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 张笑吟: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5 次 更新时间:2022-11-27 22:50

进入专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国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  

​郭树勇   张笑吟  



【摘要】广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是中国学者或认同中国学术立场的学者为提升外交话语权、国际理论自信和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而结成的学术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引领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对世界性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导中国学派参与了中美理论话语权斗争。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本体论上,它有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合作和文明关系研究;在认识论上,它进一步深化了对时代、国际体系、大国责任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方法论上,它更好地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了国际共同体等核心理论。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发展史


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水平是大国软实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美国、英国、苏联,莫不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中,国际关系与外交上的理论创新意识与理论话语权不断增长,一个突出的成果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以下简称“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国别命名的学派,与学术界常讲的学派一词有细微的差异,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较后者更强调学派成员的国别属性或民族特色。基于此,中国学派就是一个有着国别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内政、外交密切联系,总体而言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学界关于中国学派的发展阶段划分有一定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几个时间节点或事件展开,即新中国成立、20世纪60年代、改革开放前后、世纪之交等。上述节点也被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不同起点。根据以何方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创建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历程;梁守德等指出,中国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俞正樑、金应忠、李石生等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1987年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真正开始发展的起点;根据梅然、任晓等的观点,作为国际交流意义上的中国学派产生于世纪之交。细分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可视为第一个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第二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为第四个时期,21世纪初进入第五个时期。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派的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外交思想本身是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又引领了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并对中国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存在必要性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在提出之初并非是一个公认和共同接受的学术倡议,而是一种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情况、为了激发中国理论自信而提出的学术共同体主张,也是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中外交融、理论自主性发展演变史的概括。笔者认为,尽管不乏分歧,但是中国学派的提法仍然有必要性。

(一)中国学派倡议的语境及内涵

中国学派是在三重具体语境下提出的,即特殊见之于普遍的话语语境,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主张见之于发达国家理论霸权的语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文化复兴、形成国际话语权的语境。将这三重具体语境推而广之,就是文化复兴和话语权全球化的语境。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含义由三方面的知识、能力、追求构成:一是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规律较为系统的自主性认识,二是这种自主性认识能够对当代国际关系进行较为客观和有说服力的描述和解释,三是这种自主性认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虽然多数学者在上述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仍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学派的提法。这种争论不断地告诫学界,不能将中国理论特殊化、意识形态化;如果不对传统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较为彻底的科学改造,终究要影响外交决策。

能否在推进中国理论科学化的同时使用中国学派的提法呢?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狭义与广义来理解中国学派。

狭义上的中国学派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学派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学派成为某个受到国家支持的具有中国理论话语解释权的特定学术共同体;另一种是学派思想的国情论,中国学派成为强调中国特殊国情的国际关系或外交知识体系,着重解释中国的世界观或中国外交风格,给中国理论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留下较大的例外空间。这种狭义上的中国学派定义,显然从未退出学术界,甚至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要让中国理论在国际学界立足,并让中国文化不失自信,就需要对中国学派进行广义理解。广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就是中国学者或认同中国立场的各方学者为了获得外交话语权、理论自信和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而结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不追求特殊性而是希望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不是运用一种方法而是运用多种方法,不是排斥官方的影响而是努力将官、学知识资源加以整合。在广义论的视域中,中国学派是中国在走向全球性大国、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其志向是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并随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强国际理论话语权。

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学派的狭义论与广义论,就会发现两者都有其侧重点和优劣之处。强调狭义论,可以较为明确地定义中国学派,也容易将中国如火如荼的知识自主建构活动缩小为一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圈子。如此一来,中国学派就难以成为兼具开放性和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更重要的是,狭义论一旦形成话语优势,就会抑制其他中国理论建设的生机。强调广义论,就是把生机勃勃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视为中国学派,避免了狭义论的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无法确定代表者、核心概念、主体方法等知识上的困难。因此,狭义论和广义论各有优劣,应各取所长,重其实而轻其形,以学派建设来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二)以新的思维和角度来理解倡导中国学派的必要性

