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宋之际是中国书籍形制从卷子本到册子本演替的关键时期。受到域外书籍文化的影响，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等方册形态在唐代社会上已经比较常见。册子本的制作成本更低，文本容量更大，翻检更为便利，但单纯的技术优势并不足以解释士人阶层对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形制的接受。佛教的册子本大都是需要时时诵读、使用的经典或仪轨，而更具标志性的大藏经仍用卷子本，说明佛教并未真正把册子本看作一种正规形制，反映了宗教的保守倾向。为了便于隐匿和翻检，唐代科考中考生携藏和官方提供的经史、韵书等参考书也是册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地位。五代监本经书对册子本的采用，以监本的权威性和示范性确立了册子本的正统地位。粘叶装和缝缀装两种册子本形制在宋代均比较流行，后者被淘汰的根本原因是其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不够适配。
关键词：卷子本；册子本；佛教；科举；印刷
从卷子本到册子本，是中国书册制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使得后者取代前者，成为印本时代中国书籍的标准形制。这一演替发生在唐宋之际，可以视为中国书籍形制的唐宋变革。在西方，册子本从公元4世纪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卷子本，并在中世纪成为主导性的书籍形制。研究西方古代的书籍制度，册子本的起源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一种士人阶层不屑使用的图书装帧形式，何时演变成为有资格承载文化典籍的书籍形式？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哪些深层社会力量推动着西方书册制度完成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皆是西方学者致力于解答的问题。中国册子本的出现虽然晚于西方，但也同样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关于西方书册制度变革的动因，西方学者已有很多讨论，最经典的便是C.H.罗伯茨和T.C.斯基特合著的《册子本起源考》。该书认为，基督教的兴起是西方卷子本演变为册子本的主要原因。罗杰·巴格诺尔《埃及早期基督教书籍》则将其看作罗马化趋势的一种表现。反观中国书册制度变革的动因，以往的研究多仅强调册子本的便利性，但单纯的技术视角并不足以说明唐宋时人尤其是士人阶层为何会接受一种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形制，并使其取代了长期通行的卷子本，成为新的标准书籍形制。要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仍需综合考虑技术史、社会史和观念史等因素。
一、唐代书籍形制的多样化和册子本的出现
从敦煌遗书看，唐代的书籍形制比较多样，除了作为标准形制的卷子本外，还有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叶子）、粘叶装、缝缀装等装帧形式。卷子的历史十分悠久，简帛时代的简册通常就是以卷起的方式收藏。进入纸本时代以后，书写载体虽然由简帛变成纸张，但收卷方式并无变化，书籍还是卷子本的形态。梵夹装由印度传入，但未能广泛流行。敦煌、吐鲁番发现的纸质梵夹装佛典，多为藏文写本，汉文很少,且时代多为西州陷落于吐蕃之后,应是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经折装则是受印度梵夹装写本的影响，对卷子本进行改造的产物。S.5665为现存最早的经折装实物，两面分别抄写于唐高宗及武周时期。宋代以降，人们经常将经折装与梵夹装混同，也从侧面说明了两种装帧的相似。旋风装是一种将横宽纵窄的散叶上下堆叠后，粘连右侧纸缘而成的书籍形制，唐人称为“叶子”。旋风装改变了卷子本和经折装的粘连方式，即将纸叶首尾依次粘连改为右侧粘连，从而形成一种横宽纵窄的大开本册子。粘叶装则是先将单张纸对折，再将若干折叶叠放，用糨糊在折缝外侧粘连为一册，开本较小。现存最早的实物是不晚于8世纪初的S.5478《文心雕龙》。缝缀装是先将多张纸叠放后从中央对折，形成一叠，再将若干叠叠放，用线穿连各叠折缝处，使多叠连缀为一册。这种装帧与西方中世纪的册子本基本相同，应是受到西方写本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
