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周边外交,新中国外交的长期首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19-10-17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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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中国有众多的邻国,形成地域广阔的陆海地缘带,以中国为立点,构成周邻地区,也即周边地区。无论是从地缘、历史还是现实利益看,周边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与周邻国家是山水相连、相互依存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好则周邻好,周邻好则中国好。


中国西沙群岛永兴岛上的三沙市政府办公楼。图片摄于2018年1月22日。


中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历史久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亚洲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与周邻国家结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近代中国衰落,列强侵入周邻地区,多数国家成为殖民地,中国也被列强划割占据,特别是,作为近邻的日本,其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历史灾难。由此,中国不得不在屈辱外交中争取生存环境。


在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中国衰落的下行线,开启了国家的重建进程。因此,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对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对外关系重新定位,重建对外关系。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关系经历了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历程。在新中国外交中,恢复和重建与周邻国家的关系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周边地区与中国接壤和邻近的国家有20多个,形势多变、情况复杂、矛盾尖锐、斗争激烈,重建关系并非易事。一则,许多问题都与中国有直接牵连,其中既有历史遗留的,也有现实发生的,既有领土争端,也有政治对立;二则,周邻国家分属不同的阵营和势力范围,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制约(如冷战),也受到多种势力的牵制;三则,中国周边外交受到自身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和外交方式。因此,中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这为周边外交增加了难度。


从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来考察,可以大体分为几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1)20世纪50年代,主要特征是“生存外交”,即为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最基本的外部环境。一方面,中国努力重建外交关系,先后与十个周邻国家正式建交;另一方面,通过加入苏联阵营,出兵抗美援朝,创建和改善外部环境。(2)20世纪60年代,主要特征是“革命外交”,不仅在周边,而且在世界支持和推动革命。在此阶段,中苏发生分歧,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周边关系也受到“革命外交”的影响,总体周边外交陷入困难。(3)20世纪70至90年代,周边外交进入调整开拓的活跃期,先后通过联美抗苏缓解来自苏联的压力。改变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状态,冷战结束后迅速与新生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关系并逐步建立信任。特别突出的是,基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外交的重点转向推动与更多周邻国家关系正常化,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积极开展经济外交。由此,推动了中国与几乎所有周邻国家关系的大发展,同时也开始参与和推动周边合作机制的构建,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4)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外交进入对外关系和地区秩序的重塑期,中国基于增长的经济和综合实力,采取了许多大政策和大行动,包括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区域合作机制、组织的构建,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提出以周边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等。应该说,这个阶段是中国周边外交最有成效的时期。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中国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重新回归中心大国地位,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倡议推动者。由此,中国周边外交越来越表现出进取性和创造性,旨在推动周边新关系和新秩序的构建。


特色与经验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璀璨文明的大国,拥有自己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思想文化基础,即便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也坚持源于其内在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因此,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方式和手段不同,但是除个别特殊阶段外,总体上是沿着基本的思想文化价值原则行事的,这与西方大国外交有着明显的不同。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夜景。每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在这里举行,迄今已举办了16届。今已举


周边外交的理念。20世纪50年代初,与缅甸、印度一起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为国家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环境,理念和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友好相处。


对中国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一则,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观,遵从新的平等秩序观;二则,它承认和接受由联合国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平等相交、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和秩序的愿望。


此后,中国先后提出了“睦邻友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和谐周边”“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发展与周邻国家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尽管所用词语不同,但它们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即处理、发展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构建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周边秩序。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大国针对邻国提出这么多基于良好意愿、着眼于“和合共生”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原则。


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地区,中国坚持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的基本原则。这里大体可以把对分歧和争端的处理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1)通过友好协商、妥协与互让划定边界。出于复杂的原因,中国与多数接邻国家都没有划定陆地边界。为此,中国先后花了几十年时间,分批与相关国家完成边界划定。如今,中国与周邻国家的陆地边界基本划定,只剩下了与印度、不丹尚未划定。因为边界争端,中国与苏联、印度等国发生过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都是被迫自卫反击,并没有通过战争扩大领土,战争结束后又退守到战事之前的约定边界线。最终的边界划定还是通过耐心谈判解决的。(2)对于一时不能解决的争端,中国提出搁置争议,避免因争端发生对抗冲突。如钓鱼岛争端,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际情况,中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提出搁置争议,日本对此表示认可,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来日方否认有争议,否认有共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才迫使中国采取实际行动宣示主权。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为发展与日本的关系留下了空间。南海争端涉及几个东南亚国家,解决起来异常困难,为此,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通过与东盟和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大局,签署并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正就签署“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这样就有助于维护和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良好关系。尽管争端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有时也会激烈一些,但还是可以通过外交进行协商的,不会走向大的对抗。