第一,强调中国学派,有助于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虚无论。60多年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怀特(Robert James Martin Wight)提出了著名的“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据考证,其目的在于质疑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强调历史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但该论述后来被演绎为对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不足的质疑,进而被当成国际关系理论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持国际关系理论虚无主义论调的学者,先是西方较多,后来中国学界也时有出现。这种论调表现为要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轻描淡写,以外交经验代替国际关系理论;要么将现实主义视为唯一有用的理论,不承认现实主义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科学性提出质疑,过于强调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作用等。这些看法虽然有其原因,但不能因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缺陷而全盘否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理论功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通过更加科学化和历史性的成果来回答“怀特之问”。同样,中国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并不缺乏,关键是以何种视角观之。提倡中国学派建设,就是在肯定已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奋勇向前,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推进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学派的倡议固然反映出一段时期内中国缺乏自身理论的焦急与无奈,但也显示出中国学界朝着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迈进的一以贯之的目标与自我鞭策。以中国学派建设来反对理论上的虚无主义,是增强外交战线理论自信和理论话语权的重要方法。建设中国学派是第一步,以中国学派为依托建设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第二步,因此中国学派是一个过渡形态的学术共同体。

第二,强调中国学派,有助于消除对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模糊认识,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理论或东方理论的自信。中国学派的提法,有利于提醒国内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针对中国当代外交、体现中国人的治世智慧,并在实践中有利于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话语霸权。2000年,梅然发表的《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被不少学者认为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学派及其建设必要性的问题。中国学派有着多重学术属性,首先属于中国,其次属于发展中国家,再次属于世界。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尚未实现文化现代化、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努力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和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理论话语权。举中国学派的旗帜,不是搞文化民族主义,而是要代表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发出国际理论创新的声音。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世界并长期由西方学界主导,但是它毕竟是国际政治实践和大国外交实践的产物,随着国际政治实践中非西方因素的不断增加,西方大国政治固有矛盾的发展制约了其理论上的进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这种多元化和非西方化给予了强烈的关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大国与美国既合作又斗争,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英国学派、法国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学派;美苏冷战一度引发了苏联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却造就了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方面的主导地位。显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则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着向东转向和向中国转向的巨大潜能。

第三,强调中国学派,有利于促进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联通,防止两者之间可能的“脱节”。关于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王缉思教授曾做过独特的阐述:“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理论指的是意识形态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多注意的是理论能够指导实践或为现行政策服务,而不是能否解释实际。在中国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理论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前者重在为外交实践服务,后者重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在他看来,在中国语境中,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高度融合,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其前沿理论的属性,决定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就其民族性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学派的思想源泉,是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强调中国学派,实际上就是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创新发展的指导和引领意义。

二、中国学派演变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支持中国学派提法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学派发展的起点定在21世纪初,然而,从中国意识、中国特色,到中国理论、中国学派,这是不可分割也无法分割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脉络。论述中国学派的经验史,其对象只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史。无论中国学派发展的起点如何,其政学互动、融合中外、平台支持等发展特点都清晰可见。

(一)政学互动

政界与学界的互动,无论紧密与否、平衡与否,都是古今中外国际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常有现象。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大国学者和政治家对战争起因与避免战争的研究,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有理论视野的政治家和有政治实践意识的政治学家的身影。中国学派的成长自然也遵循这个规律。就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发展史而言,在第一个时期,政学互动突出地表现在周恩来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引领作用以及学者们的积极配合。在第二个时期,政治家依然在理论上引领,然而全国三大国际政治系的设立为学界和学者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学术平台和学科支撑,政学互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比如,梁守德指出,1964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设立,完成了理论研究从政治家群体向学者群体的过渡。第三个时期则是政学互动的典型阶段。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世界政治要补课”的要求,随后的8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逐渐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1987年“上海会议”得以召开。这次会议不但凸显了学界在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具有政学双重身份的理论家宦乡、汪道涵、陈启懋、周纪荣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次会议中的组织协调作用。第四个时期的政学互动则体现为双方不断深入的理论碰撞。高校学者与政府有关部门的专家、社会科学界的专家等共同开展“特色理论大辩论”,系统地批判了冷战结束后不久就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增进了政界与学界的相互理解。第五个时期往往被称为中国学派的正式形成时期,也是互动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界逐渐认可了和平崛起、国际责任、全球治理等学界提出的概念,学术界参与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外交战略的理论构建与海外传播。在同一时期,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共生、国际共治等学说逐渐提出,并日益产生广泛学术影响并促进了学术与政策的良性互动。当然,中国的政学互动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党和政府的理论研究部门始终居于重要地位,从意识形态工作和外交战略规划等角度给理论研究以充分的重视和影响,而国家领导人则对外交或国际关系进行阶段性阐述,在创新或传承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同时,也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发挥领导作用。

