方面一直十分努力,也具有理论建构的抱负,出现了一些有思想、有意义的理论论述,并且开始与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进行积极的对话与批判性沟通。近年来,赵汀阳教授的天下体系理论、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还有我自己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相继以英文出版。在此将它们作为案例加以分析,会发现有意义的知识生产特征。


赵汀阳教授的著作Redefining A Philosophy for World Governance(可直译为?重新定义一种世界治理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天下主义”。赵汀阳对“天下”概念已经研究多年,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9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是其思想的系统阐释。我曾将天下体系理论解释为一种正向格义的理想类型,亦即以中释外、以中释天下。天下理论主要基于周朝建立体系的实践,把周朝作为理想类型,并将其拓展到当下的整个世界体系范围之中。


天下体系理论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实践基础是周朝体系。当然,天下体系理论重点关心的是作为理想类型的周体系对当今世界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天下体系理论有几个重要内容。一是整体理念。天下体系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的、有非常明确界限的政治单位,不是现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它是以整个天下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来形成秩序和设计制度的。二是无外原则。天下体系的秩序原则是家庭秩序,用英文说叫familyship,或者从更一般意义上说是无外原则(non exclusivity),即世界既然是一个整体,就没有绝然的我他、内外界限。从这一原则产生的争端解决机制、民众流通方式等等,都与民族国家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总体来说,家庭内部仍然是自我利益最小化、爱心和谐最大化的场所家庭秩序是政治秩序的最优基础。赵汀阳认为,无外原则可以超越康德的“永久和平”,保证更加稳定的和平。三是以天下取代非世界。当今世界是一个“非世界”,虽然它是一个地理性的世界,但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世界。现在的制度安排都是以个体的主权国家为基础和基本单位的,形成的只能是一个碎片化世界,因之也就是一个非世界。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在一个非世界中得到解决,解决方案只能是建立一个整体的、无外的秩序体系或者制度体系。


阎学通教授的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可直译为?古代中国思想和现代中国权力?)主要讨论的是“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解读就是“道义”和“权力”的结合,其主流理论框架是现实主义,同时融合了中国先秦思想家的道义思想,尤其是偏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如荀子的观点,强调世界领导国的适切权力性质。


道义现实主义是讨论世界领导地位的。其中四个观点尤为重要。其一,世界是一个等级秩序,根据权力大小分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决定国际政治的是大国。其二,国际体系存在王权秩序、霸权秩序、强权秩序等几种等级秩序。强权秩序时代已经过去,(美国)霸权秩序仍然存在,而最理想的秩序是王权秩序。其三,既然国际体系呈等级秩序,所以势必存在一个领导国家。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争夺世界领导地位。其四,领导地位的根本要素是权力。但什么是最适切的权力呢?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可以分为道德权力和物质性权力。物质性权力就是国家的物质性实力,道德权力则是确立合法性的能力。王权秩序(最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领导国需要的适切性权力是物质性权力和道德性权力的结合。反观现实世界,美国基本上属于霸权,但中国如果想要获取领导地位,就需要物质性权力和道德性权力的充分和妥善结合。


在刚刚出版的新作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可直译为?领导地位与大国崛起?)中,阎学通进一步阐释了道义现实主义,并将国家的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作为自变量,政治领导能力的强弱可以解释国家发展和崛起的能力,同时,这一关键因素会对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我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一些思考主要体现在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之中。该书是围绕“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关系性是基于中国社会长期实践的背景知识,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到儒家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关系性与个体理性形成了对比,表述了不同文化体的社会秩序原则和实践方式存在的明显不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明确或含蓄地以个体理性为理论硬核,而以关系性为硬核建构理论,表现了换一种视角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世界的思路,同时也可应用于观察和理解更为广义的社会世界。


关系理论有几个主要的思考。首先是关系本体。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是由人的关系构成的,因此,观察世界的基本单位是关系。这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子本体论有着明显的不同。据此,世界政治最具本体意义的是关系而非分离的个体。其次是以中庸辩证法为认识论依据。纷繁复杂关系的典型代表是元关系,亦即阴阳关系。中庸辩证法是认识这种关系的基本方法。中庸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都认为世间万物均可分为两极,两极互动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但中庸辩证法认为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和谐的,而黑格尔辩证法的两极却是对抗的。中庸辩证法注重和谐,并非是要否定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认为矛盾和冲突是和谐化过程中为求和谐而出现的必要实践形态。其三,关系性逻辑。行动是由关系驱动的,关系确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利益驱动行动。孔夫子说的“达己达人”,强调的利益是关系性利益,而不是一种单向性思维。在本体论方面,关系本体和原子本体相对。在社会世界中,主要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元关系的本原状态是和谐,中庸辩证法是和谐化过程。“关系选择”,即关系决定行动理性与否,则是关系理性的理论依据。