从外部形态看，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均属于册子本，与卷子本卷束而成的圆筒形有显著差异。唐代之所以会出现众多新的书籍形制，应与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外来文化的传入有关。与外来文化一同传入的是梵夹装、缝缀装等新的装帧形式，从而刺激了中国书籍形制的更新与变化。
二、册子本的技术优势
最晚到8世纪，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等书籍形制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比较常见。与卷子本相比，这些新的书籍形制具有以下优势：
其一，制作成本更低。卷子本一般只使用正面书写，而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则通常是双面书写，可以减少所用纸张的数量。
其二，文本容量更大。唐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曾对比梵夹和卷子两种形制的容量差异：
（拘那罗陀）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
二百四十夹之梵文佛典，经过翻译后抄写到卷子上，竟多达二万余卷。即使考虑到梵汉文字的差异和贝叶经两面书写而卷子本仅写一面的情况，两种形制在单位容量上的差距仍然很大。与此类似，册子本通常也是密行细字，因此能在单位容量上超过卷子本。容量更大又带来了节省空间、便于携带的好处。
其三，翻检更为便利。卷子本卷舒低效，翻检不便。册子本则可以直接翻叶，快速找到所检内容。
正因册子本在成本和使用上具有明显优势，学者们往往将其看作册子本取代卷子本的根本原因，但这种技术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册子本对卷子本的全面取代。首先，官方及精英阶层的书籍制作对于成本并不敏感，不会因此轻易改变原有形制。其次，容量的问题可以通过压缩行距、缩小字号来实现，与形制没有必然关联。敦煌遗书和日藏写本中均有密行细字的卷子本，如S.364、BD14630等《金光明经》写本即为行34字左右的细字写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长寿三年（694）写本细字《法华经》一卷，卷端题“妙法莲华经七卷一部成”。每纸56行，行32字，容字约是唐代写经标准行款（28行，行17字）的四倍，故能将原本七卷的《法华经》抄于一卷之上。再次，对于翻检便利有较高需求的是韵书、彩选、类书等特定类型的书籍，其他书籍通常为顺序阅读，翻检的需求比较有限。因此，册子本的勃兴，仍要寻找技术以外的因素。
现存的册子本绝大多数都是篇幅不大、日常使用的小册子，与用于重要典籍书写的卷子本分属不同应用范畴。卷子本长期流行形成的典范性，使得时人仅将册子本看作一种临时的、非正规的书籍形制，一旦财力允许，还是要制作卷子本。这就需要回答：士人阶层为何会接受一种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形制，并使其取代了长期通行卷子本，成为新的标准书籍形制？也就是说，观念的转变，才是册子本得以成为主流的关键因素。
三、佛教与册子本：日常使用的便利性与宗教的保守观念
唐代的大藏经普遍采用卷子本。开元十八年（730），长安西崇福寺沙门智升撰成《开元释教录》，其《入藏录》著录诸经经名、卷数、合帙及纸数。贞元十六年（800），长安西明寺沙门圆照又撰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体例与《开元录》相同。卷数、帙数和纸数的著录，均与卷子本的形制相关。不过，从敦煌遗书实物和日本入唐求法僧人携带回国的佛教文献看，当时已经出现大量册子本的佛典。敦煌遗书中，册子本抄写的内容以佛经最多，且涵盖以上四种册子形制。
日本求法僧中最著名的是所谓“入唐八家”，即日本平安初期（9世纪初至60年代）相继奉敕随遣唐使入唐留学的最澄（767—822）、空海（774—835）、常晓（？—865）、圆行（800—853）、圆仁（794—864）、惠运（800—871）、圆珍（814—891）、宗轈（809—884）八人。他们在回国时携回大量佛教典籍和图像、法具等，并编有目录。其中，最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详细记录卷、帙及纸数，可能是卷子本。空海《御请来目录》仅有卷数,但其携回的佛典大部分仍然保存在京都仁和寺灵宝馆，即著名的《三十帖策子》。这些写经主要出自唐代经生之手，也有空海和橘逸势的亲笔。第十四帖《不空索经》末有空海手书目录，均为经名简称＋策子＋几帖的形式，如“《华严》策子四帖”“《六波罗蜜》策子一帖”等，合计三十九帖。