(二)中外交融

中国学派产生、发展于中外国际政治思想大碰撞的背景下,又具有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性,自然具备了中外交融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西方展开了意识形态斗争,其中既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竞争,又有权力政治理论与国际治理理论的交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外融合,主要是将中国外交传统与苏联国际关系理论及西方国际法思想融合。具体而言,是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与印度等国家的和平主义、反殖民主义等思想相融合,在现代主权制度和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加以改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反思苏联的外交、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美接近,实际上结束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接受了以大三角为特征的均势外交思想。其后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二十年间,中国学者赶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中外比较成为文化潮流。1987年“上海会议”旨在解决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发展方向中如何坚持“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外理论的平衡与交融问题。“国际关系学发展在中国的起步,一开始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即一方面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科学吸纳美欧国家学者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揭示了中国学派建设的永恒主题,即从中外融合中实现知识自主。到了21世纪初,一大批了解西方理论优劣且能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明确提出“中国学派”,希冀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西方理论,重塑中国的文化自觉,为民族复兴和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提高中国的理论话语权。

(三)南北呼应

学术发展通常呈现地缘文化学、政治社会学等特征。在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学派往往以国家为主要区域特点,同时也有超国家的学派建设以及国家之内一个学派多点分散成为分支学派布局的现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南北分布的特点,这与南、北方相对分野、均衡的文化特色、人力资源、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有关。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京、津等地学者为代表的北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集群和与以沪、宁、汉等地学者为代表的南方研究集群有所分工、相互启发、积极对话、相互补位,不时进行积极有序的南北呼应,既避免了“独角戏”,又避免了二元对立,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派的代际传承与良性发展。有学者认为,20世纪末的中国学派建设是上海、北京学者“南北呼应”的结果。南北呼应下的发声者,也成为中国学派的主力军,并渐次提出诸如“关系理论”“国际共生”等较有影响的理论学说。

(四)多元平台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清华大学等在中国学派发展史上都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同时,当我们回顾理论史的时候,很有必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几类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

第一,国际关系类的各个学会。主要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以及中国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研究会(曾称为“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重要会议,不少是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有关高校发起并召开的。

第二,有关期刊和出版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交学院学报》《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国际观察》《世界知识》《美国研究》等杂志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组织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讨论会。其中,《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组织的理论座谈会较多,《世界知识》杂志组织的关于“当今时代问题”的大讨论影响深远;而时间跨度较大的理论丛书则是从1995年至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时事出版社、长征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都出版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丛书或理论译丛。

第三,外语或特殊类型高校。比如,由于多方面原因,上海外国语大学承办了1987年“上海会议”,从而奠定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中国学派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学校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学派理论研究的传统。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也同样发挥着类似的理论研究功能。同时,特殊类型高等院校在很长时期内也发挥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功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基于国家发展条件和对敌斗争等需要,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战略理论研究是在特殊类型高等院校里进行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为代表的涉外型军事院校以及以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为代表的有关院校,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路先锋的角色。尽管由于上述单位教师队伍建设受限,理论研究连续性不够,往往出现理论研究断层现象,但是其学术贡献不应被湮没。

三、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派发展面临的四大变化

如前所述,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个划分与中国学派出现时间的五种观点有密切关联。基于理论自主性和研究上的方便,可将其进一步合并为三个大的阶段。比如,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87年“上海会议”视为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在近四十年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强烈意志与集体自觉,为中国学派建设奠定了基础。而1987年“上海会议”至党的十八大之间又可视为第二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正式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和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在百家争鸣中“引发了诸多关于发展中国学派的探索和努力……得到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认知和认可”。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外交进入新时代,中国学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2012年,杨洁勉撰文再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学派的极端必要性。中国学派面临四个方向的重要变化,这是判断其走向和发展中阶段的基本依据。

(一)研究主题的变化:大变局下国际治理与国际体系的转向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外国际关系学界都在深入思考危机日甚的全球经济治理会迎来什么样的大变局,二十国集团机制升级后的国际治理体系应当怎样适应这个变动的世界。这次危机对国际治理进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不亚于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震撼,产生了三个结果。一是认可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民主化现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共同协商处理全球性问题。二是推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朝着古典现实主义方向复兴,却引发了地缘政治理论和权力政治理论的大回潮。三是促使非西方国家思考非西方视野下的国际治理逻辑。由上述三种结果所推动的理论发展进路,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第一种采取了积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理念;第二种则是以权力政治的逻辑压制国际治理的逻辑,出现了国际治理中的强权观念;第三种则是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提倡一种包容中西方智慧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治理观念。中国学派要进一步发展,势必要正面回答以上诸多新生的全球性问题。

