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文化空间的生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印刷与消费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2 次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9

进入专题: 中华民国   上海   印刷   消费   市场   文化空间  

沈洁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资本主义在消费、市场与文化的网络中日趋成熟,商业与文化多元互动,缔造了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大上海”摩登时代。文化市场与经济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民国上海的“黄金十年”,经济中心造就了发达的市场网络与消费网络,文化生产亦受惠于此。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这种多元共生,构建了极富活力的文化空间。文化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的互动、融通组合成了一个繁赜的系统。在消费主义的兴盛过程中,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

关 键 词:民国  上海  印刷  消费  市场  文化空间


晚清以降,上海在吴越文化的底蕴上,在中西交融、移民汇集和繁盛的商贸中,开始形成极具国际性的“海派文化”。白鲁恂(Lucian Pye)曾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教育、新闻、出版及文学、美术、电影、戏剧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方面位居前沿,成就了中国城市史上一个具有空前活力与想象力的时代。文化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的互动组合成了一个繁赜的网络。②

一个完整文化市场的构建牵涉到方方面面,不仅是经济环境,还在于市场与文化如何达成沟通和互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视为一种可以生产、经营的“产品”,那么文化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物质类商品的特殊性:生产及消费另有一套独特流程,文化市场形构过程涉及更复杂的面相。生产和市场之外,还有消费的问题。文化人、商人共同创造了文化产品,那么,是谁、以什么样的途径、何种方式获得并消费了文化?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空间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它们之间的沟通是怎样完成的?本文便以印刷、出版为中心,考察文化空间与市民社会及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是如何在此间奠定的。


一、商业环境与都市中的文化生产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描摹过一幅消费社会的嘈杂景象。费瑟斯通断言,“消费文化即消费社会的文化”,它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预设,引起了消费商品,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③在一个以“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力量是惊人而包罗万象的,文化亦必然带上“消费”印迹。在近现代上海,广告、交相传阅的小报、杂志,大型的出版公司、小书铺,文化街、大众娱乐,林林总总的文化空间、文化载体都毫无例外浸染了商品生产的特质,展演着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的发展轨迹。

这里要讨论的是商业环境和文化生产的关系问题。究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个现代化大都市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便利。在彼时上海,要创办一种杂志或报纸简直超乎想象地容易。据周天簌在《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中描述的,在文化产业发达的上海,编辑和印行一份小报是多么简单的事:

主办的人须有才学,又能干,可以吸引一部分读者,自己拉稿,自编自写,手下只用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广告又有把握拉拢,白报纸可以打个保单给纸头行家做帐,否则每天用多少买多少,买半令,买一令都可以,印刷又可以先付一半,还有一半到月底再结,或者五天一结,都可以。编辑部设在一个亭子间内,自己家里不怕小囝烦,更加好,一张写字台,足够派用场。助手的薪水,打他三十只老羊,一个校对,打他十五只老羊,一个茶房,打他十只老羊。不过一律要供给膳宿的,否则人家不肯做。再开销到稿费,小报稿费素来菲薄,大都朋友帮忙性质,主办人常常请请客,喝喝老酒,也有不计稿费的,不过报纸是日长世久的东西,朋友帮忙,暂时可以,长久便假痴假呆,即使有稿子来,也是敷衍塞责,报纸便失精彩,所以稿费宁可要打出一笔钱来,朋友管朋友,帮忙管帮忙,稿费,打他一块钱一千字,已经算了不起了。什么跳舞版,跑狗版,跑马版,回力球版,素来没有稿费的,可打稿费的稿子每月约它三百块钱至四百块钱光景,已经非常阔绰了。可是不到这数目的,自然很多,不过这张小报决没有好文字给读者读着。假定依日销二千张算法,计付出项下:稿费四百元,薪水五十五元,白报纸四百五十元,印刷费二百五十元,其他另星五十元,共计一个月付一千二百零五元。收入项下:广告费四百五十元,售报费一千六百元,共入二千零五十元,两相抵过,有八百余元盈余,如果再把他打个折扣,五百元一月,坐定可以到手的。④

这篇文章扼要但仔细地讲述了在上海办一张小报的条件和经过。小报的优势即在于“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性,一笔数量很少的开办费用、三五好友便可成事。这是编、制,再讲印刷与发行。小报的印刷不像大报那样需要自备机器,都是包在专门印小报的印刷所里代印的,规定每日下午几点钟发稿,讲定每日出多少份报以及印刷费多少钱,排工多少钱,订下合同,付下一个月定洋或半个月都可以。报纸的出版,有时是在下半夜一二点钟,有时快天亮了。在天亮与未亮之际,便会有一名报贩头子携一部黄包车,把小报运到望平街去:

全上海所有的报贩像潮水一样抢着来批发,这时候天也亮了,不过太阳还没有出来呢。报馆十点钟光景,派一个茶房到望平街向报贩头子一五一十结帐多下报纸带转来,到月底装合订本,每本又可售洋一元二角。⑤

从稿源、编辑到印刷、发行,所需的费用都可极尽简省;以最少的投入赢得最大的获利。之所以简便,主要还是依托于上海新闻业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约集稿件,由编辑人员编辑好;无需有独立的印刷厂,只要委托外面专门的印刷机构即可。发行也同样如此,不必费力自行创办发行机构、发行网络,只要委托给望平街的职业报贩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在上海、没有那么完备的外部条件,这些都是无法成事的。平襟亚回忆清末民初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办刊物是非常容易的,“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价廉;三、邮递利便,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⑥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有集约化优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小报达千种以上,在1933年这一年中,上海刊行的杂志就达到了215种,被称为“杂志年”。⑦也正是由于这种集约化,小报、杂志的编辑与印行才能形成一条生产流水线,各个环节之间承接顺畅,没有多余浪费。

