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9 次 更新时间:2006-11-22 2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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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吴飞(北京大学) (进入专栏)   赵晓力   沈原  

  

   提要:中国社会学若深入理解和反思现代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三十年来社会转型和建设的过程,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本次研讨通过对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考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特质和思想传统,并呼吁社会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研究与教学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应星);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

  

   本刊编辑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学者们面对中国社会之大转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和解释,甚至通过具体的实践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的构建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社会学重建以来的近30年中,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学科意识和比较全面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方向上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总体性的关键问题,许多学者通过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经验摸索,奠定了几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和传统;更进一步,学者们在此过程中也开始逐步形成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在积极学习和吸纳西方的学术思想资源的同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经验本身的独特性及其对于社会学理论一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然而,若要发现我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及其对于我们反思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意涵,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除上述工作外,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局,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处境中的中国人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作出深入的考察。对此,那些曾尽心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并推进中国社会改良或改造的老一辈学者留下的思想遗产,就成为我们能够担负上述学术使命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自严复将“群学”之概念引入现代中国以来,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们就始终以中国社会结构的宏大变迁为挑战和契机,他们通古知今、学兼中西,目的就是要将那些构成我们现代中国人之生命和生活的一切要素探个究竟,以中国自身为基本问题,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实质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学术立身和立言的根本。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这些思想传统,与理论研讨和实地调查一样,是建造中国的乃至由中国而为世界的社会学的必备工作。

   但坦率地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的这些思想传统无论在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上,并没有得到今天学界的充分重视;很少有学者做此方面的专项研究,很少有学生以此为论题来从事论文写作,更是很少有学校将此类课程明确纳入到教学体系之中。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如若不探本求源,不始终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今天的蓬勃发展,恰恰是以不断回溯传统、解释传统和继承传统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呼吁社会学界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作为深刻而长久的议题,并将这些传统作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源头活水。

   这就是此次学术研讨的出发点。

  

   应星: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素乏研究。这一状况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是:许多经验研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就是拿着数据或材料匆匆忙忙去与国际“接轨”或对话。近年在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浪潮冲击下,有些人开始喜欢将费孝通的某些概念装点在自己论著的综述或结论里。然而,这仍然无法掩饰我们在理解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上的贫困,也无从摆脱我们在经验研究上面临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理解或建构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早已成为摆在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我想在这里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几点粗浅想法。

   我们说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素乏研究,并不是对已有的社会学学科史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视而不见。但它们之间是有重要差别的。社会学思想传统不同于社会思想史,这一点无须赘言:社会学思想的学科化是非常晚近的现象,而自远古开始的社会思想史只有(不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而无社会学的概念。那么,社会学思想传统与社会学学科史的差别何在呢?其关键在于,社会学思想传统虽然以社会学学科为基石,但并不自囿于狭窄的学科分界,也不以学科知识的梳理为目的,而是试图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铺展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构架中、铺展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1988)中、铺展在中国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的位移中去思考。由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转型的持续性,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思想传统就不能单纯被看作是陈列社会学知识和名家的博物馆,而是一种与我们当下生活紧密相连的活的传统。当黑格尔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的时候,当尼采说史学首先不是知识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是索引而是政治的时候,这些说法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来重新认识社会学思想传统。