可见其原始形制即为策（册）子本，帖是量词。从现存实物看，属于粘叶装册子。常晓《常晓和尚请来目录》、圆行《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仅有部数、卷数，形制不明。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著录《净名集解关中疏》四卷、《净名经关中疏释微》二卷，注明“已上二部六卷同帖”，说明是二书抄于一册。《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中，《天台大师观心诵经》等十六部章疏传记及《杭越寄和诗并序》等十一部外书均以“帖”为单位，也说明为册子本。《惠运律师书目录》中有十三处标明“已上×卷为一策子”，即有十三个册子本，计七十四卷，约占目录所载总卷数的三分之一。此外又有《搜玄记科文》一十五帖、《苏州报恩寺政兴大师碑铭》一帖。圆珍《智证大师请来目录》著录十个“册子”。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著录的密教经典、仪轨，更是几乎都注明为“策子”。
不过，也不能因此认为佛教（尤其是密教）对于册子本有独特的偏好。空海等人之所以采用册子本，更可能是为了节约抄写经费和时间。可以拿最澄作为对比，最澄渡海前，东宫（后来的平城天皇）赐予金银数百两，经费充足。入唐后，还曾得到台州刺史陆淳的帮助，为其提供了纸张和书手。因此，最澄携回的佛典采用了当时的标准形制卷子本。最澄是还学生，空海是留学生，身份、待遇要低于前者。空海在《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中说：“今见于长安城中，所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及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竭力涸财，趁逐图画矣。然而人劣教广，未拔一毫，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日车难返，忽迫发期。心之忧矣，向谁解纷。”可见在长安写经时经费枯竭、时间紧迫，故而采用更为经济的册子本。《三十帖策子》无界行，除了雇佣经生，空海也亲自抄写，且书体多为行草，以节约经费与时间。
此外，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与空海同时而稍早的药山惟严（746—829）曾说：“更有一般底，只向纸背上记持言语，多被经论惑。我不曾看经论策子……莫只记策子中言语，以为自己见知，见他不解者，便生轻慢。”不说卷子而说策子，似乎反映了当时策子本佛典的流行。但禅籍文献关系复杂，宋人的记录不能直接作为唐代语料使用。反而是《祖堂集》中记载惟严“师卷却经”“师曰书卷不曾展”,显然看的是卷子本，上引《景德传灯录》之文似难采信。不过，晚唐时人已用策子来记录禅僧语录，因而遭到主张“不立文字”的禅僧的批评。临济宗慧照禅师（？—866）说：“今时学人不得，盖为认名字为解，大策子上抄死老汉语，三重五重复子里，不教人见，道是玄旨，以为保重。”至晚到此时，用于一般诵读的佛典也已普遍采用册子来书写。《祖堂集》记载香严智闲（？—899）早年从沩山灵祐（771—853）问学之事：
香严和尚……青州人也。身方七尺，情闻利辩，才学无当。在沩山众中时，击论玄猷，时称禅匠。前后数数扣击，沩山问难，对答如流。沩山深知其浮学未达根本，而未能制其词辩。后因一朝，沩山问曰：“汝从前所有学解，以眼耳于他人见闻及经卷册子上记得来者，吾不问汝。汝初从父母胞胎中出，未识东西时本分事，汝试道一句来，吾要记汝。”师从兹无对，仾头良久。更进数言，沩山皆不纳之，遂请为道。沩山云：“吾道不当。汝自道得，是汝眼目。”师遂归堂中，遍捡册子，亦无一言可对，遂一时烬之。
沩山灵祐所说的“经卷册子”就是“佛经册子”。再晚一些，五代时法眼宗文益禅师（885—958）也曾说：“诸人各曾看《还源观》《百门义海》《华严论》《涅盘经》诸多策子，阿那个教中有遮个时节？……莫只恁么念策子，有什么用处？”
唐代僧人使用的册子本佛典，大都是需要时时诵读、使用的经典或仪轨。更具标志性的大藏经，则仍用卷子本，说明佛教并未真正把册子本看作一种正规形制，反映了宗教的保守倾向。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译经采用卷子本书写，是其本土化的表现之一。大藏经长期保持卷子本形态，反而使得这种书籍形制拥有了一种典范色彩，难以轻易变更。周绍良曾经指出：
方册形式虽创始于佛教徒，但它并没有被佛教徒所接受，在宋代开宝年间刻印大藏经，即所谓《开宝藏》，仍然采用卷子形式，后来《契丹藏》《金藏》，也都没有改变形式。却是儒家书籍，很快采用了方册式，现存宋代刻书，儒家典籍中没发现过一本卷子本，都是方册式，即其明证。