这尚且是纯商业性报刊,各个环节都需要承担费用;文人自行筹办同人报刊、书局更为便利,甚至可以在基本脱离市场的情况下创办一份杂志、一个书局。根据叶浅予的说法:“只要筹得一期的纸张印刷费,就能出版一份小型报刊。这是上海当时的通行办法。”1927年底叶浅予创办《上海漫画》,不过就是和几个朋友的一时意兴便成事了。当时叶浅予失业在家,他的朋友王敦庆动员他自己办个画报,加上同样赋闲在家的黄文农,再请几位拿笔杆的朋友,合作凑点文章,稿源的问题就解决了。而纸张和印刷的费用,王敦庆因为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很有些交情,可以暂时欠着,等卖报收了钱再还。经过几次碰头,他们在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房作为临时编辑室。黄文农供画,叶浅予管跑腿,王敦庆管编务,大家夜以继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画》就编成了。再说到发行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发达的发行网络,像这样尚处于草创阶段的小报和杂志,只要事先和望平街的报贩子打好招呼,由他们负责代理。报刊印行之后,自己送到望平街相熟的报贩手中,便可上市了。《上海漫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由望平街的报贩子代理发售的。⑧

同人办刊物、办书局,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比如曾朴、曾虚白父子办的《真善美》杂志、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章克标办的《金屋月刊》,邵洵美开的金屋书店、时代印刷厂;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的水沫书店;张资平办的《乐群》杂志、乐群书店;曾今可办的《新时代》,章衣萍等办的《文艺茶话》,苏青办的《天地》杂志;蒋光慈、钱杏邨、孟超人、杨邨人发起开办的春野书店和《太阳月刊》;沈雁冰、郑振铎的《小说月报》;成仿吾、郭沫若的创造社,以及后来胡也频、丁玲、沈从文办的红黑出版社等等。施蛰存回忆“第一线书店”的开办过程,不过是起源于刘灿波和戴望舒的一次闲聊。刘灿波说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不如办一个刊物;进而又觉得,索性开一个书店,自己印一些喜爱的书。就这样,由刘灿波出资担任老板、戴望舒做经理、施蛰存为营业员,就在四川北路、西宝兴路口开了一家“第一线书店”。⑨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与林语堂在1936年合办的《西风》杂志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三人各自凑了法币两百元,便出版了《西风》月刊的创刊号,编杂志的同时成立西风社,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由三人分担,不聘其他职工。⑩另据张静庐记述光华书局的创办过程,1924年,张静庐正在《商报》馆做编辑,他的朋友沈松泉和卢芳游说他合伙办一个出版部,再慢慢扩大成为一个新书店。议定之后,三人一共凑了25元钱作为筹备费用——购买文具、笺封、招牌等。因为张静庐与印刷所、纸行的交情,他们先向纸行赊欠纸张,而且印刷所也答应了先免费印书,待营利后再支付费用。张静庐和沈松泉都在泰东图书局编辑部工作过几年,认识许多作家,他们同意暂不拿稿费或版税,先把稿子给书局出版。由于和各个新闻出版部门熟识,甚至他们新书出版要在《申报》《新闻报》或其他报纸上刊登广告,广告费也可以等到月底再付。于是这25元就成了光华书局开办时仅有的资本。也就是靠这25元,张静庐担任经理、卢芳担任营业、沈松泉主管出版,不雇用职工,一切从简。就这样,一个书局办成了。(11)这在今天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事,而在1920年代的上海,具有可行性。

开明书店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人办的书店”。它是1926年在新书业兴盛的背景之下创办的,同人大都原为商务印书馆职员,参与者多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参与过早期新文化运动。初期资本,也就是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凑了几千块钱。工作人员也很少,一共不过四五人。开明书店出版过《子夜》《家》《春》《秋》《边城》等著名的新文学作品,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新书店”。开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中学生》杂志和出版发行的立达学会的同人刊物《一般》,都是由夏丏尊、刘光焘、刘叔琴、刘薰宇等新文学界同人担任编辑的。开明的诞生恰逢“新书业的黄金时代”,而它本身也是上海书业兴盛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12)由文学理想而促动的文化生产,得以成立,甚而成规模,这是文化与商业共生、共荣的时代,是与社会经济环境共同成就的。

文学理想与营业目的汇合,还有著名的泰东图书局作为示例。张静庐曾经说过,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它是有相当的劳绩的。(1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并且极具开创性意义的创造社几乎就是在泰东图书局的扶持下诞生的。创造社诸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多出自于泰东:郭沫若出版了在新文学史上被公认为“划时代作品”的诗曲剧集《女神》,郁达夫出版了他“惊世骇俗”的小说集《沉沦》,张资平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郑伯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作《鲁森堡之一夜》,田汉在《创造》季刊第1期上发表了他的名剧《咖啡店之一夜》。创造社作家们还在泰东图书局及其刊物上出版或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文论和翻译。而由创造社编辑、泰东出版发行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则成为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的主要阵地。创造社走向它的极盛期,在文坛的势力也达到了顶点。1921年到1924年间,泰东图书局几乎成为创造社成员唯一的发表机构。(14)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15)