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涉及周边的区域合作机制,此后,先后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10+3(东盟+中日韩)、东盟—中国对话等机制,积极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参加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多形式特征,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区域合作组织,因此,中国采取了积极参与和积极推动的政策,这种“两手抓”的方式既增加了灵活性,也体现了务实性。其中上合组织是中国直接推动成立的,采取了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同推动的“上合方式”,成效显著。


有了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与周邻国家就多了一层关系,外交就多了一种平台,这种双重框架对发展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是很有益的。就像自贸区建设,经贸上有助于构建基于规则的开放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再如机制化的上合组织,已成为中国实践和平合作外交和推动构建新型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秩序的样板,吸引力在不断扩大,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新课题新挑战


总结起来看,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一直在调整、在推新、在发展。随着中国本身的发展和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的发展,对于如何认识和定位周边地区也需要有新的思维和战略思考。在我看来,以下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其一,需要把周边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来谋划,建设互联互通大区域。整体谋划是把中国作为平等一员,置身其中,意味着不再是“中国对周邻国家的关系”,而是“中国和周邻国家的关系”,一字之差含义大不相同;其二,把周边地区作为战略依托地带,意味着再也不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安全威胁的来源,而是中国安全的依托。


以新的理念、战略和行动构建新时代中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困难不少,挑战很多,也需要时间。重要的是,中国也需要“重建”自己。过去,受辱的历史会产生“受害者情结”,从而会滋生变强后的“报复意识”,历史上的强大也会助长“回归意识”和重建权威的意向,这些都会误导政策,让周邻国家担心甚至惧怕,也是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和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相悖的。周邻国家担心,中国作为综合实力快速上升的国家,必然要拓展利益、提高影响力,会与强国抗争或者争夺,对争端也许会使用武力等。在此情况下,中国周边外交当前的重要课题是,以创新的方式推进共识、增进互信,把“我与周边”和“周边与我”契合起来谋划操作。


周邻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强中国”,“强中国”下的周边外交环境也不同了。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各种势力会加大力度对中国进行制约与遏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转变,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在周边动作频频。出于多种原因,很多周邻国家对中国“近而不亲”“脚踩多只船”,在敏感问题上拉外部势力给自己助威等。对处在上升期的中国来说,处理与邻国发生的矛盾更复杂,不仅需要实力,也需要智慧,需要耐心。


周边是首要,这是个长期的外交定位。在我看来,所谓“首要”意味着三个“优先”,即优先考虑、优先投入和优先处理。近年来,无论是对外战略布局、资源投入,还是应对和处理,中国明显向周边地区倾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建设、多形式合作机制构建(上合组织等)等,都是从周边开始,以周边为重点的。应该说,尽管周边不平静,存在诸多热点、难点、危点,大局还是向好的,中国的影响力和直接作用在增强。


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外部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为此,周边外交的目标是创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从根本和现实利益出发,中国不希望周边生乱,更不希望周边生战,而是希望守望相助、合作共利,构建新时代的新关系。这需要外交做深入的工作,让大家接受、相信一个强中国对大家好。做到这些当然不容易,因为传统上大国崛起必争、必霸,中国为何不同,怎么不同,会不会不同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既取决于中国的行为,也受制于多重因素。


中国誓言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做新型大国,周边是第一层感知区。周边外交做好了,无论对于维护和延长中国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还是对于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秩序都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周边外交要有新的使命感,要深入人心,要有创新。如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中国是大变局的最大变量之一,也是影响变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周边是感知大变局的敏感区和体验区。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先要迈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和秩序这一步。


鉴于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崛起大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疑虑,特别是对中国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还是“不放心”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自身也有诸多问题和挑战,在不少方面也有不被他国认同和接受的地方。周边外交要深入人心,做好民心工程,让民心真正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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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知识》2019年第19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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