因此，册子本取代卷子本的原因，仍应于儒家典籍中寻求。敦煌遗书中并未发现册子本的儒家经书，吐鲁番虽有册子本《尔雅》，但毕竟也是辞书，性质上不如其他经书纯粹。册子本的儒家经书，只能从文献中探寻。
四、科举试场中的册子本儒家经书
唐代科举考试最初禁止夹带书册，《通典·选举志》云：“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之所以搜索衣服，就是为了检查是否挟藏书册。《唐国史补》云：“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天宝十载（751），玄宗在勤政楼试怀才抱器举人，就曾发现有举人“私怀文策”，不仅考生受罚，保举官员也受到贬责。不论是制举，还是常举，大概都有此禁。不过，肃宗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旧唐书·李揆传》云：
乾元初（758），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未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詀词，深昧求贤之意也。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由是数（月）〔日〕之间，美声上闻，未及毕事，迁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
李揆认为，试进士文章重在考察铺陈为文之能力，而非记诵文字，故而直接由官方提供经史及韵书等参考书。这种政策此后一直行用，故长庆元年（821）白居易在《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说：“伏准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温庭筠《乾撰子》记梅权衡故事，云其“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为奇才”,也说明当时人普遍携带书册入试，政策上并不禁止。晚唐时期政策如何，史无明文。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礼部贡院奏新立条件，其中就有：“怀挟书策，旧例禁止。请自今年后，入省门搜得文书者，不计多少，准例扶出，殿将来一举。上铺后搜得文书者，准例扶出，殿将来两举。”因知此前已经重行禁止政策。只是政策执行并不严格，后晋开运元年（944）窦贞固奏疏中就有“近年以来，虽见怀藏，多是容纵”之语。
初唐时进士科只试策文，高宗后期改为帖经、杂文、策文三场，中唐时又将次序调整为杂文（诗赋）、帖经、策文，允许自带或官方提供经史、韵书的场次应该是杂文一场。作诗赋时，押韵需以《切韵》为依据，所以需要韵书。一些诗赋题目出于经史之文,也需要相应书籍以为参考，以明题意。甚至部分诗赋所定韵脚，也有经史来源。如上举梅权衡故事，所试赋题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出于《礼记·乐记》和《祭义》。
为了便于隐藏，举人私自携带的参考书必然是小开本的册子，也就是上引文献中提及的“书策”，“策”即“策子”（册子）。考虑到翻检的需求，官方提供的标准参考书应该也是册子本，而不会是卷舒不便的卷子本。因此，当时一定存在不少册子本的儒家经书，既便于平日诵读，也可为科举考试之参考。虽然仍偏于日用，但毕竟与科举建立了一定的关联，官方标准参考书对于册子本的接纳，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地位。当然，这还不足以推动册子本取代卷子本，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应是五代国子监雕印九经。
五、印刷与册子本：五代国子监雕印九经的示范意义
刘国钧曾指出册叶制度“是由印刷术固定下来的”,但未详述理由。具体而言，其标志性事件应是五代国子监雕印九经。监本九经的刊刻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中经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才全部完成，由历仕四朝、终始其事的田敏将历年所刻九经三传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一并进呈。《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部·刊校》载：
周田敏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广顺三年六月，敏献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五）〔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策。