商人逐利与文人创作,至为“效用”。对文学与商业的结合,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沈从文对此深恶痛绝:

从民十六后,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16)

而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对“海派文人”的“爱钱”又有着相当的同情:

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意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17)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就像当日的潦倒文人郭沫若那样,一边慨叹书局老板“苛刻”,一边又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不文雅、充斥着算计与庸俗的机构为文学和理想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

像邵洵美这样的富有阶级为了兴趣办杂志、开书店是一种类型,单零的文化人凑钱办出版或依附于大书局办出版、开书店的例子也不少见。稿费本已不菲的张资平通过开办乐群书店,“这一时期他大量的‘制成品’合乎处于大革命失败彷徨苦闷又充满性饥渴的青年所需,张氏也就猛赚了一笔钱”。(18)茅盾也曾说过,文学研究会名声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遍及全国的发行网,老板要赚钱,也就连带替我们扩大了影响”。(19)1923年“朴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诞生的。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不满薪资微薄:“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于是约集了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等10位商务同人,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成立书局,自己出书。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后来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人也陆续加入了这个团体。(20)文人自开书铺,往往主要并不为营利,而以实践“新思想、新文艺”为目标。比如《新青年》《创造》这些代表了新的文化理想的刊物,都是由小书局印行的。高长虹说,小书局“在出版界曾经是站在较进步的地位”。(21)1928年以后,上海左翼文化勃兴,带动了出版事业,使得上海的书店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据赵景深统计,仅1929年一年,全国有新书店48家,其中44家在上海。而据包子衍的估计,数量还在此之上,这一年上海的新书店达到了60家以上。(22)这些新书店,虽然有许多都是旋起旋灭,但也充分证明彼时上海充沛的文化生产能力。

施蛰存在论及新文学运动兴起的话题时,曾经谈到过文学家同人团体经营出版业的情况。他认为,五四运动从一个政治运动发展为一个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中国文化界分为新旧两派,而且影响中国的出版家也分为新旧两派。旧的出版家多数是商人,他们偏于保守,不能很快地接受新文化。在五四运动初期,许多宣扬新思潮的著译文稿、新文学作品不能为旧的出版商所接受,没有印行的机会。于是不得不由作家自己想办法,争取印行流通。当时,社会科学方面有由《新青年》杂志社扩大的新青年书社。新文学方面有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出版部、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俞平伯的朴社出版部。还有沉钟社、莽原社等同人性文艺社团也经营出版。规模大小各有不同,但都是作家办的新型书店。(23)

史家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往往重视的是文学本身,惊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璀璨夺目的海上文坛。但天才麇集非凭空而来,它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空气。这些同人组成微型的、小型的出版团体,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在一个商业社会中立足,与民国上海充满活力与包容的文化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商业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以《现代》杂志为例,这是一份海派的大型纯文学刊物,可是在谈到办刊缘起时,主编施蛰存亦不得不承认,“我与《现代》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也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24)商业既支撑理想,也维系利益。张爱玲感叹:“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你的一点好处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25)有人回忆上海出版界的“黄金时期”:

那时书店老板是不愁没有人抢着买出去的。自然是因为有利可图,当时的新书店也就像雨后的蕈子一样一天一天多了起来,而一群靠摇笔头吃饭的人呢,袋袋里也就相当“麦克麦克”了。(26)

依靠商业,文人得以自存;而也正是市场,为文化生产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唯此,市场与文化之间才维系了一种互为依存的良性循环关系。

文化被“生产”出来,这当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力和不断累积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和营利居间勾联、润滑的作用。这是“大上海”时代独特的城市魅力,多元互动的文化空间在繁荣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环境中创生、发展。


二、普通社会的文化消费


与生产密切关联的,便是消费。作家禾金描述的一节霓虹灯下的上海夜景:

小巧饰玩,假宝石指环,卷烟盒,打火灯,粉盒,舞鞋,长袜子,什锦朱古力,柏林的葡萄酒,王尔德杰作集,半夜惨杀案,泰山历险记,巴黎人杂志,新装月报,加当,腓尼儿避孕片,高泰克斯,山得儿亨利,柏林医院出品的Sana,英国制造的Everprotect……街在一个个惊叹号中颤动着。(27)

这是极具“新感觉主义”印象的民国上海图景。商业的街市中,不仅有令人目眩的新鲜的洋货和玩乐,“王尔德”与“巴黎人杂志”也是海上的饮食男女充溢着愉悦感的消费对象。由上海制造或领导的“流行”,非单纯的物质主义,对“文化”的消费也构成其中重要一端。

吴福辉指出:“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1930年代的上海。在这之前,上海外滩的改造,工商经贸的世界化、现代化带动了南京路为代表的四大公司百货业、游乐业、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方式,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现代印刷厂的滚筒飞转给海派文学带来新的契机。”(28)“摩登时代”的上海不是一个表象的物质主义的繁华都市,文化网络和文化空间作为隐性的存在方式,塑造了上海的精神气质。望平街、四马路林立的报馆与书局,各自拥有完善的发行网络,这意味着“印刷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辐射能力。上层社会流连于咖啡馆、西餐厅,寻常百姓也有他们中意的旧书店和租书铺子。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上海人,无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级、知识群体,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各自所需要的文化消费。