(二)基本研究对象的变化:从大融入外交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对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规划和凝练,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任务,脱离了中国外交这个基本的研究对象,中国学派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实质上是融入外交,主要目的是融入战后国际体系特别是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为此,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行外交实践。在国际责任问题上,中国坚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立场和外交利益。对于存在不公平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一方面在道义上提出批评性意见,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努力融入现有的规则体系,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交实践的重心不同,中国学派建设的重点也不同。如果说过去一个阶段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那么,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学派就更加关注中国对新型全球治理的引领了。另外,大融入外交有着重要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国力不足以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体系性威胁”,美国不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目前这个条件随着中国入世之后的国力持续和迅速提升而悄然发生了变化。

到2010年左右,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强烈要求中国承担与国力匹配的所谓国际责任的共识,开始掀起新一轮“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作为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开始调整外交战略,将之前的大融入外交改变成大国外交。大国外交主要意味着在全球治理上“中国不能缺席”,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不仅要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要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并保持地区发展势头,而且在处理中东、阿富汗等全球热点问题上积极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对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包括反对美国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的外交形态,是复兴外交和大国外交的有机结合,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条件和原则、要求,以及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外交理论,都需要中国学派认真研究。同时,外交实践对中国学派进入发展新阶段提供了根本来源。

(三)指导思想的变化:从“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正确处理外交指导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关系。宦乡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总的指导思想与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之间关系的阐述。在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且有不同的外交思想阐述,因此,指导思想的侧重点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又有所不同。具体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外交思想,是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与思想源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化的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就继承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承了以往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如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基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处理外交、运筹大国关系不搞结盟、从外交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变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人类进步作出力所能及的国际贡献等。就发展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以往的外交原则特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根据时代变化和国情变化等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奋发有为、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思路。这具体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国际倡议上。

从“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的外交理念转变,是外交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涉及对当前时代内涵、世界秩序、国际共同体、全球治理、多边主义、共同价值等重要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外交文化、国际身份、全球治理领导权、理论话语权斗争等概念内涵的重新界定。这是战略方针上的与时俱进,展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随着中国外交从“仰视外交”走到“平视外交”,中国外交思想从有所作为到大有可为、全面作为的转化,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一场理论上的革命来解决理论与时代需求“脱节”的问题。因此,中国学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文化重心的变化:从中体西用到文化复兴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学界一贯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将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译介到中国,不断地借鉴和对比研究西方国际关系学派的有益成果,以方法论革新等形式,推动认识论转型。最突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反思热”“翻译热”,都推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学东渐,也为21世纪初的中国学派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学派的正式提出,向国际学术界宣布了中国理论的本土化努力,不但要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本土化、中国化,而且也要将所有外来的优秀成果本土化、中国化。然而,中西交融的方式和目标之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体西用、融入国际社会”的思维方式,开始升级为“文化复兴、参与引领世界”。这主要是因为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民族复兴步伐加快,过去的“中体西用”策略已经难以为继。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经历了40多年的冷战,特别是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日渐暴露出其学理上的缺陷和在指导实践上的不足,尤其在涉及世界秩序建设方向和国际体系变革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理论赤字,“向西方学习”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跟读式”的中国学派建设方式急需改变。有学者指出,已有的中国学派理论建设仍未能走出“建立自己的话语特色”与“想要与国际理论话语接轨”的矛盾,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依旧被西方理论范式笼罩,未能深入发掘和弘扬中国的文化理念。在此情形下,作为方法论或工具论的“中体西用”只能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本体论或实践论的文化复兴则成为中国学派的新任务。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实现文化复兴的目标,需要抓紧三个角度的建设,一是推进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进民族文化概念实现尽可能多的文化转化和创新。比如,中国学派在2014年和2015年相继发表的三篇代表性论著及其主张,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概念,即“道义”“关系”和“天下”。二是建立新的文化本体,高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外国文化成果和新中国外交经验。三是引领全球文化治理,迅速从以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为主转向以建构中国话语为主。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确立的进入新时代之后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它科学回答了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此,与以前的外交指导思想不同,习近平外交思想本身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同时也对世界性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一)外交思想本身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