以上引为案例的三种理论,无论在理论建构、思维方式和具体观点方面都有着诸多不同,但是,不难发现,三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挖掘传统,面向世界”。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点,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几个要素。首先,自文化启迪。三种理论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智识资源中寻求创新灵感。赵汀阳主要从周朝的无外体系中得到启发,阎学通借鉴先贤注重道德的思想,论述国际体系领导国权力中道德的不可或缺性。关系理论则从中国人从来都是将事物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一世界观为起点,推演出关系性逻辑。最根本的三个原则——无外原则、道德权力和关系性逻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实践的产物,这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在理论化过程中得以重塑。这个特点也说明,知识生产者首先是“文化人”,其知识生产和创新是基于自身的活的经历和实践。因此,文化是社会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是社会理论创新的厚重基础。


其次,跨文化沟通。这三个例子都是在自文化与他文化的对话之中、尤其是与西方不断的对话、辩论中发展而来的。三种理论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说自话,而是在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和辩论中寻求理论的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寻求跨主体的平等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他文化理念与自文化理念交汇,有冲撞也有融合,既竞争亦有互补,自文化理念在他文化中得以再诠释和再生成反之亦然。天下体系所对照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关系性逻辑所对照的是个体理性逻辑,道义现实主义虽然是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但其核心概念却包含了新现实主义排除于理论之外的道德因素,这样的知识实践构成了一种批判性融合和竞争性借鉴。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依据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互融互鉴,在自文化与他文化的沟通流动中重塑自我,重塑他者,也重塑知识和知识生产方式。


再次,全球性关照。虽然三种理论说明文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但也力图使理论建构超越地方性知识,产生更为广阔的普适效应。就实践意义而言,全球化和全球问题需要一种全球性制度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基本依据,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世界政治需要突破原子本体的思维方式,从更加人性的视角考虑国际社会的深层问题。这些做法有意识地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表现出明显的超越意识和全球关照。就理论意义而言,这些理论的建构本身就是试图打破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素材”的不平等分工,表明国际关系学是全球性的,任何地域性知识都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


四、结语:贡献和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年之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并在国际学界产生影响,说明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意识越来越强。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和创新性得到更多的重视,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和知识生产的单一标准。这无疑是国际关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反映了文化对社会理论建构的重要作用。在挖掘文化精华中主动寻求理论发展,在跨文化对话沟通中谋求理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这些年的努力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方面表现不凡,也启发了许多其他被划归理论边缘地带的学者的思考。他们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期的实践结晶,也有丰富的思想传承,也有背景知识的深厚积淀。全面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需要不同文化的智识资源和理论贡献。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其他多种文化都可能对国际关系理论乃至社会理论做出重要贡献。未来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一定是兼容并蓄,一定包含丰厚的地方性知识要素,也一定是对全人类的关怀和整个世界的关照。


毋庸讳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面临挑战。第一,怎样超越中国经验以具有更为宽广的普适效应?所有社会理论都有局限性,只能做到有限普适,但是,这种有限普适性越广越好。第二,怎样能够有效与西方学界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对话?我们的理论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主动寻求对话而不缩回到自己的一方天地之中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包含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也包含与西方非主流的对话,比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在与这些批判性很强的理论对话中是否可以发展出有原创意义的理论流派和思想观点?第三,怎样进行更为深入的文化资源挖掘和凝练,进行与时俱进的概念化处理,建构有意义的理论化体系?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为了丰富而不是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互补而不是对抗,是取长补短而不是文化实质主义或认识相对主义,是寻求知识生产的平等地位而不是争夺话语霸权。创造性的跨文化对话有利于拓展人类知识的宝库。应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全球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有可为的,在这种大有可为的话语空间里积极创造的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任重道远,不能追求一时的功效和立竿见影的结果。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是追求一种长期的人类知识的积累、发展和创新。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学问的勤奋努力,对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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