   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严复先生。众所周知,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群学,这是中国引进西方社会学的开端。不过,关于严复在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中的地位问题,却依然有很大的争议。争议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涉及群学的三位倡导者,即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这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究竟是谁最早使用“群学”一词,而在于他们所用的“群学”的意涵是否一回事。实际上,“群学”当时有三种含义:一是源自西方的sociology 的译名;二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三是指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合群立会之意。史学界已有人考证出:康梁所倡导的群学,实由中国传统典籍中“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思想而来,群学(社会学)之名主要是被他们借来为其合群之说张目的;而严复虽然也谈合群保种,但他所谈的群学更近于西方社会学(参见姚纯安,2003).因此,严复在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中的重要性非康梁可比。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可能引发的争议。在目前可见的中国社会学史叙事中,无一例外地都只是把严复当作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而非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位思想大师。理由不难想见:严复所谓的群学还未摆脱哲学的思辩色彩,严复本人并非职业社会学家,也没有为社会学奠定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在这些叙事中见到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几乎都是从美国回来后就一头埋在人力车夫和人口调查中的专家群像。也因此,中国社会学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实用或实证性格,社会调查是其最坚定的信仰。而我要提出的疑问是:除了早已经被淘汰的“群学”一词外,严复给中国社会学还贡献了什么?为此,我们必须回到严复全部的思想世界中,看群学在他的思想世界中究竟是什么位置;我们还必须把严复放回到中国现代思想这个宏大的场域中,看严复及其群学在其中的位置。非常粗略地说,在严复那里,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社会”观念的形成。而他构想的现代科学知识谱系是以社会学为中心、以实证为基本方法的。这个谱系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知识的一种专门化研究,而且具有一种奠定秩序的伦理职能。严复为中国现代思想提供了最完整的现代性方案,而他思想的内在方面同时又包含了对这个现代性方案极深刻的怀疑(参见汪晖,2004:920-923;1413-1417).当然,我们就此仍然可以承认中国社会学初始具有的实证性格,但它必须放在严复的思想高度上去看。严复不仅赋予了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实证性格,而且,还使社会学的学科原则对整个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中国所谓“科学话语共同体”(汪晖,2004:1107)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理解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理解中国社会学的反实证取向。一般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的主流研究取向只包括孔德—涂尔干派的实证主义取向和马克思主义取向,反实证取向从何谈起呢?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反实证取向指的并非以孙本文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孙本文对中国社会学贡献甚多,不过,“文化学派”常常把文化和社会混为一谈。其实,孙本文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文化学派”,而自称是“综合学派”或“系统社会学”(参见孙本文,1948).从社会研究方法论来说,孙本文的思想大体可以归到孔德—涂尔干派的实证主义取向中。

   那么,中国有没有真正可以称得上反实证取向的社会学家呢?我认为至少梁漱溟可以算一个。虽然学界公认梁漱溟的思想地位,但却存在着不同学科对他的思想加以割裂的倾向。比如,对社会学界来说,一般重视的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而他那些文化思想则是留给哲学界去处理的。但在我看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并不能只放在乡村重建或乡村工业化的框架中来理解,而应该与他的文化思想合观。而他的文化思想,也还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东西方对立的文化。梁漱溟并不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关于东西文化的二元论是被放置在宏大的人类历史叙事中的。也就是说,他所谓的东方化和西方化并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因此,他所谓“理智运用直觉”与“直觉运用理智”的对立就绝不仅仅是东西方的对立,而是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对立(梁漱溟,1999).也正是他对科学精神的怀疑和批判,引发了后来著名的“科玄论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场论战中的反科学派主将——张君劢——尽管不是社会学家,但他明确把社会学划入精神科学,并强调“社会科学之为学,虽学者至今以科学视之,实则断不能与物理学生物学同类而并观”(张君劢编,1923).他对孔德和马克思的社会学取向都进行了批评,强调像社会学这样的学科不应受科学规律指导,而应服从人的自由意志。尽管张君劢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社会学家的反响或反思,但它们仍可以让我们看到与主流社会学实证取向隐隐构成张力的另类取向。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常常会说,社会学本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传统,是一种相当难解的说法。然而,我认为,中国社会学最可贵的思想传统在于:它是最早提出本土化的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一般人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传统是吴文藻1943年在《社会学丛刊》的总序中提出的。而我认为对社会学的本土化传统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一些。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中学释西学。它具体表现在严复的群学思想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的思想是如何激活汉语的古老语汇,而汉语的丰富内含又是如何改造西方概念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西学发明中学。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学是如何作为刘师培、章太炎等晚清新国学派用以拯救国学的利器的(参见郑师渠,1992).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学学科形式的本土化。它具体表现为自1920年代后期起,社会学专业的设置逐渐从以教会大学为主扩展至国立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外籍教授逐渐为本土学者所取代,在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逐渐开始在西方理论和概念中填充本土材料。第四个阶段是社会学学科实质的本土化。194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力图创造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用吴文藻的话来说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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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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