外交思想本身即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一方面,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中国语境中的建设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大国相比具有的突出特点是,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一体建设、相得益彰;中国学者整理的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学者译介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了大量的国际政治理论概念和命题,本身即是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提出了中国外交怎么办的思路,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世界怎么办、人类怎么办、中国如何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与危机丛生的人类社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等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重新发掘了中国文化的外交元素,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智慧的理论假说,为文化复兴提供了智力支撑。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阐述观念时提出的“中华文化基因”“美美与共”“和合共生”“天下观”“多元包容”“正确义利观”等重要观点或命题,在综合中国学派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全面系统地整合到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中,为文化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外交思想能够引领世界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制高点,向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一,提供了很多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案。十八大以来,中国聚焦全球治理的若干重点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全球化时代特征和协商民主精神的国际秩序改革方案。比如,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提出了各大国共同引导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新理念,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明确提出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尊重主权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反对在这个新空间引入“丛林法则”。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国勇于担当,向国际社会作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系统治理、以人为本、多边主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全球环境治理原则。在全球新疆域治理领域,中国发布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议坚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的原则,避免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陷入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和强权政治的漩涡之中。

第二,将中国的外交治理和周边治理经验适当理论化、普遍化,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进行经验交流。有三类理论化成果具有较强普遍性。第一类是对处理双边关系的某些做法或者模式加以理论化,比如,与利益攸关、命运与共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建立“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并视情将这种伙伴关系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直至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扶助外交,坚持“真、实、亲、诚”理念,履行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第二类是处理周边关系时注重不同文化背景、兼顾不同发展阶段、将安全发展融于一体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路径。比如,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提炼为“上海精神”,将金砖国家合作经验与路径总结成“四大伙伴关系”。第三类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做法与经验为处理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实施提供的中国经验与模式。比如,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先进经验、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国家措施、在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力地支持了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地。另外,中国在现代化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客观上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模式。

第三,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世界认可的国际体系倡议。由于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建立一个具有价值引领、框架支撑、路线设计的新型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的重大理论关切。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提出了新型国际体系的理论倡议,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而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科学回答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较为系统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前提是新型全球治理理论。由于人类处于命运与共的状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需要能够回答“人类怎么办”的新型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应运而生。十八大以来,中国又系统地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这些创造性的理论对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论具有很好的支撑作用,使共同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其次,比较扎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领导者的作用,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CEP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都成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平台。再次,迅速规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2017年以来,以联合国大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及其意义持十分积极的态度,通过联大决议等形式加以肯定,这本身就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的认可度和理论创新价值。

(三)中国学派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参与中美理论话语权竞争

在复杂、严峻的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不同阶段的中美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竞争。中国学派已经从三个角度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解构美国理论话语霸权、弘扬中国文化自信的理论交流、交锋活动。

第一,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及其中国化形态中寻找渊源,提出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命题。一批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或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若干论断,或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立场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理论命题。比如,李慎明提出了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论。这个理论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在深化,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金融帝国主义首先和主要是金融霸权,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根本表现,也是其他霸权的经济基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把握“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辩证统一及其相互转化关系。王辑思等学者提出的“两个领导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出发,提倡领导权分享。实际上,这是一种领导权相互尊重理论,即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守成国与崛起国要探索领导权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方式。核心内容是,美国要尊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和治理,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与此同时,中国也无意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而是致力于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贡献者和建设者。何方等提出的和平发展学,则认为中国学者的理论的核心是和平发展理论,这既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也是中国和平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并揭示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指出了一条理性的道路。文化国际主义假定的提出者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习近平的文明互鉴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文化国际主义包含三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文化开放主义、地区层面的文化区域主义以及全球层面的文化全球主义;它们都有利于减少当前文化秩序的治理赤字,增进文化国际合作,助力中国文化复兴与世界大同。这些理论主张,虽然并未直接批判美国具体的国际政治理论,但都解构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诸如金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

