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22-12-01 21:06:27

张蕴岭  

  

   对于百年大变局,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既然是百年大变局,对于许多问题需要从长远的发展看,需要着眼于大局。作为对策,当然有其即时性,即必须提出应急性对策,但许多看似需要应急应对的,也需要有大视野、大设计,这样有利于推动大的转变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变化,任何大的变局都是由变化不断累积而成的。大变局变什么,如何变,结果如何,这些世纪之问,的确值得深入观察、分析和研究。

   1、国际秩序之变

   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各国相互依存,国际秩序之变无疑是最令人们关注的大变化之一。所谓国际秩序,简单地说,是指世界相对稳定的一种结构状态,建立在一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国际机制体系和国际规则基础之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国际秩序特征,如今的国际秩序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大变局主要是指该国际秩序的大转变。

   二战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后开启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45年正式成立了联合国。由此,一种新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基础建立起来,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分别承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和发展融资的职能,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联的国际机制先后建立起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构建,其突出的特点是包容性,逐步把所有国家纳入到这个体系之内,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现代国家地位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尽管联合国体系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但是其职能与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基辛格曾言,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冷战是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严重冲击。以美苏为首,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陷入分裂。冷战持续了几十年,尽管以非战争方式结束,但“和平红利”并没有用于构建更加包容与合作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一家独大”的优势,极力推动构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并且联合西方其他国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强制推行价值观和制度构建,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势力崛起,也对国际秩序造成严峻挑战。

   国际秩序的转变来自多种因素的变化。对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是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世界力量格局的形成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两层结构之上。第一层是国家力量,特别是大国力量,第二层是团体(集团)力量。国家力量的对比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对比,综合实力强的一方对于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发展具有引领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团体力量主要体现为利益、价值观等相近的国家结成集团,或者在行动上协同,形成集体的影响力。二战后,美苏曾是两个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从力量对比和对世界基本秩序构建的角度看,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机制、体系和规则构建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诸多国际机构建立、规则制定上,起到了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也是为何美西方国家面对变局一再强调要其他国家遵守现有国际规则的重要原因。

   国际秩序的大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协调秩序的组织机构总是变化的,事实上,国际秩序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调整与变化是一种常态。当今,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驱动。力量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美西方国家主导地位大幅度下降,其他国家的综合力量不断增大,美国综合力量的地位大幅度下降,主导地位和能力降低。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看,非西方国家的力量会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国的综合力量可望超越美国,几个发展中大国,像印度、印尼等综合实力会进入世界前列。这种大势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大变局。

   从联合国机制体系的发展看,由于世界发展变化、成员国利益和诉求变化以及力量对比变化,原来的组织结构、治理方式以及运行规则都要进行变革。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全球问题凸显,要求增强联合国治理效能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局势的不稳定和冲突与战争泛起,改革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对全球治理承担重要职能的国际组织进行大变革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显然,世界需要新的国际机制体系来适应变化的世界。尽管新的国际机制体系并非要推翻现行国际机制体系重建,但是,重大的变革是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从本质上讲,国际秩序的变革要适应变化的格局与形势,现在的变革主要是降低美西方在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中的主导性,大幅提升其他国家的参与度、决策与行动的影响力。对于这样的变革,美西方是不情愿接受的,甚至是阻拒的,而维护其现有的地位与左右能力,是其抗争的聚焦点。特别是涉及后起综合力量提升大国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对于被认定为竞争对手、特别是敌手的国家,美西方不仅保持战略警惕,而且会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当今,美国之所以要开展“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并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围堵、封堵、脱钩、遏制等政策行动,就是怕中国会改变机制和规则。

   事实上,尽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美西方存在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差异,但是,中国参与了几乎所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放心,主要还是惧怕失去主导权,担心由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础会被改变。其实,变是大趋势,大国竞争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关键在于各自的战略选择,在当今时代和未来的发展中,采取零和战略与行为是难以取胜的。美西方的问题主要在内部,面对变化的环境,需要进行调整与改革,并且利用好其他国家崛起带来的机遇增强自身综合实力。