“一百三十策”即“一百三十册”，《五代会要》即作“册”。作为一项国家工程，五代国子监所刻经书并未采用传统的卷子本，而是选择了民间日常使用的册子本。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其一，监本的刊刻是为了向社会提供标准文本，希望能够广布天下，因此需要控制成本，而册子本的成本显然要低于卷子本。
其二，作为儒家经书的标准文本，监本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科举用书。而在时人观念中，科举用书的常见形态就是册子本。因此，监本采用册子本形制，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五代国子监雕印九经，系首次以雕版印刷技术出版儒家经典，标志着官方对这种新技术的正式认可。此后，儒家经典的权威文本由写本、石本变为印本，确立了印本书籍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而在书籍形制方面，监本经书同样以其权威性和示范性确立了册子本的正统地位。北宋国子监刻书，皆沿袭五代故事，册子本在四部典籍的官方出版方面完全取代了卷子本，成为印本时代的标准书籍形制。
六、粘叶与缝缀：两种册子形制的竞争
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的外在形态均为方册，但经折装是在卷子本基础上的改进，制作时仍要先将纸张粘连，不够简便。后三种形制则完全抛弃了卷子本的束缚，面对一张张纸叶，采用新的装订方式。旋风装将散叶堆叠后粘连一侧，最为简便，但失于开本过大。粘叶装、缝缀装先裁剪纸张，再折叠，最后装订，形成的开本较小，最适合日常携带与翻检。因此，册子形制的竞争最终在粘叶装和缝缀装间展开。
从敦煌遗书中的实物看，粘叶装和缝缀装两种册子形制在晚唐五代都比较流行。粘叶装的制作比较简便，但糨糊容易脱落；缝缀装的装订比较牢固，但制作更为复杂，两者各有利弊。而到了宋代，粘叶装册子逐渐成为书籍形制的主流，缝缀装册子则走向消亡。对于粘叶装与缝缀装的优劣，宋人早有讨论。北宋王钦臣《王氏谈录》“录书须黏叶”条载其父王洙（997—1057）之言曰：
公言作书册，黏叶为上，虽岁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叶第，足可抄录。〔……〕次叙。初得董子《繁露》数卷，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缀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命其家所录书作黏法。
据文义，“次叙”上应有脱文。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转引此文作：
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绶）谈之，公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
两相对照，知今本《王氏谈录》脱“屡得”至“即难”十七字。又一作“缝缀”，一作“缝缋”。“缝缀”之义甚明，即以线缝制缀合，故有学者认为“缝缋”乃“缝缀”之误。然宋人将缝缀装的册子称为“策䙌”或“䙌册”，如周辉《清波杂志》云：“大父有手札药方，乃用旧门状纸为策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加减一卷”条云：“此本作小䙌册，才十余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正’。盖承平时禁中书也，不知何为流落在此。”又卷四“高氏小史”条云：“今本用厚纸装䙌夹面，写多错误。”《广韵》：“䙌，纽也。”南宋道士褚伯秀说：“学之博喻，如结绳屈。”宋元人常说“圈圚”“圈䙌”“圈缋”“裷䙌”，皆指圈套。可知“䙌”有绳套之义，于“䙌册”则指纸面所穿之孔眼。而“缋”为“䙌”改换表意偏旁之异体，不宜以误字视之。
按王洙乃北宋真宗、仁宗间人，其时雕版印刷技术虽已较为成熟，但印刷业主要由官方主导，刻书花费较高，所刻种类有限，当时的书籍仍以抄本为主，王洙即据抄本而论。若为刻本，当时版心通常记有叶数，即使书册解散，亦无错乱之虞。缝缀装册子以叠为单位，每叠包含若干对折叶，只有中间一叶的四个半叶在文本上是连贯的。一旦缝线断烂，书叶解散，就很难复原原有次序。所以，王洙等人才认为缝缀不及粘叶。针对粘叶装糨糊容易脱落的缺点，宋人也有相应的改进办法。据王钦臣之子彦朝说，其先人“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陆游也说：“前辈传书，多用鄂州蒲圻县纸，云厚薄紧慢皆得中。又性与面黏相宜，能久不脱。”即选择厚薄适中、与浆糊黏合性好的纸张，并控制每册书的厚度。当时的藏书家如王洙、宋绶（991—1040）、孙觉（1028—1090）、钱勰（1034—1097）等及宋代馆阁抄书均用粘叶装。