第二,弘扬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文化传统中直接汲取概念和立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叶自成等提出了华夏主义,认为华夏主义能够克服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不足,主要“由易经思维、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商子范式等传统精华加以融合而成,以道引导法和德,以德辅助法和道,以法来保障道与德,以具有君子品格的人才来实现这些原则,再加上合理地吸收西方思想中各家各派精华”,就可以成为民族复兴时代的新的意识形态,为全人类贡献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金应忠、杨洁勉、任晓等提出了和合共生理论,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否定西方文明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以期重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际社会由和合共生逻辑演绎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相生相克、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变化发展逻辑,分分合合变化发展逻辑,矛盾冲突与相互依存变化的逻辑,以及危险与机遇同在的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变化发展逻辑。实事求是、完整系统认识相互依赖发展所带来的命运与共本质,为认识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脉相连本质奠定了逻辑起点。王逸舟等学者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应当是“仁智大国”,这一身份要求中国继承古代中国的优秀传统,强调现代意义上的“礼治”和“王道”,来重建国家形象与建设国际体系。还有学者提出了“新天下主义”等理论主张,提出中国古代天下主义的治世哲学能够解决主权民族国家体制及其理论无法解决的多元包容治理问题,能够为一种世界性政治制度提供基本原则。有些学者甚至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中的经典概念比如“阴阳”“太极”“和而不同”“华夷”“势”“仁”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类学者在追求普遍性理论的态度上虽然存在差异,但是都赞同直接引用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概念,前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自信和对西方话语霸权衰落的笃信。

第三,倡导中外文化互鉴,将中西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科学融通,建构一种中体西用、超越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深入的理论对话,就没有根本性的理论解构,也没有解构进程中的中国学派建构。将中西理论进行融通性建构进而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极有难度的理论活动。这种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越大,对西方理论话语霸权的挑战就越有穿透力。中国学派中的“关系理论”抓住了理性这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以中国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概念“关系性”来补充“理性”,期待像制度主义用“过程”补充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那样,形成一种更加包容、更具普遍性、超越西方局限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学者们用“关系理论”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甚至以“关系”作为元概念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中国学派中的“道义现实主义”虽然接受了一般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但对权力转移的路径持不同观点。其将政治领导视为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指出政治领导是国际实力对比变化的根本,即崛起国的道义或战略信誉可提高其国际政治动员力,同时需借鉴仁、义、礼三个中国古代概念,结合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在世界上推行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建立德威并重的战略信誉,并特别重视周边外交的敌友划分和战略信誉。中国学派中的全球共治理论试图通过融合中西之长的多元共治思路来治理世界性难题。具体地讲,是将全球治理范式转换为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主义、全球主义需互为依靠,以国家为中心逐渐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中心;强调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践本体,体现中庸之道,实践天下观的时代之用。除共治理论之外,梁守德的“三权主义”学说提出了以权利政治为核心概念的学说,主张人权、主权和球权间的平衡。

五、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的多重影响

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升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境界,推动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对理论创新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角度来理解。

第一,突出文明交流和文化合作的本体地位,破解单纯权力政治背后的二元对立和文化霸权逻辑,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合作和文明关系研究。就哲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世界历史和历史社会学等而言,文明交流研究是传统的话题之一,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文化研究则长期处于边缘地带。这主要是因为几百年来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为避免权力斗争失控而进行的并不长久的国际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合作的逻辑得以上升,强权政治、地缘政治的逻辑仍占主流,国家间较量往往涉及经济、军事等领域,文化或文明问题只是偶尔被提及,往往被弃之于意识形态因素。文明交流与文化合作从未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一百年前,从世界革命的长远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力陈文化领导权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作用。这种先见之明,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理论中承续实践,反而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曲折继承。冷战期间,葛兰西的命题被长期搁置。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最为紧迫的外交理论问题是如何对国际主义进行现实主义化并在现实主义化中选择国际主义的方式,国家主权、集团利益、经济全球化等被置于外交议事日程的优先地位。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突然意识到文明问题是世界秩序的核心,未来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表现可能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从而引发了中国、印度、巴西以及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非西方文明世界的持续辩论。西方学者中也有反对“文明冲突”假设的学者,同样担任过哈佛大学教授的入江昭(Akira Iriye)提出过“文化国际主义”的倡议,其中隐含了文化合作和多元文明交流的可能性。另一位美国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论述了体系文化或文化体系对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然而,上述政治哲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思考尽管具有穿透力和政治影响,美国社会建构主义学派虽然将文化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舞台中心,但是毕竟都未将文明上升到全人类命运存续的高度加以审视。如果世界不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缺位一个与西方核心国家分庭抗礼的非西方大国,文化合作和文明对话将大多停留在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天才推演水平上,至多也不过是战略家对本文明霸权衰落的忧心警示。历史和理论都是伟大实践创造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赋予了文化概念以时代和实践内涵。所谓时代内涵,主要是指新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相互尊重、命运与共的时代;文明压迫已不复存在,所有国际关系中的文明压迫的痕迹、隐喻、前提都将进一步消解,被忽略的非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包括世界治理的传统应当得到适当尊重,以西方化为实质的现代化要得到重新审视,文明间的互鉴、交流与合作应代替冲突与斗争而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在发育,不能以人类文明已有成果和形态来否定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旧形态之间是长期共存、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关系。所谓实践内涵,主要是指中国本身既是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也是一种延续至今并未中断且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集东方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之优长于一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协调,在大国外交实践中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和合共生、开放包容、天下为公等品质,能够为文明互鉴的人类事业贡献力量。这样,文化或文明就不是简单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地带,而是成为国际关系实践的本体和主体。