   总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变局大体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突变,往往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另一种是渐变,是在进程中发生改变并逐步得到完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是一种突变,是在二战结束的基础上,由获胜方主导建立的,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引导和主导的作用。现行的国际秩序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没有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实现一种和平的演进过程。事实上,渐进的演变早已开始,比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包括美元本位向多货币并行体系的转变,新的货币形式(如数字货币)出现,IMF职能转变和权重调整;又如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包括由GATT到WTO的转变,国际贸易方式与结构的转变,等等。有些还在酝酿之中,如联合国职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等,都在不断转变中。

   不过,应该看到,国际秩序的变革处在一种非协调性的竞争状态,在利益地位、改革方向、未来秩序框架等方面,各方存在分歧。特别是美西方,把改革与价值观联系起来,推行排斥性机制构建,不仅使得变革难度增加,而且也会激化矛盾冲突。国际秩序转变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是世界发展变化、力量对比结构等诸多因素变化推动的。如果二战后建立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所取得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那么,在世界变得紧密连接,各国生存和发展变得相互依存,同时面临前所未有共同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类应该探求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构建一个包容性与参与度更强的新秩序。

   国际秩序的变局处在转型期,充满风险。面对复杂的形势,人们不免发出疑问:未来会发生类似20世纪上半期的大战争吗?世界能否以“非战方式”走向新文明,实现一个开放、合作与共建的新秩序呢?也许现在难有确定的答案,但在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只能靠实践来探求和给定答案。不过,面对变化的世界,研究国际秩序变局,还是要对一些大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比如,由力量对比变化所推动的结构变化,未来会如何落定?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世界由一个大国权势主导或者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新的结构可能不是主导国家的新旧替代,而是力量结构的分解、分散与重构。那么推动格局转变的核心问题将是如何实现力量结构变化有序与和平转变。按照这样的认识,国际社会(包括守成大国和被认定为挑战者的大国)就可以寻求共同的话语与利益,容许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参与,助推竞争与合作并行,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两个大国的对抗。为此,在理论上、舆论上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推动新的国际共识。

   又如,随着世界力量结构发生转变,思想文化的因素也会发生转变。近代以来,西方综合实力上升并且在现行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引导与主导的作用,其中思想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明显,美西方在宗教、价值观、理论、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话语主导权。随着非西方力量的上升,被边缘化或者被压制的思想文化必然复兴,并且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中体现出来。在未来的变局中,是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共同发展,还是会发生文明的冲突?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

   2、发展范式之变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特别是二战后,通过建立共同参与的国际机制,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使得以传统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然而,随着工业化范式向世界拓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膨胀,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自然资源消耗快速增大,越来越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被开发殆尽,导致资源枯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污染,引发生态危机,世界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挑战;工业化范式带来的综合效应(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对全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破坏。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如今,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在加快,综合影响更为凸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加快向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变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在现行发展范式导向下,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传统的产业链延伸,即把现行结构向下端转移和扩大,通过进一步扩大下游产业规模而获得经济的动力,形成传统发展范式的复制与扩大。转变发展范式就要改变这种传递扩大的方式,即截断传统生产链条的延伸。转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必须被新产业替代,后发经济体不能再靠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经济“起飞”。

   如何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构建利于世界总体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主要靠把传统工业转移出去,消费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接续者生产的廉价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使消费者以近乎浪费的形式扩大消费,这反倒扩大了传统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从世界发展的总体态势看,传统结构不仅没有转变,反而进一步扩大,而这正是现行全球发展范式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的产业转移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结构失衡,产业和社会政策缺失,产生了衰落的“铁锈地带”和失落的群体,从而导致诸多社会矛盾。

   从传统发展范式拓展的结构看,尽管社会经济总体得到了发展,但也导致了两极化的分裂,尤其是财富积累与分配的两极化,这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快速集中,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财富集中化和分配两极化是社会动荡、极端势力滋长的重要根源。

新发展范式的建立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以人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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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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