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秩序的重塑，体现为大国力量对比均衡化、经济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充满变数、文化多样化催生“模式之争”、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危机常态化。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的“应变方略”，包括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思维、新形势与新布局。进一步运筹好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两大关键，一是统筹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二是趋利避害、维护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关 键 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世界大变局  战略机遇期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旧秩序“新陈代谢”、此消彼长的过渡期，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格外突出。面对深刻复杂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论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丰富内涵与宽广外延，彰显了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继往开来与大国担当。进一步运筹好新时代中国外交应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有效维护并努力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表现

　　 在2018年6月22～23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①习近平提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世界秩序的重塑，其核心是世界权力在国家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新分配，其具体表现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世界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新升老降”，新兴经济体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大势难改，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与美国的霸权难以为继，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步入“多级化”的新阶段。当今世界主要力量呈现为“一超六强”，其分别属于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仍是美国，第二层级包括中国、欧盟、俄罗斯，第三层级为“脱欧”后的英国、日本、印度。其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坐二望一，其“世界第二”的特殊地位更加敏感，易被“聚焦”乃至“前后夹击”。而世界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特别是“中进美退”，也使得美国的危机感加深，其不甘示弱并加紧反制，重点施压围堵中俄两国，导致中美、美俄战略博弈加剧，博弈领域涵盖经贸文化与地缘政治等，较量手段包括舆论战与贸易战等，乃至引发了世人对所谓“新冷战”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还企图分化新兴大国以免两线作战，试图拉拢印度与俄罗斯以全力压制中国。

　　 第二，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遭遇“特朗普逆风”。美国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特朗普政府一味强调“美国优先”和所谓的“公平贸易”，大肆推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的倒行逆施，重点针对中国乃至盟友发动贸易战，致使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多边机制备受冲击。特朗普还大搞反多边的“退出外交”，坚持唯我独尊、唯利是图、推卸责任。

　　 第三，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势不可挡，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的“双刃剑”效应凸显。互联网将全球“一网打尽”有利有弊，网络安全脆弱敏感，人工智能与“无人化”等新技术应用加快，其潜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安全异化突变的风险，与此同时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第四，文化多样化进一步走强，“发展模式之争”加剧。中国倡导践行文明对话与治国理政交流互鉴，独立自主、对外开放、改革创新、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影响力增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政治疑虑与意识形态焦虑加重，故而大肆炒作与不断翻新“中国威胁论”。

　　 第五，国际关系行为体多元化影响深远复杂。非国家行为体五花八门、大行其道，其借助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壮大，高科技跨国公司的能量尤为惊人，美国企业优势明显，政府权威及国家安全面临侵蚀，自17世纪中叶以来延续至今、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

　　 第六，国际危机趋于常态化，“黑天鹅”与“灰犀牛”层出不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过度举债，指当前全球债务规模超过了10年前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持续八年的中东北非危机仍然看不到尽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催生新乱局；欧美族群矛盾与社会分化酝酿内部政治危机，其外溢效应堪忧。美国特朗普大搞“推特治国”、一味任性斗狠，不排除其为摆脱国内执政困境(如“通俄门”调查等)而对外逞强，以转移国内公众视线。西方政治民粹化尤其是“特朗普变量”加大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与生态环境危机频发，特朗普为美国一己之私悍然退出《巴黎协定》，2018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为世人敲响警钟。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世界秩序重塑潜伏着失序乃至无序的风险，中国新时代遭遇世界大变局，外部挑战更趋复杂多变。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方略

　　 适值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多事之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五个新”(新经验、新思想、新思维、新形势、新布局)，堪称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变方略。

　　 首先，回顾总结新时代中国外交新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强调对外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深刻体会，包括“七个坚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乱云飞渡仍从容，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从长计议；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新理念，为世界注入正能量、贡献中国智慧；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特别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手笔；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致力中外良性互动，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强化风险预判与危机管控，确保了战略主动。

　　 其次，提炼升华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简称“习近平外交思想”)，这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事外交领域的具体呈现和最新发展，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古为今用、继往开来，包括十大方面②：一是在领导体制上，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强调，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而依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原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可以说，这一外事领导体制是对“大一统”的中华传统战略体制的传承；二是在战略目标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当代中国“大战略”的本质体现，即谋求民族复兴并为此打好“新持久战”；三是在思想境界上，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天下为公、兼济天下、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中华传统王道战略文化的一贯抱负和胸怀，而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也已出版；四是在内在定力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这体现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本质规律性，即内政与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政治信仰与政治本色对外交的决定性作用；五是在主要途径上，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外交对古代中国优秀外交遗产的传承，既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大手笔，也是地缘经济的大智慧和共同发展的大平台；六是在崛起方式上，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信“国强必霸”的所谓“铁律”，这是“和为贵”和“以德服人”的中华王道战略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体现；七是在关系形态上，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体现了“与人为善、广结善缘、广交朋友”的中华伦理道德，和“悦近来远”、从容周旋、保持主动的外交战略意图；八是在价值取向上，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同样体现了“天下为公、兼济天下”的中华传统战略文化大格局；九是在现实依归上，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居安思危和底线思维的体现，反映了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务实性与忧患意识；十是在大国形象上，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当代中国外交弘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儒家品格，着力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传播正能量，不断展现“中国机遇”与“中国贡献”。

　　 再次，深刻阐述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维，包括“三个正确观”：一是正确历史观，即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二是正确大局观，即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三是正确角色观，即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中国对外方针政策。

　　 “三个正确观”之中尤以第三个即“正确角色观”最富新意，因为当今中国的国际角色更趋丰富，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看是“负责任大国”，即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三个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③从中外力量对比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大国，在承担更多大国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外部阻力；另一方面仍是发展中大国，应坚持“内功优先”，对外承担大国责任需量力而行。

　　 复次，辩证研判新时代中国外交新形势，对“历史交汇期”趋利避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2022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强调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即世界秩序重塑与“新陈代谢”)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为此辩证提出“四个既和又”：

一是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多极化虽令“唯一超级大国”难以为所欲为，但与此同时中国加速崛起“树大招风”、存在被“前后夹击”的风险；二是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全球化虽难完全逆转，但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泛滥、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逆流汹涌；三是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多极化与多边机制虽令大国关系总体稳定，但特朗普唯利是图、唯我独尊的“美国优先”搅得天下不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是层出不穷；四是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