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也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的历程。当代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实践，既是18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现实运动与自然结果，又是世界历史进程在21世纪的更进一步展开与更有价值的成果。这一历史进程深刻体现着历史发展规律铁的必然性，又富含通过战略运用实现既定目的以掌握历史主动的创造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以战略机遇期为标志的自觉战略建构、科学战略研判、有效战略运筹，对于中国社会顺应历史大势实现其战略目标具有根本性意义。把大国复兴的战略考量置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视野中，运用战略哲学的研究方法对战略机遇期作出分析研判，阐述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逻辑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与着力点。

　　 一、战略机遇的审时度势

　　 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② 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思考、判断、抉择贯穿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甚至还将影响中国社会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复兴征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战略运筹的重要一环。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环境审时度势作出的重要判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及中国在世界的历史方位的清醒认知与科学评估开启了这一战略研判。

　　 战略研判最核心也最难的是发现并抓住所处时代的大问题，这是进行战略擘画的前提。1985年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④寥寥数语，高瞻远瞩地指出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战略的核心议题及其基本战略格局。

　　 和平问题是生存问题，也是东西方之间的首要问题。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世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遗留下路径依赖的行为习惯。世界大战结束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仍然困扰着人类社会。新中国不仅是在20世纪的战火中诞生的，也是在其后的战争中“立”了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伊始，朝鲜半岛就爆发了战争，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悍然跨过三八线，（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果不进行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新中国就不可能有相对和平的环境独立自主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仍然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争威胁、包括所谓“核讹诈”的阴影中，其后还被迫与印度、苏联、越南打过几场短暂的边境反击战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深挖洞、广积粮”，进行的“大三线”建设，其着力点仍然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中国之所以能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与这样一种强烈的战争意识、充分的战争准备直接相关，这就是“以武止戈”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分属的东西方阵营形成了相对的均衡态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战争中获得压倒性优势，同时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加，悍然发动战争不得人心也难以收场；另一方面是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等核力量形成了恐怖的制衡，一旦引发核战争其结果不仅是交战各方不复存在，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毁灭，世界性的大战因不敢打而打不起来。加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通过“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开启中美交流并走向建交，一度压城的战争阴云开始逐渐消散，和平问题有了阶段性缓解的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邓小平讲：“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⑤，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基本前提。

　　 伴随着东西方的良性互动和全球性战争危机的逐渐化解，发展问题便凸显为主要矛盾。西方资本主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进入繁荣上升周期，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要求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形成全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于是发达国家开始把国内产业重点集中于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需要把劳动密集、资源消耗、环境代价大的产业，把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转移出去。而这样世界性的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仅仅靠20世纪60年代以来扶植的西欧、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是不可能完全承接的，更何况产业的开发与提升还需要有新的超大规模市场的发育与支持，于是西方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当时中国全方位的经济建设开始起步，有着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着广阔的尚未开拓的市场，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治理环境，更有着过上小康富裕生活的期待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资本梦寐以求的、不可多得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⑥ 这其实是用现代政治话语讲出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⑦ 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走向现代文明一定要突破彼此隔绝的民族地域界限，通过国际市场的普遍交往把生产和消费连成一体，这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随着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西方国家和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寻求合作。这是西方进行产业转移和市场开拓的需要，是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更深层次讲，是其希望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统天下，使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更加畅通无阻。西方需要中国，但是西方从来没有放弃改变中国的企图。邓小平讲：“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⑧这确实是当时西方的真实想法，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个形态继续进行。“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⑨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看得很清楚。

　　 任何战略行为都是有成本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是在这样一场战略博弈中，能否以较小的代价、以我们可承受的代价，达到我们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实现我们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在总体收益评估上做到得大于失。40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做到了。现在西方总是讲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搭了发达国家的便车，占了大便宜，辜负了西方的一片“好心”。这纯属西方战略失败后自怨自艾的托词。战略博弈从来没有绝对的优势策略，更不会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如果战略博弈只是某一方赢者通吃，这样的战略关系早就停止了；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对中国社会有利，中国走向世界只是让中国社会获益，也不可能在当年西方占优势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中存在并发展起来。

　　 事实上这样一种战略模式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默认并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及其国际规则。虽然这一格局与规则并不公平正义，但是在20世纪尚有着相当的现实性甚至一定的建设性，中国要生存发展必须学会戴着镣铐与狼共舞。虽然当时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带头发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声音，但是邓小平清醒地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⑩这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韬光养晦”。

　　 在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机遇期并不只是对中国而言的机遇期，而是战略各方相互促成的一种客观的战略态势。只有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趋利避害才有战略机遇期，中国做到了。当然，这样的战略机遇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些具体内涵甚至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促成这一变化的是国际战略环境的深刻变革，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战略环境的顺势而为

　　 21世纪的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熟悉并适应的战略环境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研判21世纪的战略环境并顺势而为，是塑造战略机遇期新内涵，掌握战略主动很重要的前提。

　　 （一）世界之变直接体现为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

　　 从18世纪以来资本和资产阶级就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20世纪之后这一态势更为明确而稳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进一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的世界霸权格局。姑且不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这些相继建立和成立的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即使联合国这一20世纪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也不可避免在一些时段、一些事件上成为西方维护霸权攫取利益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骑绝尘、唯我独尊，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组成的“多强”在整体上形成绝对垄断地位和压倒性优势，其他上百个国家很难走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央，也很难有世界性行动权与话语权。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地位开始走弱。虽然绝对力量的对比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强，但是综合考量或者用经济学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边际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很多守成国家，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不再是一边倒，开始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研究显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1995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七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仅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七大发达经济体的一半不到。但是，到2015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实际购买力已经与发达经济体并驾齐驱。而且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而发达经济体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所以预计到2040年新兴经济体就将总体上超过发达经济体。[1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低谷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击更为沉重，经济发展的衰退必然也自然体现在国际组织变化上。此前世界上的国际组织甚至包括联合国在内都是以西方为主导、维护西方既得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众多的国际规则在很大意义上其实是服务于西方、有利于西方的“西方规则”。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成立了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新兴的多边机制组织。反倒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更是开启了“退群”模式，曾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12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条约，因为发达国家发现要想通过这些组织和规则获取既定的超额利益与特权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列宁在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基础上，总结出一条革命的基本规律：“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4]这条规律用于当今世界也很契合。列宁这个真理还有另一个表述是出现了“全国性危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