普通社会的文化消费牵涉许多方面的内容,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呈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消费中一些零散面相。1934年,大夏大学的教授陆庄对全市市立、私立、工部局立的30多所小学教师的收入、生活和闲暇娱乐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与文化有关的消费在被调查的628名教师课余生活中有相当的分量。在“进修”的类别中,大部分的小学教师每天都有读书和看报的习惯,每天看报者达到86%,阅读杂志者有73%;在“消闲”的类别中,看电影和游娱乐场是小学教师最普遍的消闲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沉迷于看电影,占全部调查人数的54%,游娱乐场的占24%,其他看京戏、看歌舞者亦在20%左右。(29)1933年对百名邮局职员社会生活的一个调查中,也可以看到,文化消费在其中占据了显著比重,“读书阅报”为所有调查类别中人数最多的项目,有27人,其他诸如看电影或公园(18人)、研究音乐(4人)、游戏场看戏(4人)、坐茶馆听书(3人)、研究京剧(2人)、听无线电(1人)等类别,也都隶属于文化消费。这些种类加在一起,占据61%之多。其中,因经济困窘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者,工暇之余亦有看报的。(30)

我们可以把小学教师的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基本情况,视为上海中下层职员文化消费的一个缩影。(31)在接受调查的教师中,当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时,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有看报、参观、看展览、听演讲、参加各种研究会的习惯。从调查中也可获知,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文化生活有很明显的差异。薪金在30元以下的,除参加各种研究会及投稿外,基本上没有文化消费;而薪金在90元以上者,拥有文化生活者居多,尤其是参观展览会、听演讲和手艺、图画两项,相差最大。薪金在30元以下之小学教师,有手艺及图画生活的人数为16%;而薪金在90元以上者,有图画及手工生活的人数为32%。后者较前者高一倍。参观展览会等,薪金在30元以下之教师为53%,薪金在90元以上者为71%。(32)文化消费与薪金成正比,收入低则无力购买参考书籍和研究工具,参与文化生活的机会也相应有限。

薪金与文化消费习惯的正相关也正好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化都市的重要特征。“商业化”是一个交错丛生的概念,这中间既包括生产体系,也包含消费体系。1920年代以后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作家、学者、艺术家和各式各样的文化人齐集于此,他们不仅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也是重要的消费者。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阅读报纸杂志、购买书籍被认为是最基本也是最寻常的文化消费方式。比如黄影呆在《职业青年的进修问题》一文中谈到,一个职业青年,能够订阅至少一种以上的报纸和一种或几种杂志,是很可能的;买些足以增进知识的书籍来研究、阅读,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还应当更多地利用图书馆,参加学术演讲和职业学校。(33)作家陆丹林也说,除了例行的写作,读书、看报是每天必有的事,看电影则偶尔为之。(34)读书阅报是文化消费诸种形式中的重要一类,这是常理,民国上海的特殊性更在于,执出版业、新闻业牛耳的地位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能够接触到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层次更多元的文化产品。取径便捷,亦即造就了消费的繁荣。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因为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文化事业才会拥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小报在近现代上海的无比繁荣,通俗文学的兴盛,都在在证明了生产、消费和市场之间畅达的沟通,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事业的整体性提升。小报是上海社会生活史中一个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从1897年上海诞生第一张文艺小报《游戏报》,至1952年最后一张小张《亦报》停刊,其间上海曾经存在过1000多种小报,尤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盛。20年代前期和中期有小报60多种,后期达到700多种;三四十年代也有一二百种。(35)之所以繁盛,是因为受众众多。据洪煜的研究,小报的受众遍及市民各阶层,显示出小报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36)近现代上海存在着庞大的市民社会,由此伴生的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民文化消费空间。

再以旧书铺和小书摊为例,亦可略微观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民文化消费的具体形态。旧书摊、旧书铺也是普通社会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门类。公怀《旧书业在上海》一文大致描述了二三十年代遍布于上海的二手书市场:

旧书的所以受人欢迎,唯一的原因,便是便宜。因为一本三四块钱的书,有时买得巧,几角钱就可成交了。旧书摊主的营业方法,是抱着“开销省,书价廉”六个字,为了要保持售价的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便不得不因陋就简些,旧书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脚,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利用壁角和转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因只有便宜,才能延长他们营业的生命……因为成本的轻,所以旧书摊主在脱售的时候,纵然卖得低廉,也还有利可盈,而且,有时还很优厚的呢。(37)

旧书铺的消费者主要是经济力量薄弱的小文人和学生群体。当然,买旧书也不完全是贫困者的无奈选择,很多有名的作家、学者也是旧书铺的常客。钱杏邨就特别喜欢去城隍庙的旧书铺访书,他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城隍庙的“地摊”书铺和“板摊”书铺:

一个个盛洋烛火油的箱子,一个靠一个,贴着桥的石栏放着,里面满满的塞着新的书籍和杂志,放不下的就散乱的堆铺在地下。每到吃午饭的时候,这类的摊子就摆出了,三个铜子一本,两毛小洋一扎,贵重成套的有时也会卖到一元、二元……比“地摊”高一级的,是“板摊”,用两块门板,上面放书,底下衬两张小矮凳,买书的人只要弯下腰就能检书。这样的“板摊”,你打护龙桥走过去,可以看到三四处;这些“摊”,一样的以卖新杂志为主,也有些日文书。一部日本的一元书,两毛钱可以买到;一部《未名》的合订本,也只要两毛钱。《小说月报》,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在护龙桥以至于城隍庙的书区里,这一带是最平民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像三、四马路的有些旧书铺,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齐楚,而且你只要腰里有一毛钱,就可以带三二本书回去,做一回“顾客”。(38)