第二,强调世情之变的绝对性和客观性,重视国际政治中的矛盾性和斗争性,深化对时代、国际体系、大国责任和国际规则等基本问题的认识。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上半叶是世界秩序的大变革时期,这种大变革是多方面的,而且引发了后续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只是吸收了变革的一部分,后来就越来越显得保守了。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度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巅峰之作,其核心是强调美苏共治世界的结构现实主义逻辑,推崇一种“两极稳定论”。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等著作倡导国际制度合作,也在追求另一种版本的霸权稳定论。以基辛格等为代表的战略家则提倡多极稳定论。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似乎成了“美国胜利十年”,理论界甚至称之为“单极时刻”。到了21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才认真正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变。实际上,那场巨变不仅终结了冷战,也不断削弱了冷战所反映的霸权政治逻辑与冷战思维,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只要继续走老路,都会被历史进步的车轮所碾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主导的理论界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四次论战”的形式进行过一番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在温特那里半途而返,重回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秩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借助传统的知识将变化之学内化于理论建构之中,但又不能不受到时代观、历史观等局限。习近平外交思想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为变化是绝对的、客观的;世界变化了,国际关系与战略的理论须随即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要从新型全球治理的高度,推动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完成这个体系重建的理想,不能走霸权治世、赢者通吃的老路,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就要有特殊的责任,要尊重联合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扶助中小国家走全球发展之路。但是,如果其他大国不愿合作甚至阻挠合作、破坏合作怎么办?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了国际政治矛盾论和斗争论。人类处于全面危机的共同命运之中,解决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国际的责任和斗争精神;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开展反击虚伪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上述理论与观点进一步引领和深化了理论界对世界之变的认识,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时代研究和矛盾研究。

第三,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国际共同体等核心理论,破解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以非西方的智慧和方案引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去一段时间,一提到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国际关系学科,国内有些学者就习惯性地认为它是西方的东西,或者说多半是西方的东西,原因或为国际关系学起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并主要遵循西方文化及外交实践的路子。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西学的观点有其理由,但并不准确和正确。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已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从周恩来提出“外交学要中国化”起,也包括1987年“上海会议”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理论界对于东渐的西学一直采取既批判又借鉴的方式,更不要说21世纪初明确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了。然而,扭转“国关西学论”偏见的,还是过去十年旗帜鲜明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实践和大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恐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的壮大,而且在于中国所代表的文明发展和理论话语对西方的挑战。从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经由其后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到温特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到了21世纪初,似乎并无进一步的大的理论出现。21世纪前20年的国际学术界,大致沿着三条路径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一种是返璞归真,进行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尝试,但主要还是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中调整、综合;另一种是博采众长,寻求广大的非西方学术资源,建设全球国际关系学,走折中综合之路;还有一种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胆融入中国的实践、智慧和方案,走综合引领之路。其中,最为突出的理论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一理论视野宽阔、逻辑体系完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理论与实践、东方与西方、外交与国际体系等范畴较好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公认的国际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但有着“五个世界”理想等理念层次的顶层设计,还有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等领域层次的制度设计,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层次的一体化设计和中老命运共同体等双边层次的战略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多体现了时代所需和东方智慧。国际共同体理论是美国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超越美国最为前沿的主流理论,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理论行列,也说明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建设的强大引领力。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张笑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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