不过，断线散乱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大概只有公私藏书家比较在意，并不足以成为缝缀装在整个社会中消亡的根本原因。两宋之际的张邦基说：“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说明当时用缝缀装册子抄书的情况仍比较常见。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过西夏汉文缝缀装册子,黑水城则出土过西夏文缝缀装册子。杜伟生曾总结缝缀装的三点劣势：（1）印刷时排版困难。（2）制作复杂。（3）不适应宋代以后纸张变薄的趋势。其中，制作复杂的劣势一直存在，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无关。纸张变薄使得书叶容易被线勒断，有一定道理，但粘叶装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第（1）点，即缝缀装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不够适配。对于写本，为了避免麻烦，缝缀装册子一般应先装订后书写，因此不存在排版的问题。但印本的制作流程与此不同，只能先雕版、刷印，再装订。一般而言，版片是横宽纵窄的形式，刷印后的纸张在装订时再折叠，形成两个连续的半叶。而缝缀装册子中的大多数半叶都是不连续的，中间往往间隔多个叶面，这就需要在雕版前先根据装订时每叠的叶数进行排版工作，十分复杂。因此，对于印本书籍，自然会优先采用粘叶装。若是双面印刷，粘叶装也需要排版，但比缝缀装简易很多，只需保证B面与C面为一组、A面与D面为一组即可。若是单面印刷，则完全不用考虑排版问题，其印刷、装订后的形制即宋元时期流行的“蝴蝶装”。宋代已经进入印本时代，缝缀装虽然还在被用于写本书籍，但随着印本书籍所占比例的提升，缝缀装的使用空间也在被不断压缩，直至消亡。同时，印本书籍的标准化与示范性也使得粘叶装在时人观念中越来越趋向标准书籍形制。
七、结语
卷子本是写本时代的标准书籍形制，而在唐代，一些域外装帧形式的传入，刺激了中国书籍形制的更新与变化。至8世纪，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等方册形态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比较常见，开启了卷子本向册子本演化的进程。这些形制并非是线性发展，而是同时存在，相互竞争。与卷子本相比，册子本制作成本更低，文本容量更大，翻检更为便利。但单纯的技术优势并不足以撼动卷子本的地位，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一些推动力。
敦煌遗书中的册子本大都是佛教文献，但这主要是藏经洞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不能说明佛教对于册子本有明显的偏好。佛教的册子本大都是需要时时诵读、使用的经典或仪轨。更具标志性的大藏经仍用卷子本，说明佛教并未真正把册子本看作一种正规形制，这反映了宗教的保守倾向。唐代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书、史书和韵书等参考书也是册子本，最初只是为了方便携藏和翻检，但毕竟与科举建立了一定的关联，官方标准参考书对于册子本的接纳，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地位。五代国子监雕印的九经，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科举用书，因此采用了册子本这种当时常见的科举用书形制。册子本成本更低，也可以扩大监本的流通范围。监本经书对册子本的采用，是唐宋间书籍形制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以监本的权威性和示范性确立了册子本的正统地位。粘叶装和缝缀装两种册子本形制在宋代均比较流行，虽然宋人明确表示粘叶装相较缝缀装有不易散乱的优点，但缝缀装被淘汰的根本原因还是其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不够适配。总之，中国古代的书籍形制在唐宋间经历了从卷子本到册子本的演替，技术因素之外，科举和印刷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