“一毛钱”就可以做这些书铺的顾客。旧书铺以外,还有遍布于大街小巷的连环画书铺,这是更加贴近市民社会的文化消费。在上海,不论跑到哪一条马路上,总有许多小书摊,一些热闹点的马路上,往往隔几十步就有一个小书摊。在弄堂门祠里,十有八九总有一个卖连环图书的旧书摊。(39)小书摊比报摊更加普遍,分布繁密。在很多偏僻的地段,没有报摊,却有小书摊。这些小书摊出租的书籍,几乎全部是连环图画,陈列在简陋的木板、书架上。因为需求量大,有营利价值,许多印刷厂的老板甚至请人专门画连环图画,印刷装订好后,大量供应。时人论说,这些遍布于上海的小书摊,因为和“市民们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成为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和妇孺们唯一的精神食粮”。(40)

从1898到1927年左右,是中国的连环图画诞生到定名的时期,连环画出版,在当时上海的“出版帝国”中也是占据一席之地的。连环画出版商,主要是从前经营唱本、善书转营而来的小书商。(41)1932年,茅盾专门介绍过这种遍布上海街头的小书摊:

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只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条凳。谁化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那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门槛”,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没一定。

这些小书就是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这些小书摊无形中就成为上海大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42)

连环图画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体力劳动者的在学的儿子”为多,也有一些“小商人的子女”,偶尔也有“家里自备汽车的资本家的儿女们”光顾;另外的重要读者群就是十五六岁的学徒,间或也有成年的劳工,花上两个铜子坐在小摊旁的木凳上看书。《良友》还曾为上海的“街头文化”做过专栏(第75期“穷人的街头”和第103期“上海街头文化”),用图像记录上海街头的书报摊贩和穷苦阶级的文化消费。这些街边的图书馆,大多为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免费提供连环图画,如《济公传》《白蛇精》等图画样式的书籍;街头的报摊上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种报纸,一应俱全;小书摊上的连环图画,十个铜板可以看全套的《西游记》《封神传》《渔光曲》,还有各式中西旧书廉价出售。(43)小书摊上的连环图画因其画意浅显、文字简明受到平民阶层的欢迎;又因其租价低廉,能够适合大众的经济力量。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连环图画和小书铺一直风行于上海,在大众文化消费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近现代上海文化消费网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密度和纵深,门类繁多,且遍布于各个不同阶层;既可以是精英的,也可以是面向大众的、通俗的文化消费形式。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曾论述过生产和消费对于建筑城市文化的关键作用:“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44)文化消费空间的构筑,主要就是得益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也是近现代上海国际大都市内涵的一个独特表征。


三、文人与文化空间的建构


在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的经典定义中,消费不完全是一个物质产品的流通过程,它也作为一种“文化”,使物品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普遍中介物。由物品作为联结,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与人之间,建立起一个携带着意义和价值的消费空间。(45)落实在文化消费领域,这种空间的意义更加明显。文人生活于其间,既创造文化产品,也参与文化产品的交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由现代作家为主的海上文人群体创造了一个极富特色的文化空间,时人即有“海派”之说。

关于“海派”,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沈从文指“海派”是“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的结合,从一个侧面勾勒了文化的经济平台以及成熟的商业运营机制。海派文人的生活,更是渗透沾染了商业化气息。“商业性”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京派、海派争论中批判海上文人的集矢之地。商业社会中的种种庸俗与琐屑确为上海市民文化的一类表现。但商业的灵活多变和文化的形而上特质之间又是可沟通的,两者结合,则成为近现代上海构筑多元文化网络的必要条件。

咖啡馆便极能体现城市中文化与商业的牢固结合。在上海,最先开设咖啡馆的,不是商人,而是一部分新文艺的作家。史蟫在其所写的《文艺咖啡》中说:1928年,“不知什么人灵机一动,竟在号称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开设了上海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家咖啡馆,招牌名叫‘上海珈琲’,从‘珈琲’这一点上看,就可知道那时喝咖啡的风气在上海还没有普遍”。(46)因其由具有新文艺作家背景的人开设,自然有许多文化圈中人前来捧场,于是更吸引了一批爱好新文艺作品的青年学生,“他们到这里来,既可以认识他们所崇拜的作家,又可以饱餐女招待的秀色,还可以喝香味浓郁的咖啡”。(47)当时沪上大学校园内外的咖啡馆,“无时不告人满为患”。(48)虹口的宝亭、狮子、日本亭、白杨等咖啡店,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是这些地方的常客。(49)20世纪30年代以后,咖啡馆逐渐成为上海人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空间,据1946年的一项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当时可以饮到咖啡的地方不下500家”。(50)

咖啡馆的开创和最初流行,原本就弥漫并传播了一种“浪漫文人”的标签。到咖啡馆去的顾客,大多都是知识阶层,也包括一些自由职业者。如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附近的塞维尔咖啡馆,是30年代上海很著名的一个咖啡馆,“那里也是一处好所在;有精美的菜肴,醇冽的陈旧和美丽的女招待。诗人、作家,和能够领略静中趣味的人都是它的老主顾”。(51)咖啡馆还是文人聚会谈天的优选:

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期,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一带的珈琲店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珈琲座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的乐处,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获得,这决不能普渡众生,尤其是像在珈琲座谈话的这一件事。你与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诸位兄长都是有资格的珈琲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东亚病夫父子两人,参加进我们的团体。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珈琲店,一壁喝着浓厚香淳的珈琲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这种逍遥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52)

张若谷为新文艺家们的咖啡馆聚会专门编了一本《珈琲座谈》,讲述咖啡馆与上海新文艺创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张若谷说,咖啡馆不但是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一种应有的设备,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更是为文艺界同人聚会接触提供了好机会。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53)到咖啡馆最大乐趣就是可以和相熟的文人圈子“座谈”。上海尽管有着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但却缺乏安静的“文学会所”。同二三好友,就着咖啡浓香,创作的灵思便在弥漫的香气和雾气中自然生成了。作家黄震遐写过一篇专门谈论咖啡馆情调的散文:

坐在大都会高楼底黑影之下,微弱阳光渐被科学强烈底电光所淡化,女人底笑声渐起,愉快的乐声达到户外。小小的珈琲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珈琲珠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小小的珈琲店,二三个知己坐在里面,俯视着那洁白滋杯里牛乳和珈琲相激的浪旋,举首望着那卷烟里所发出来的薄弱的烟圈,醉人的乐声震荡着大家不同情感底心弦。(54)

这是都会情调,也是文人闲散享乐的生活。张若谷杜撰的《俄商复兴馆》一文中说,坐在上海的咖啡馆,除去黄包车和满街乱飞叫卖《晚报》的报贩,简直就是法国巴黎的情形。(55)咖啡馆既受到“浪漫文人”的青睐,也是左翼文人的流连之地。田汉在报上登的南国剧社广告也提到,要发起创办一个书店,并附设一精美的咖啡店,“训练懂文学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56)鲁迅专门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讽刺喝着咖啡、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文学家”: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57)

这是鲁迅标志性的修辞。“无产阶级”自然与“咖啡”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不影响文人们既享受情调,也创造文艺。陈旭麓《说“海派”》一文,对海派文化有过很精彩的论述。海派意指艺术、文化上的风格,并漫开以至成为一种生活风尚。“海派”总给人一种新奇、变动不居、西化和追求时髦的印象。(58)这是海派文人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商业城市中生活,受其熏染而形成的。黄药眠就曾说,咖啡馆几乎是他体验上海摩登生活的第一个课堂。(59)

咖啡馆的功能并不限于休闲、聚会。握管在咖啡店、茶馆中写作的“文学家”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地方也往往提供书报杂志,成为上海人阅读书刊的一种空间。(60)更有趣的,由文化界人士开办的咖啡馆(包括茶馆)还可能是一个集讨论、创作、编辑、发行于一体的,一个多元的文化、商业空间。据张静庐回忆,周全平从东北垦荒回沪,便和谢旦如一起在西门开了一家咖啡书店,同时附设一个书报介绍社,编印一本《新书目录》,专门替内地读者代办并推荐新书。(61)休闲、文学创作和商业经营融为一体,在同一个文化空间中彼此协作且互为依托。也只有在商业化程度高、文化消费繁盛的大都市,才有可能。

咖啡店以外,书店是另外一个展演文人生活和消费的典型重要场所。徐迟说,在那个时候,在茶室喝下午茶和跑书店是上海文艺界人士最主要的两件事情。(62)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在上海逛书店有更多特殊与便利。原因就在于上海是当时中国出版业的中心,几乎所有重要的书局、出版机构都设在上海。老出版人朱联保在《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街的繁盛景象:

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内,东西方向的福州路、广东路,自河南中路起至福建中路一段,汉口路自河南中路至广西路一段;南北方向的河南中路、山东中路(其南段俗称麦家圈,北段俗称望平街),自延安东路至九江路一段,和昭通路(旧称交通路)短短一段,这一区域内书店、报馆林立,也多书画笺扇店、笔墨纸品店、文具仪器店,故解放前有文化街之称。

三十年代是文化街最繁盛的时期,我亲眼看见的书店,在河南中路上,自南而北,店面朝东的,有文瑞楼、著易堂、锦章图书局、校经山房、扫叶山房、广益书局、新亚书店、启新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会文堂书局等,其店面朝西的,有群益书社、正中书局、审美图书馆、民智书局、龙门联合书局等。在广东路中段,有亚东图书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正兴画片公司等。

在福州路上,自东而西,店面朝南的,有黎明书局、北新书局、传薪书店、开明书店、新月书店、群众图书杂志公司、金屋书店、现代书局、光明书局、新中国书局、大东书局、大众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九州书局、新生命书局、徐胜记画片店、泰东图书局、生活书店、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世界书局、三一画片公司、儿童书局、受古书店、汉文渊书肆等:店面朝北的,有作者书社、光华书局、中学生书局、勤奋书局、四书局门市部、华通书局、寰球画片公司、美的书店、梁溪图书馆、陈正泰画片店、百新书店等,可见文化街上,书店确实是多的。在弄堂内、大楼内的,还不在内。

此外,在山东中路、昭通路上的中小型书店尚未列举。三十年代已歇业、四十年代新出现的书店,亦末谈到。因这里只回忆三十年代文化街上见到的书店,至于中区文化街以十外各条路上的书店出版社,在苏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带,可说是第二条文化街,那地方除商务印书馆分馆外,有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水沫书店、天马书店、春野书店、南强书店、大江书铺、湖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等十余家,而且都是在三十年代前后,出版进步书刊的。(63)

自这些书局名目的列举,可以窥得当日上海出版市场的繁荣程度,亦可见其集中程度。叶灵凤说:“庸庸碌碌的海上十年生活,我都消磨在所谓‘文化街’的四马路上,从这家书店跑到那家书店,从这张写字台换到另一张写字台而已。”(64)钱杏邨记述在城隍庙书市闲逛的情致:“无钱买书,而常常在书店里背手对着书籍封面神往,遭店主轻蔑的冷眼的青年们,需要看书么?若没有图书馆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请多跑点路,在星期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吧。”(65)书店往往成为文人士夫认识上海的首要媒介,也是他们的消闲好去处。戴望舒一到上海就去环龙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施蛰存到上海后就先去逛了逛几家英文旧书店,还有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66)书店在文化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不言而喻。

文人逛书店,不只是买书、消闲,还可在此聚会、谈天,构筑的就是一个小型的文化共同体。创办于1917年的内山书店可以成为观察这一类型文化空间的典范。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从1928年到1935年,根据《鲁迅日记》的书帐,鲁迅每年购书费用在600元到2400元之间。这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文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内山书店购买的。内山书店还代售、代办鲁迅的书籍。鲁迅曾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书籍,其中四种即由内山书店代售,有的则托内山完造送到日本东京去印刷。(67)内山书店还成为鲁迅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媒介。书店内设有专门茶座,内山完造称之为“漫谈席”,相当于鲁迅与形形色色文化人士、文学青年交往的一个“沙龙”。(68)赵家璧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有时去拜会鲁迅,有时去看书、买书。内山完造知道赵家璧是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编辑,经常把一些日文版图书的介绍和广告送给他。赵家璧不只从内山书店买过许多日本书做参考,也从这些广告中得到关于编辑选题和装帧设计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他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大系”这两个字就是从内山书店的日本书中获得灵感的。(69)郁达夫、郑伯奇、夏丏尊也都是内山书店的常客。郁达夫从广州到上海,很快就去拜访了内山书店,并和老板内山完造成了好朋友。郁达夫常去内山书店买书,除了国内的新书,还有许多从日本寄来的新书和杂志。内山书店也寄售郁达夫的作品,还把他的作品介绍到日本去,当日本的作家和学者到上海,内山完造也总要介绍他们结识郁达夫,有时还让店里的伙计陪同这些日本友人到郁达夫的家中拜访。内山书店还经常举办文学沙龙。它的“漫谈会”在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界都负有盛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到上海,内山完造特地在书店的二楼开了个碰头会,郁达夫、谢六逸、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唐林、王独清、傅彦长、汪馥泉等很多上海文学界名流都来参加。(70)许多来沪访问的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如山本实彦、横光利一、吉田涉、武者小路实笃等等,都参加过内山书店的“漫谈会”。(71)内山完造经常介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到书店和鲁迅及创造社的作家们会面。内山书店被认为是当时“寻求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国青年人聚集的地方”。(72)有学者称,内山书店实则构成当时上海的一个文化坐标。(73)施蛰存也回忆说,在1929到1930年水沫书店的兴旺时期,不仅是出版事业办得很热闹,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前辈和同辈作家。当时经常到书店去闲谈或联系稿件的有冯雪峰、徐霞村、姚蓬子、钱君匋、谢旦如、徐耘阡等,胡也频和丁玲也去过。(74)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媒介是人的延伸”,(75)我们可借用这个观点来理解文化空间之于文化传播的意义。以书店为例,文人与文人之间、文人与文化空间之间建立起共同体,而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串联成线。由此,“空间”的媒介作用便具备了一种发散性的能力。

编辑部也是兼具“沙龙”特色的文化空间。据叶浅予回忆,20世纪30年代《上海漫画》的编辑部就是一个文人、画家往来其间的“中转站”。编辑部地处上海文化市场中心,北面有《申报》《新闻报》两家大报;东面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大书店。望平街又是报刊交换的大市场,四马路上书店林立,“文人画家走到这个中心来,只要和画报有点关系的,都愿意到编辑部歇歇脚,坐坐谈谈,消磨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兴趣来了,拉起胡琴,唱段京戏,热闹—阵,有时高谈阔论,发点牢骚骂个街,也能促进情绪,磨砺意志:有时来个投稿的陌生人,问长问短,获得满意的答复后,也乐于经常来这儿做客”。经常来往的客人有现代派的叶灵凤、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傅彦长、张若谷师徒也经常来串门。(76)沈松泉回忆说,张静庐在《商报》馆当本埠新闻编辑时,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和他聊天,一起开办光华书局的计划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77)一些展览会也成为文人集会、交往的媒介。1927年9月举行的一次美术联合会展览,就吸引了郁达夫、徐渭南、徐调孚、邵洵美、马宗融等众多文艺界同人前去参观。(78)还有其他类别的文化人自组织,如1934年由上海新闻记者组织的“记者座谈”,组织者是有感于一般从事于新闻事业的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地感觉到沉闷,公余之暇,没有什么消遣,对于学识的技术又总是抱持着渴望:“为了要解决‘沉闷’和‘饥渴’这两大问题,我们便联合志同道合的一群,从事组织记者座谈会。在这座谈席上,我们可以天真烂漫的无话不谈,同时可以讨论各种有关新闻事业本身的问题和理论,可以交换各人的学识和意见。”(79)这同样构成一个同人文化空间。知识分子在其间的谈论、交游和共同的阅读、研究,不只是单纯的社交;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这种同人团体也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他们编辑刊物、出版图书,单个的文化人经由团体组织的方式与文化市场发生关联。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联为一体,一个多层次、多面相的文化空间便产生了。

传统时代的士人交往,依赖的主要是自足的组织方式。文人雅集、诗酒酬唱、书札往还,是较为简单的交际网络。在一个现代的、都市的环境中,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方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市场参与其间,文化人的交往突破私谊网络,构建了一个复杂、交错的文化空间。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庞大的消费群体,上海的文化市场才能在一种商业化的运作机制下健康繁荣地生长。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各种各样的层次,有风雅,也有俗丽。正是这种多元共生,构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空前活力的文化空间。亦显示出,在一个以“文化”为“产品”的“市场”中间,“商业”并不是全部的内容;文化的生产深刻重塑着上海的基本图景,为这个充满物欲化符号的大都市注入了一种灵魂,成为近现代上海在“魔都”之外另一种强有力的身份表述。

注释:

①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1992年总第9期。

②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文人生活,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文英、叶中强主编《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李欧梵《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都做过概述;胡俊修《近世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的解读与建构——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主体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等硕博士论文则论述过晚清民国上海的市民社会、文化娱乐空间;至于相关论文则更仆难数。总体而言,概论多而深入细致的论文少,讨论市场关系的论著则更少。本文则以印刷为中心点,讨论文化空间与经济、社会及消费主义的多元网络,以及在此过程中,市场与文化是怎样达成互动与沟通的。

③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④周天簌:《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上海生活》第4卷第2期(1930年)。

⑤周天簌:《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上海生活》第4卷第2期(1930年)。

⑥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

⑦《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399页。

⑧叶浅予:《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⑨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⑩黄嘉德:《忆〈西风〉》,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第31页。

(1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第342-343页。

(12)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第297-301页。另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67-68页。

(14)参见叶中强:《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生产——论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关系》,《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5)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168页。

(16)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17)苏汶:《文人在上海》,原载《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收入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8)郭汾阳、丁冬:《书局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1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20)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21)高长虹:《走到出版界》,《高长虹文集》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

(22)包子衍:《1928年间上海的书店》,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第444页。

(23)施蛰存:《怀开明书店》,《沙上的脚迹》,第66页。

(24)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第28页。

(25)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26)平心:《出版界往哪里走?》,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第440页。

(27)禾金:《造形动力学》,《小说》第9期(1934年10月1日),转引自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页。

(28)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29)陆庄:《小学教师课余生活问题》,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12、14页。

(30)心英:《邮务员工的娱乐问题》,《上海邮工》1933年第5期。

(31)关于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生活状况,参见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32)陆庄:《小学教师课余生活问题》,第41页。

(33)黄影呆:《职业青年的进修问题》,《上海生活》第3卷第9期(1930年)。

(34)《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成立纪念册》,(上海)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79页。

(35)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36)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57页。

(37)公怀:《旧书业在上海》,《上海生活》第3卷第10期(1930年)。

(38)阿英:《城隍庙的书市》,原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收入《阿英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76页。

(39)穆木天:《弄堂》,原载《良友画报》第110期(1935年10月),收入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第104页。

(40)公怀:《连环图书在上海》,《上海生活》第4卷第1期(1930年)。

(41)大鲁:《漫淡连环画的发展史》,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第534页。

(42)茅盾:《连环图画小说》,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第522页。

(43)《街头的穷人》,《良友》第75期(1933年);《上海街头文化》,《良友》第103期(1935年)。

(44)李欧梵:《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7页。

(45)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6)史蟫:《文艺咖啡》,陈子善编《夜上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47)史蟫:《文艺咖啡》,陈子善编《夜上海》,第222页。

(48)高列彭:《大学教育破产的声浪》,《生活周刊》第6卷第2期,1930年12月。

(49)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50)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51)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包玉珂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52)张若谷:《珈琲座谈·代序·致申报艺术界编者》,上海真善美书店1929年版,第6页。

(53)张若谷:《珈琲座谈·代序·致申报艺术界编者》,第7页。

(54)张若谷:《珈琲座谈·代序·致申报艺术界编者》,第6-7页。

(55)张若谷:《俄商复兴馆》,陈子善编《夜上海》,第218页。

(56)张若谷:《珈琲座谈·郁达夫与一女侍》,第24页。

(57)鲁迅:《革命咖啡店》,《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548页。

(58)陈旭麓:《说“海派”》,《陈旭麓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220页。

(59)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60)陈亮:《当夏之幕序展开后》,《上海生活》第3卷第7期(1930年)。

(6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78页。

(62)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63)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64)叶灵凤:《辟谣》,《文艺画报》第1卷第3期(1935年2月)。

(65)阿英:《城隍庙的书市》,原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收入《阿英全集》第7卷,第176-177页。

(66)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67)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河北师院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68)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5页。

(69)赵修慧:《赵家璧与内山书店》,《出版史料》2006年第3期。

(70)王映霞:《王映霞自传》,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9-82页。

(71)姜秀花:《内山完造及其内山书店》,《高校图书馆工作》2009年第4期。

(72)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第34页。

(73)王晓渔:《鲁迅、内山书店和电影院——现代知识分子与新型媒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74)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第15页。

(7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76)叶浅予:《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第93-95页。

(77)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汪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第343页。

(78)《美术联合会展期两天》,《申报》1927年9月13日,第21版。

(79)1934年8月31日《座谈会的告白》,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种,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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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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